达尔文也是个坚定的拉马克主义者，坚信获得性遗传 

许多人看到这个标题时，可能非常吃惊。达尔文怎么可能相信“获得性遗传”？达尔文不是创造了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学说”吗？ 
在这里，许多人，包括那些以『进化论专家』自居而传播进化论的人,都发生了逻辑上的偏差。他们都认为“获得性遗传”和“自然选择”是对立的两个理论，而事实上，二者叙说了进化论不同的侧面，并非矛盾。 

谈到『进化论』的时候，事实上这里含有三个缺一不可的概念或内涵： 

1）新物种来自哪里或物种可以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吗？ 

2）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 

3）新物种是如何把其新得到的形状稳定地传递给后代的？ 

只有完全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进化论』才能作为一个科学理论而成立，三者缺一不可，或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进化论』的『三位一体』。这往往被许多自以为是的进化论专家所忽略。 

对第一个问题，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在1809年的时候，就给出了明确和肯定的回答：新物种是从旧物种进化来的，高等生物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论来的。拉马克明确认为人是进化自低等生物。对第二个问题，拉马克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而错误的所谓“用进废退”学说：他认为新物种的新性状是因为个体『内在』的驱动力，促使其不停运用某个器官或不用某个器官，导致某个器官的性状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就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且因为“用进废退”，最后导致物种的形成。对第三个问题，拉马克认为『获得性遗传』，就是个体在因为环境改变中而得到的性状可以传给下代，当然也是错误的。拉马克因为正确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50年后，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因为正确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名声大震。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当时的英国非常强大而法兰西已经没落，当时许多外行以为是达尔文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攻击达尔文。其实，50年前，拉马克就认为人和猴子是有共同的祖宗了。达尔文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太大的新贡献，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拉马克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而已。但是，达尔文正确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新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而产生的。达尔文不认为因为动物内在的愿望，使有用的器官越来越有用，没用的器官越来越没用，而是因为那些存在的器官能使生物体被自然选择了下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在这里，达尔文把新物种形成的力量交给了大自然的选择力量，而不是如拉马克认为的那样是生物个体一直内在的驱动力。著名的例子如长颈鹿的长脖子，拉马克认为是长颈鹿想吃到高处的树叶而伸长脖子，这个伸长的脖子可以遗传，于是，只要长颈鹿想吃高处树叶，它们的脖子就会越来越长，达尔文认为，长颈鹿的脖子的长短，是随机突变的，但是，只有长脖子的长颈鹿能够吃到高处的树叶，有生存优势，于是被自然选择了下来。那么对第三个问题，达尔文的答案和拉马克几乎是一样的：『获得性遗传』。达尔文也坚定地认为，生物个体因为环境变化而得到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达尔文在家养动物的变异这书中，“充分”地认为环境或人工导致动物的性状的改变会遗传给下一代，不过，达尔文比拉马克高明的是他认为只有那些能让动物适应环境和自然的变异才可以遗传给后代，而拉马克没有看到这点。为了进一步解说『获得性遗传』，达尔文采用了古老的“泛生论”来解释生物的遗传：生物体的每个体细胞会释放一种叫“pangene”『泛基因或泛遗传物质』的非常微小的颗粒，然后生物体各个部位的这些『泛遗传物质』就汇集到生殖系统里面去，通过生殖系统，传给后代。在这里，达尔文明确地认为，如果因为环境改变而导致生物体某个部位的改变，比如锻炼使肌肉强壮，就会释放相应的『泛遗传物质』，那么，得到来自强壮肌肉的『泛遗传物质』的后代，如果强壮肌肉能使生物体更适应环境，那么“强壮肌肉”这一获得性的性状就遗传给后代了。 

对第三个问题，达尔文当然是错得一塌糊涂。 

几乎同时的奥地利修士Mendel发表了其关于豌豆的遗传学论文，正确地回答了进化论的第三个问题：一种小颗粒的遗传物质，能稳定地从亲代遗传给后代，这个小颗粒就是“基因”，由DNA组成。亲本突变的性状，必须是通过生殖细胞的DNA传递给后代。孟德尔似乎无法正确回答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因为他信奉上帝。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位，基本只正确地回答了三个其中的一个问题，当然，对第一个问题，达尔文是采信了拉马克的说法。 

对这三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如同支撑『进化论』大厦的三个支架，缺一不可。 

拉马克，达尔文，孟德尔，这三位伟大的科学家，分别正确地回答“物种进化”，“自然选择”和“遗传规律”中的一个问题。如果『进化论』是一座大厦，那么拉马克为这座大厦打下了正确而坚实的基地，达尔文为这大厦竖起牢固的梁架，而孟德尔在这大厦的梁架上，钉满了牢固的铁钉，使这大厦坚如磐石。 

至此，『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理论的大厦，才完全地，牢固地，科学地建立了起来。 

唯有正确地了解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才可以真正地理解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