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起来，这不能算是迷思，而应该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多余的话”：任何学科的理论突破都可能引起应用层面的长足进步，不说也罢。其所以归类到这个迷思系列，是因为这样的高论在中文处理界常常甚嚣尘上，有严重误导青年学子的危害。其结果是喊了多年理论突破，理论并没有突破，反而造就了一批民科妄想家（只是指出这个现象而已，对事不对人，有对号入座者，后果自负）。单这个后果还不算要紧，要紧的是这一说法为应用家的无能提供了心理挡箭牌，使得他们多年来畏畏缩缩，裹足不前：不是我们无能，是汉语太“个别”了（国民党的败将的口头禅就是如此：不是国军无能，是中共太狡猾了）。

 

汉语语法与西文语法真地如此不同，以致现有的语言学理论对它束手无策或难以实行了么？这是一个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然而从应用层面，我们可以回答的问题是：在西文的语言处理中所使用的各种形式化手段和机制（formalism, mechanism and devices）对于汉语是否适用？

 

立委集20年NLP经验，可以负责任地回答这个问题：西文处理的机制和手段对于中文处理大多是适用的、可行的，也许有不够用的时候，需要机制的拓展（not necessarily 理论的突破），但总体而言是用得不够，是不会用、不善用的问题。语法虽然因语言不同而不同，但NLP武器库里的轻重火器大多是独立于具体语言之上的（language independent）。俗话是语糙理不糙的：拉不出矢，不能怪茅坑。

 

拿英语处理与中文处理的比较为例。诚然，由于汉语比较灵活，语言表达对形式化手段倚赖较弱，总体而言处理起来确实比英语要难。英语表达的形式化手段除了功能词（介词等），还包括词尾（如：-ed,-ing,-s,-able,-er），汉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尾形式，只有一些功能小词（譬如：了，着，过，们），而且这些词还常常省略。尽管英语在欧洲语言里面词尾是非常少的了，但是别小看这几个词尾对于简化词法语法分析的作用。中文处理较少这种便利。回到功能词上看，譬如介词连词，虽然英语有的，汉语基本都有，但是汉语省略功能词的时候远远多于英语，这是有统计根据的，也符合我们日常的感觉：往坏里说，中国人比较偷懒，说话不严谨；往好里说是，中国人很懂低炭，能省则省，汉语很灵活。举一个例子，可见汉语的省略是普遍的：

 

（1）对于这件事，依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听其自然。

（2）这件事我的看法应该听其自然。

 

上述句子（2）译成英语，省去功能词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缺少形式化手段的所谓汉语的“意合”式表达方式确实使得中文的电脑处理比英语处理困难。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从量上考察，即汉语的表达比英语往往更省略，更不严谨，更需要上下文。问题的另一面是从难点的性质上来看，中文处理遇到的问题究竟有多少是英文处理中没有遇到过的？我的答案是：很少。很多歧义问题省略问题，英语同样存在，只是不如汉语那么普遍而已。既然问题的性质基本相同，处理问题的机制和手段就同样适用。逻辑的结论就是：英语处理领域积累的经验和手段在中文处理中大有可为。如果有核武器攻下了英语这个堡垒，就没有道理攻不下汉语。只要不做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就没有裹足不前静待理论突破的道理。

 

其实，真正做过西文处理也做过中文处理的同行应该不难认同上述看法。我说的是“真正”，对西文处理浅尝辄止的不算（浅尝辄止的包括NLP硕士课程中的语法形式化游戏：S: NP VP; NP: Det? Adj* NN+; VP: V NP?）。如果你比较深入地implement过一个英语分析器，针对的是大批量的真实语料，你会发现：英语的深入分析所遇到的难点需要调动很多手段，需要很细致的工作，而这些手段和工作也正是中文处理所需要的。我常常这样跟朋友说英语处理和中文处理的异同：如果你做硕士作业，导师给你一周做出一个语言处理系统能够处理50％以上的语言现象，在英语是可行的，在汉语是不可行的。因为你可以下载一个免费POS Tagger，在POS基础上编制一套粗糙的语法交差。然而，如果你要面对真实语料做一个实用的语言分析系统，如果英语需要开发N个月，调动 M 个手段，那么用同样的时间和手段，中文开发也大体可以到位。形象地说就是，中文这座山是陡坡，英文的坡则比较平缓，但是两座大山的高度其实是相差无几的。如果电脑爬坡只求到达山腰，在英文是比较容易的，在汉语则很难。然而， 如果电脑爬坡的目标是山高80%以上的地带，所需资源和手段相差并不大。

 

中文处理有没有特有的难点，甚至难以踰越的障碍，需要不需要理论突破？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很多难点是可以绕着走的，个别难以企及的问题是可以搁置的，因为上帝允许不完美的系统。无论如何，中文处理不能长足进步，是我们应用学家的耻辱和失败，而决不能嫁祸到理论家的头上。

 

处理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立委与工匠同仁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