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七八年三月进大学的人，史称为七七级学生。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人，同学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等，即六三年出生到四八年出生混为一堂，同为班友。
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大学生被后人并称为新三届，以别文革初期的老三届。
新三届特点之一是年龄差距大，特点之二是各行各业齐全，特点之三是百里挑一，入学率仅为百分之四，特点之四是十分刻苦，特点之五是有莫名的使命感。
我班同学中，有破格的高一少年，也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全挤上这一独木桥上，这也是历史少有的现象。
我本人是七七年元月高中毕业，是七六届高中生。文革十年后，第一次高考是七七年十二月进行的。在安徽，我们下一届学生被推迟了半年，即七八年七月才毕业。所以我们在安徽，又以七七届应届高中生身份参加考试的，同时也是安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
到进校时，我已在农村参加了近一年的生产劳动。
一九六五年九月七岁时我上南师附小，文革原因，我在小学读了六年半时间，中学读了五年。整整十一年半中小学生活，有十年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度过的。仅仅在六五年（文革前），七二年七三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这两年半时间内，认真系统地学过一点有限知识，其他时间均在运动中荒废了。记得我当时小学语文课课文主要是毛主席语录和著作，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和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小学生的必修课。到中学，课程设置更离奇。有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农业数学、大地测量、农用机械、生产队会计、手扶拖拉机、赤脚医生等课程，大量时间还必须从事大批判等政治运动和学工学农的实践活动。所以我们这一批人，在学校基本上都未能受到系统全面的基础知识教育，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许多人十来年除了认识几个字外，基本上未学到其他知识，虽叫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准确地说应该算是个半文盲。
当时我们这批文革后期毕业的高中生普遍感到前途渺茫，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感到害怕。尤其听到老知青谈到农村的贫苦，知青的无助和某些干部的劣行后，加上社会上流言四起，小道消息横行，让我们对未来十分恐惧，对自己命运很是担忧。.
当时班级中总有几个相对比较爱读书的人，常聚在一起探讨国内外大事和学习心得，话题主要是政治、文学、地理、历史、人生和理想方面，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我很喜欢历史地理，熟读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儒法斗争史，对中国与世界风土人情、地理地貌尤感兴趣。也喜欢文学政治，特别爱看世界名著，中国古典小说和当代作品，对国际时事、社会热点、政局演变从小就痴迷。
文革中，前期大学全部停办，文革后几年，大学教育开始恢复，但招生是不需要考试的，而是由所谓工人、贫下中农推荐，实际上是领导掌握生杀大权，“走后门”成为当时流行语，毛主席也曾亲自开后门把几个初中女兵弄到北京大学学习读书。那些年，招生人数也不多，当年的那一批大学学生后来被社会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当时我就很向往大学生活的，高中那两年我总是围着来我班实习的工农兵大学生，问长问短，了解大学生活，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他们实习完毕返校后，我还特地去芜湖市安师大拜访他们，体验大学校园氛围，感受大学生活魅力。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正式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在农村获知这一信息的。在此之前，已有小道消息传播，但我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且我很害怕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这条路一断，会不会大学又要停办几年，用来调整整顿。所以有点惶恐焦灼，茫然迷惘，自己吓自己。
高考制度的恢复，这个影响中国千百万家庭的重大事件，宣布是很突然的。那一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一播出，大家奔走相告，十年来的第一次公平竞争被我们碰到了。上大学不用再费神走后门托关系了，要凭真本事竞争，这让几乎所有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子女感到欢欣鼓舞。大学没有停办，还加急春季就招第一批新生，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说实话，当时很多人心里都是不太有底的，毕竟汇聚着六六届到七七届十来年的高中初中生，这千百万人同场竞争齐走这独木桥，而全国录取人数仅仅不到30万。十年来大家从事社会运动过久，对学习已很是陌生，成绩好坏也无法一目了然了，所有人都不知对手文化课水平高低，对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可我对自己水平是充满信心的，对这个中央决定从内心里好生喜欢，激动万分。
我的物理化学不行，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极好，自然我选择报考文科。因为考文科人大多都因数学太差，被逼无奈去报文科，而我数学却是不错的。我考文科话，有巨大的优势，我是很有信心能考取一流大学的。我自信心爆棚，我毫不犹豫地准备报考北大和复旦的国际政治（我从小对国际政治十分喜爱）专业（当年是先填志愿后考试）。但万万没想到，我从农村回城将自己想法告之父母时，遭到他们一致和坚决地反对，并要求我立即改志愿。由于我小学入团中学入党，父母认为我太活跃，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他们认为我学文科一定会犯政治性错误，况且文科生在当时确实生存条件太差。多年的政治运动和生活经验使我父母心有余悸，文科太危险太没有安全感。我父母当时明确说：宁可考不取，也必须弃文科考理工。父母希望我从事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职业----临床医学。父母要求我填的志愿分别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安徽医学院、皖南医学院。
当我回乡把重填的志愿上交时，碰到我父母的朋友，当时我下乡的东塘公社卫生院沈毅院长（后来芜湖市某医院院长）。他坚决反对我学医，他举例他自己，医科毕业，在农村卫生院，生活艰苦，技术也无法提高且地位也低。他鼓动我把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学院改为南京航空学院，他认为工科和航空应有大前景。受虚荣心和逆反心理以及对航空业神秘的向往，在递交表格前，我终于改了自己的第一志愿（好像南航当年在安徽只招十几名学生）。
复习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其艰苦一言难尽。当时正值冬天，那年天气又极为寒冷，我住的农村小室，到处通风，手脚冷麻，用灌热水的输液瓶保持一点温度。白天工作，只有晚上在煤油灯的微弱光线下，苦读半夜。生活也极差，除了水煮大白菜就是纯酱油盐汤，偶尔放一点从家里带来的猪油，那就成为极为鲜美的一顿。苦涩、劳累和焦虑交织在一起。让我不堪负重。最后二十天我实在坚持不下来，就请假回城在家复习。刚开始复习时，化学我只知道O是氧，H是氢，其他几乎完全不知。物理也仅仅知道牛顿三定律，对力学电学一知半解，光学毫无印象。就在这个基础上，我越学信心越小，越学越害怕理化。在完全自学基础上，到高考前我也只通读完一套文革前出版的中学数理化自学教材。在一知半解下走进教室，走进这十年来第一次竞争十分激烈又十分公平的考场，去感受这十年来的第一次异样，第一次公平竞争。这是邓小平给我们的机会，无论考取考不取，当时大部分考生都会感谢他。
当年理工农医科考四门课，即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文科考史地）。12月10日上午，我准时来到我的母校南陵中学的考点，第一门课考的是语文，两个作文题：“跟着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和“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二选一，我选了第一个题目，洋洋洒酒写了几千字，瞎编了一个老革命珍藏<<东方红>>曲谱的动人故事，直到铃声响了才停笔。下午考第二门课理化，卷子一发下来我傻了眼，很多不会做也看不明白。好在我运气好，有道有机化学大分题，那是一长串化学方程式一直到葡萄糖分子式，我中午临时抱佛脚，半懂不懂地把其过程全背下来，包括加温加压等条件都是死记硬背下来的，瞎猫碰到死耗子，这道题分数我全拿到了。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受昨天理化考试的影响，发挥不算太正常。每场考试我都能坚持到最后交卷，能多做一题是一题，能多检查一次就多检查一次，我是很珍惜这次难得机会的。
父母为我们这次高考，也投入很大心血。找书本，找老师，找安静学习环境，他们操碎了心。高考那两天，为了保证我和弟弟的营养，他们不惜血本到大歺馆订购鱼肉菜肴，用以补充我们的身体消耗。
考试完毕后，由于理化考得不十分理想，我没敢估分，认为考砸了，非常懊恼，自认为这次上大学，我是没有希望了。从此有了后遗症，至今为止，经常做梦都是理化题做不出来，没被录取。而我周边考生都自我感觉良好，只有我像个霜打的茄子——蔫啦。垂头丧气，无脸见人，心急烦躁，闷闷不乐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写照，那年春节我是在苦闷、悲观、暗淡氛围中熬过的。弄得我父母和他的同事也确定我是考砸了，都跑来反复劝解开导我，鼓励我打起精神，准备这年六月再考。
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日星期二阴有小雨（日记一则）
今天是春节，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春节，这是一个很暗淡的春节，这是一个难受耻辱的春节，陈琳、王建军、林天祥、谈老师、李明新的儿子都挺兴奋，赵大头认为他高考成绩最少是240分，很可能是280分，信心满满。许多人都说他们总分最少240分，而我呢，考理工的人，理化这门课考得一塌糊涂，自己都不好意思也不敢估分，总分应该在180分到220分之间，这样的分数是肯定无法录取的，丢脸呀。现在不但我认为自己录取无望，我父母弟妹和父母同事朋友受我情绪影响也认为我考不上。妹妹公开说：“大哥肯定录取不了。”朱叔叔也说：“为什么大家意见和你妹妹一样，你要好好反思。”失望、悲观、难受，只能六月份，六月份再干，重新复考一次，从头再来。
我弟弟与我同届，他考完后当时感觉不错，语文他选了第二个作文题，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他就考完交卷，闹的老师认为他畏难退出考试。他语文成绩一贯优秀，写的文章曾被老师作为范本，拿到《新安徽报》上发表。他考理工科，第一志愿为中国科技大学（当年中科大如日中天，盖过清华北大）、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最后是安徽医学院。他文理各科均好，英语尤佳。当年理工科不考英语，但他要求加试英语，是当时罕见的少有现象。当时他数学已学过微积分，理化习题做过几遍，英语可翻译小说，语文深受老师称赞。他考中科大应是囊中之物，我父母和老师对他期望最大。
在我印象中，那一年安徽省理、工、农、医专业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是200分，重点大学是240分，清华北大需跨入260分这道门坎，专科180分就可进入了。当然文科录取人数少，分数线相对高点。
二月十二日，县教育局派人去芜湖市拿高考录取名单，我躲在家里不敢去查，没有勇气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出乎意料，我总分245分，被录取了，且是第一志愿南京航空学院。而我周边感觉良好的考生大多未被录取。我弟弟也考砸了，总分低我6分，差重点大学录取钱一分，差他报的第一志愿学校二十几分，最终被调剂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从理工跳到文科，家里郁闷对象发生大逆转。他不愿去念，想再考。但我父母不同意，怕我党政策多变，放弃上学名额，会冒着政策上不让再考的风险，这是无法承受的。况且弟弟下放在农村，有书念且能先跳出农村，父母自然选择先去上学再说。后来我知道，弟弟数学、理化成绩都比我高，只是语文栽了，但总分并不低。如果他语文成绩和我一样，进中科大毫无问题，而他语文一直都比我好。由于中科大压档，又由于他加试了英语，在最后一刻他被调剂到文科，这就是命运。而我呢，理化考得极差，只有区区可怜的34.55分，数学也只有59.5分，没及格（数学没反映我正常水平），很丢人。而当年文科和理工科，语文、政治、数学用的是同一卷子，差别仅在于理化和史地。而那次史地卷上题目我基本上全会做（我辅导的一个文科生史地都拿了高分），稳拿高分，如考文科进北大毫无问题。唉，一念之差绝了北大的梦，这也是命。
那一年，南中我们这一届学生中，二百多人也只有三人考上本科，不到五人考上专科。而考入本科的三人中我家占有二个，当时在南陵县城引起小小轰动。我们这一届另一个本科生是我的同班好友陈琳。我们两人在班级，一个是团支书一个是班长，并在南中同时入党，他考取了合肥工业大学。
一晃那次高考三十多年过去了，但我总忘不掉。随着时间推移，我也能理解父母当时的决定，对他们所处的背景和苦心有更深了解。时代决定人的命运，人有时是无法与命运抗争的。
我庆幸我搭上了改革开放的这艘船。
当年的准考证
南陵最后一批下放知青证
当年的大学入学通知单
外一篇：
高考随想
作者：建军
1977年12月10日，文革后安徽高考第一日。高考四门课，两天完毕。
10日上午考语文，作文题二选一，一是“跟着华主席，永唱东方红”，二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下午考理化(文为:史地)，物理(历史)和化学(地理)一张卷，各占50分。
1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
全国由此诞生出数十万“七七级”新生，安徽省有8000余人中榜。
我对史地似乎没有印象，只记得理化是一张卷子。我们的物理和化学在中学几乎没有学。当年理化课程改为三机一泵，数学则变成了生产队的四帐一簿。后来我在南中代课，任初三班主任，教室的玻璃全部被学生砸了。只好买白色塑料布封窗保暖，不透气，学生又用笔捅了很多洞。南中现在吹它多好，我知道它曾经多low。
青春易逝，毕竟我在乡村教书，花了二年多时间，有一些自责，怪自己当年没准备高考，被拉下来了！这种包袱背了近二十年，到2000年评为正教授，在三次破格晋升中省下了四年时间，心情才舒缓下来（学校吝啬，通常提升副教授和终身教职是同时给的，于我则分开进行。因此，破格了三次）。当时的感觉是摔倒了不许哭！自己爬起来，接着追。原以为七七级的那一趟列车消失不见了，八四年同寝室的两位室友竟然都是七七级本科直接考研，尚未毕业！谁说往事不可追？！
1976年开始误人子弟，我也不知不觉地混了45年！绝大多数教学时间是在美国折腾的，无关振兴中华，也沒有多少愧疚可言。
吐槽几句美国教授体系。（1）终身教授可以被解雇，在哪里都要学会敬畏！（2）有本事的创新人才不屑于当教授。教授整体很保守，一个萝卜一个坑，抵制课程改革！（3）当教授不搞课题，只靠教书，活不出精神，拾人牙慧！（4）教授生活有规律，自己的评审档案每五年提交一次，除了院长和系里的评审委员会，别人看不到，也无法伤你！因此，教授不怕高官，也不怕校外的大学阀。（5）教授退休有保障，但是发不了大财！
上一辈人在八十年代也处于我们现在的年龄段。大家都是过客，游人不知春将老，往来庭前踏落花！
（注：建军是汉阳一江水的初中同班同学）
外二篇：
跳龙门
作者：立委
我插队一年，考上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77级本科，在安庆师范学院念书。
我和哥哥同届，同年插队，当年遵照父母意愿，都在第二志愿填写了“安徽医学院”。至于第一志愿，哥哥自作主张，报考“南京航空学院”。而我当时没有主见，但自视甚高，只要名牌大学就好。我们那一届是先报志愿后考试，不像后来，考试分数下来后才要求填志愿。我听从爸爸指挥，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遂不管天高地厚，填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当红专业：物理系等离子体专业。等离子体是什么，并不明白，但是总觉得只有这样莫测高深的专业才有资格盖过父业（医学）。
结果，哥哥考取了他的第一志愿，志满意得地寻他的航空梦去了。而我所有志愿全没有中，被硬性“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去，那个委屈！也不是没有委屈的理由。我虽然高考发挥得不好，但是后来了解到，分数线已经达标，完全够格进入第二志愿“安徽医学院”。坏就坏在我“加试”了英语。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外语并不是必考项目，亦不计入决定命运的总分。原因很无奈：尽管当年积累了近十届考生同时报考，竞争激烈，但是很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要是坚持外语必考，将会严重影响一多半考生。我当年要不是多年坚持自学英语，跟着安徽和江苏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只靠学校教的那点ABC，也不敢应试。可怜我加试外语，满以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被优先录取。谁想到，文革刚过，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外语专业生源严重不足，需要把一些加试外语的理工类学生划拉到文科来。就这样，阴错阳差，把个工具外语拽成了专业。当时颇有理工高人一等的心态，被迫进入外语系后，老觉得“误入旁门左道”，这才有坚持自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两年之久。倒是为后来向文理兼科的跨专业方向发展，打下了一点基础。
话说回来，当年幸亏没有如愿进入医学院，否则这个世界只会多出一个平庸的医生。我钻研的毅力还有点，但缺乏爸爸的魄力、手巧和胆大心细。在爸爸的事业昆仑面前，怕只能东施效颦。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识过许多令人佩服的长辈和后进，但我始终最钦佩爸爸。本科很茫然，也很委屈。课程既不正规，也不紧张。但同学素质大多不错，一个赛一个刻苦，跟我一样迷茫。我除了上午上课到场点卯，从来不把课程当回事。下午睡觉，晚上最活跃：苦做数学题，背诵《离骚》、唐诗和宋词。后来在哥哥的引导鼓励下，又投入大量精力写小说，写的都是过去的中学生活掺杂着白日梦，常常通宵达旦。
（注：立委是汉阳一江水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