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不成帮（外一篇）
一人叫单，二人称双，三人名团，四人成帮也。
我说的这四人，都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四人中有我本人，有我弟弟，另两位，一个叫王建军，一个叫陈琳。四人中现在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也是最没出息的那一位，更是唯一退休赋闲在家混吃混睡的一位，他们三位仍在为社会做贡献。
七七年高考时，我们中有三人考取本科（全年级也就我们三人考取本科），王建军大意失荊州，只考了个专科，高考成绩我不错，但我心里明白，我的才华，我的刻苦，我的潜力都远不如他三人，那时我就有自知之明。
陈琳、我和我弟弟
建军（左）和我弟弟
我和我弟弟是小学同班同学，王建军和陈琳在小学也是同班同学，但和我们是不在一个班的。初中时，我与王建军、陈琳同班，我弟弟分到另一个班。高中时，我与陈琳同班，我弟弟与王建军同班。那个年代，我们四人虽然来往还算密切，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从来没有抱团成帮的意愿。我们四人最大共同点就是都喜欢舞文弄墨，比较爱好写作，常常作文受老师表扬，大字报也写得不错。凭心而论，文章写得最优美的是我弟弟，文章写得最有内涵的是王建军，文章写得最粗犷豪迈的是陈琳，四人中我的文章写得最差，空洞乏味，大话假话连篇，难登大雅之堂。
不过，不论在小学，还是中学时，我的名气都比他们三人大太多了。
在小学，我是县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学校红小兵营营长，红小兵纠察大队大队长和班级班长。小学还没毕业，十三岁我填写了入团志愿书，那是文革中团组织恢复时的第一批，学校党支部（当年还没建团支部）一致同意上报城关公社党委。
我们四人一起成名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升初中后，那一年正赶上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特别日子，虽然时间不长，仅仅只有大约一年半，即初一全年、初二上学期，但却让我们四人在年级中名声大振，公认为年级的四大才子，成绩一直领先全年级。
尤其是他们三人，很有点扬眉吐气，翻身得解放的感觉。
这一年半，全中国各中学彻底蜕变，政治与革命再不是学校主课，学习成为学校主旋律。
四人中王建军最认真很踏实，陈琳最刻苦有韧劲，我弟弟最努力特聪明，就是我有点浮，机灵有余，才气不足。
初一上学期，每次考试我们班基本上都是王建军第一，陈琳第二，我第三，有点丢人。我弟弟在他那个班始终第一名，一年半时时间从未变动过。
经过我的努力，后面那一年，王建军，陈琳和我三人成绩在班级交替上升，你追我赶，都憋着气。好在他们两人承让，我占据第一名的时间多点。尤其是我喜欢的地理历史，成绩更是特出，满足了我的自尊心，本来就昂着头的我，现在就昂得更高了。
初二下学期因党内斗争，中共党内左派利用黄帅事件，全国范围对这一年半的学习气氛进行十分有力批判，终止了学校学习知识的热情，他们三人再也没有和我一争的资本了，在学工、学农、大批判成了学校主流后，我成了学校活跃人物，引人注目，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
虽然不学习了，但我弟弟和王建军成了至交，我与陈琳成了知己。
我和王建军总体接触不算频繁，他太藏拙了。和同学来往不多，对班级大事不闻不问，安静少言却腹有诗书，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典型的白专。对小城野惯了的孩子，他是另类。不下河游泳，不上树掏鸟，不玩蛐蛐，不捉知了。尤其受不了他那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气质，客气的让人感到太过正经，礼貌的让人无所适从。初一时我与他交住较多，常去他家坐坐，记得我每次到他家，他都客客气气，让我浑身不自在。每次出门上学，他都要和父母问好道别，似乎家教严格，家风严谨，家训严厉。让我这个不算野的野小孩，感到新奇也感到不适。在我们那个小城里，很少有小孩对长辈这么客气尊重。小城的孩子受约束少，即使我这样书香门第出身的上进学生，野性也难洗脱。他似乎和我们不在一个层次，高我们许多，只能仰视，无法融入。我在班级已经算是够文质彬彬了，但和王建军相比，那就不算什么。
王建军心气很高，傲气自生，不拘言笑的脸上总有一股威严，一丝惆怅。可能是家庭原因，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弟，靠拢组织积极上进的精神不足，有时深沉的让人怀疑他是否是少年，高中毕业时他也没有加入团组织，也没当过班干部。
始终不变做他自己：沉默寡言、认真学习、勤于思考。
我，作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班干部，后来与他交往越来越淡，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结束后，基本不来往了。倒是我弟弟和他关系越来越好，成为知己朋友。他考上北师大研究生后，我在弟弟陪同下去看他，这是高中毕业后第一次相见，他一定要请我们去吃东来顺涮羊肉，那一次是我与他少有的一次畅谈，感觉非常好。
王建军在中学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与他的辩论。
我记得很清晰，那是初二五一节学校运动会期间。
在小城中山公园里，我们讨论小偷小摸和盗窃的区别。我的观点是这有本质区别，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而王建军认为没有区别。大偷小偷都是偷，性质是一样的。本来这个命题对我有利，可是我硬是没有辩论过他。他思辨中展现出的丰富的知识，对概念的把握、偷换和引导尤其是概念的偷换，都是我所缺乏的。他的铜齿铁牙出口成章的能力，那也绝对是一流的。虽然平时王建军寡言少语，但辩论时，像换了个人，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声音宏亮，有大家风范。
其实当时我内心是很佩服王建军，王建军同学思辨能力和刻苦认真精神都让我自叹不如。
我和陈琳关系一直很好，他到我家无拘无束，我到他家随心随意。我当班长时，把他拉进班委会，我当团支书时，他成了班长，我们配合默契，几乎形影不离，我还是他的入团介绍人啦。
陈琳家庭生活比较贫苦，父亲工资不高，文化也低，靠顽强自学当了会计。母亲基本是文盲，在小作坊打点工，贴补家用。他兄弟有三人，从小就自强不息，个个出类拔萃，先后考上名牌大学。陈琳是老大，放学之余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帮助母亲糊火柴盒和编织鞭炮等手工活。所以他从小就能打工挣钱，为了家庭增点收入，减轻父母负担，他吃了不少苦。应了那句名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有时我去他家，也笨手笨脚帮着他干点下手活。
他家可以称得上是艰苦而勤奋的一家，贫困而励志的一家，和睦而坚忍的一家。
陈林同学不但学习努力、机敏聪慧，他的动手能力也是一流的。除能干活挣钱外，也对各种科学小制作有浓厚兴趣。玩无线电、玩航模、玩照相机，因陋就简，无一不精，玩出一片新天地。当年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对他都佩服极了。记得中学时我常去陈琳家，看他专心致志地做一些科学小试验。他酷爱捣捣弄弄，他自己动手自制显微镜、照相机等小仪器都令我们爱不释手。他家的百宝箱里有不少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各种元器件，他装配半导体电子设备更是得心应手，从矿石收音机到五管收音机，不知装了多少台。自然修理收音机更是拿手好戏，找问题准确，修起来迅速，名声在外，左邻右舍都拿自己电器来让他修。在电视机还少见的年代，他已经开始准备，希望不久将来自己也能装配一台黑白电视机。
陈琳是我们四人中最具有科技研究天赋的同学，也是全年级动手能力最强的同学，没有之一。记得初三时，他自制了一台照相机，让我兴奋不已，我拿着他那架照相机，用医院X光片作底片为同学照了不少相片。后期又是他买显影粉，定影粉，自制暗房，自己亲自来冲洗照片。当看到我们形象印在胶片上后，我们几个同学好激动，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
陈琳自制相机拍的照片
生活在家庭贫困中的他总能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努力钻研，让我很是敬畏。他一家五口，过着劳累而又充实的生活。即便如此艰苦，只有他有一点钱，他就会去购买电子原器件，他的小抽屉全堆了各类小玩意儿。在当年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那个家庭，如此执着，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热爱小发明，实属窂见。
他和他们兄弟三人确实都是人中之龙。这个家庭很是了不起，他的父母也让人心生敬意。
我的弟弟身小体弱，是我们年级最小的同学。小学时我们在一个班，我是班长，他是学习委员，初中时他仍然在他们班任学习委员。他年龄虽兜底，学习却一直优秀，数学每次都是一百分，作文经常当作范文全年级宣读。初一初二时，他经常上讲台，顶替他班主任老师，给同学们上数学课，毫不怯场。
详见本书第七章《我的弟弟叫立委》。
说实话，我本人一生以来，我都是眼高手低，把徒有虚名其实难副展现的淋离尽致，要说什么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拿我作例子最恰当不过。详见本书第一章《自我吹嘘》。
四人不成帮 ：我、我弟弟、王建军、陈琳
大学毕业后，我们四人不约而同都去考研究生。表现最佳是陈琳，最差自然是我。
陈琳大学毕业前就考取了中科院上海分院电子生物的研究生，属应届生，也是他们班当年的唯一（八二年三月）。我弟弟考了三次，第一次在校考研失利，第二次分数达线，被被考单位人事处领导面试刷掉，第三次（八三年九月）才录取。王建军更是曲折，屡考屡败，屡败屡考，顽强坚持，终于考上北师大研究生。我呢，考了两次，第一次总分不错，英语差了四分，（做做工作也有机会录取）也是我大意，意外落选。第二次还不如第一次，英语更差，绝了我的研究生的梦。现在他们三人都是专家、教授、学者，王建军是美国著名的统计学教授，陈琳是电子生物工程的领军人物，而我弟弟是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方面的专家。我呢，就是一个退休混吃等死的老头，对社会没有丝毫贡献。和他们比，那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但我并不丧气，虽也吃着地沟油，喝着毒奶粉，比那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对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高度警惕，对俄国高调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齐声点赞的爱国志士大多强一点，生活似乎好一点。
希望有一天，我们四个人还能相聚畅谈，此生不知能否实现。
外一篇:
建军自述
作者：建军
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
自吹曾经厉害的人，过去未必厉害，而现在则更是江郎才尽了！我就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那一类人。
不过，不吹白不吹，吹牛不纳税。胡乱再写几句吧！
我是在1992-1993学年毕业找工作的。当时，中国领事馆发行的《神州学人》有一个统计，不到2%的中国留学生毕业进入了教授序列。而那一年美国经济衰退，少了退休人数，我们学校只招了三个人。我申请的是助理教授或副教授职位，吸引了八十多个申请者！电话筛选后，最终现场面试两人，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人是密歇根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单身女博士。招聘委员会四个成员，分属两个系。她得到了其中一个系两成员支持，委员会主席是一个单身男性副教授。面试时，他与那个候选人在发展恋情！我是第一个面试的。那个主席看似友好，暗地里拉着另外一位副教授竭力反对我。回头看，可以理解。他当时问过一个问题，“你是外国留学生，国家有规定，在本国招不到人的情况，才可以招你。你在学业上有哪些长处？” 应急发挥，我说我的学习经历能用“多快好省”概括。（1）我修了很多课（90多个学分）完成了两个不同专业的毕业论文；（2）我修得快，三年拿到了两个学位；（3）我的纪录好，成绩单几乎全是A；（4）我是靠奖学金留学的，省吃俭用，只对学习感兴趣。收不住口，话说冲了，本该后悔。沒想到却给支持我的另外两位成员提供了炮弹。也是走运，其中的一个教授交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做女朋友，立场坚定。最终，院长选了我，那个委员会主席气极败坏，痛骂了那几个支持我的人！
因为所教的课程跨系，院长把我放在了反对我的那个系，以平息那边的不满。身在屋沿下，我谨小慎微，新任的系主任则好高骛远，时不时跟我吹顶尖的杂志（他自己也没曾在上面发过文章）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课题。
总之，指兔子让我撵。结果，我侥幸都撵到了！
对不起，不能白干，若不破格晋升，我走人！结果，屡屡破格 — 1997年任副教授、2001年任正教授，把十二年缩短成了八年。在我任正教授时，那两个反对我的同事仍是副教授！再往后，便是我当系主任的两届任期了。那一段经历也为后来得全校的科研奖（2014年）和整个大学系统的奖项（2018年）铺平了道路。吹一吹，一辈子就完了！
山上没老虎，能混就混吧！
我还是格局太小，患得患失，骨子里缺乏自信，至多只会寻章逐句，源于市井，终究算不得上诸葛心目中的“君子儒”。在人生的关键决策方面也一贯保守，没有进取心。八六年去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当时没有物理系）面试成功，我因为女友（加上不愿教普通物理），自己安排去南京大学物理系，辞了清华大学，不愿脚踏两只船。而邻专业的师妺却许了两家，她去了南师大，学校便把我填入了她剩下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我还指望去南大成家呢！
后来在美国曾面临去密苏里州立大学当院长和去埃默里大学教书的机遇，面试成功又退缩了。不过，密苏里那位要雇用我的教务长一年后被解职了，埃默里大学的那个系前年也被解散了，同事们都分遣到其他系。赛翁失马，难说好坏。认命与否，还是自己天分有限，努力不够，性格影响前程！
适者生存，我想起了当年在堪萨斯的室友。此人是文革前的研究生，当时的校名是武汉水电学院，现在归并为武汉大学。来美时作为访问学者，国内任副教授和科研所副所长。老布什总统当年决定让所有1990年4月前来美的中国人员申请绿卡。这个室友便逾期不归，留在美国申请绿卡。他比我大近20岁，英语读写尚可，听说差点。没有更好的谋生手段，便进入了中歺馆当大厨！最终，买下了别处的歺厅，老婆儿女都接过来了。另一个隔壁的室友，当时是内蒙农牧学院的教务处长。他不会英语，搞农机设计的。放弃了美国的绿卡机会，回国便提升为大学校长，一干就是十几年。碰巧两人属于极端状态。一个是鲁滨逊似的人物，不顾外观，生存第一。另一个爱惜羽毛，有所不为。他们年龄相仿，以儿孙辈看来，当大厨的似乎更实惠一些。从个人体验看，当校长的比当大厨的 不知道要强过多少。
从大厨混到老板 那种艰难心态 难以想象。不过，大学校长的孩子要到美国留学还要费一番周折。而大厨的孩子可以避免了国内的高考，移民过来直接入学。
当年公费访问学者也是挤破头的机会！后来，大学发现室友滞留不归，还专程派人携公文来美，劝他回去，不影响校际交流关系。同时，承诺回去便是正所长、正教授！室友看穿了大局，像他那样的年龄，没有北京的那场风波，他绝无留下的理由。偶尔他与国内的夫人通电话，互相鼓励，坚决不回！大学可能也在做他夫人的工作。他既然能够从大学的人尖子屈尊去当大厨，也不在乎别人眼光。其实还是有一点在乎。在大学城的留学生朋友，虽然奖学金少于大厨的月薪，大家都怀揣梦想，看不起他的活法。我到加州后，他就换了一个地方，盘下一家歺馆，自己当老板。让我过去海鲜招待，谁愿意开两天的车去吃那一顿饭？留学生的那份孤独，在年长的朋友引导下有所排遣。每到周末，大家常聚在一起包饺子，大厨免费提供啤酒。当大学校长的那位借酒进言，希望大厨早日结束漂泊，大厨则拒绝那份同情！
（注：建军是汉阳一江水的初中同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