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生活在讲理想的年代，尤其从小学到大学这期间，理想教育铺天盖地，整个一个“灌输”制度，共产主义是最终理想，工农兵是职业理想，一说到理想，我的作文我的演讲大都千篇一律的都是这些，下意识不用思考脱口而出.
毛泽东时代，理想是个让人热血沸腾的伟大梦想，在那个讲理想破四旧搞革命的年代，人人都颇有身在中国胸怀世界的气概，为了把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苦大众拯救出来，负有使命感的中国青少年激情燃烧，斗志旺盛，生命、尊严、人权都是不重要，摧毁世界旧制度，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成了一代人心中神圣理想。那么的狂热，那么的激荡，理想有时真能让人性格扭曲，理想有时真能让人失去理智，理想有时真能让人不择手段。
有时，理想显得十分可怕。今天时下中国法轮功、传销等也隐隐能看到其厉害之处。
其实我言行是不一致的，我有私字一闪念，从小到大也未真正想当过工农兵的，而且我的理想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但都是内心真实渴望的。
在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这期间，我最大理想是想自己成为孙悟空，去学艺，七十二变，长生不老不老长生，一个斛斗十万八千里，这让我太向往了，太欣慕了。想吃的能变，想穿的能变，还可以打抱不平，为弱者撑腰，太爽了。
小时候，我家乡夏天有个习惯，家家户户到傍晚都搬竹凉床出来，一家人都在室外乘凉。那个年代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夏天太热无法入睡，大人小孩都摇着扇子在室外过前半夜，也有人把床搬到外面过整夜的。每家凉床连着凉床，很是热闹。大家说话聊天，来打发时间以度过难捱的盛夏。每一小片乘凉群中，总有一两个会说故事的，每晚无偿的为他人说着故事。他的身边围着最多的是小孩，故事最受欢迎讲得也最频繁的是西游记。讲故事人百讲不烦，听故事人白听不厌，我是其中最忠实的听众。虽然有时也听三国演义，听隋唐演义，听林海雪原，但最喜欢听的仍是西游记，最崇拜的仍是孙悟空。整个夏天孙悟空占据我脑海，也成为我向往的目标。
但到小学五年级起到初中毕业时，我的理想变了，我突然雄心万丈，想当中国的总理。
于是我拼命看书，中国哲学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知识都曾认真研读，我订阅了大量报纸与杂志，包括当时保密的《参考消息》。我熟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首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该国基本情况。如阿尔及尼亚的尼迈理、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一世皇帝、日本的佐腾荣作、缅甸的吴奈温、巴基斯坦军人总统叶海亚汉、阿尔巴利亚的霍查和谢胡等等等等，对美国阿波罗登月和智利军人政变也十分关切。小学毕业前我曾在一次大人的座谈话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座谈会)，畅谈美国黑豹党运动的起因和发展状况，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也让我的校长对我刮目相看，从此校长对我赞赏有加。
我还钻研马列的中文译著，还通读了毛选四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努力写学习心得和大批判文章，为当总理积极准备积累知识。当时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似乎总理位置抻手可及，舍我其谁也？每天激动，每天策划，每天苦读，使不完的劲，出不完的力，天天都在亢奋之中。
进高中和下放农村前半段时间里，我的理想又变了。
也许是长大了，也许是面对现实了。我的理想更贴近实际，更有可操作性了，也更不伟大了。
当时最大理想是当个县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
我太爱看书了，县城图书馆和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书，我全部看完了。我感觉一生如果能天天免费看书，那绝对是十分幸福的。
如果当个图书管理员，每天在书架中随意找书，每天能接触最新进的书，那是多么畅快人生呀。这个理想，一直维持到我考上大学止。
奇怪的是，上大学后，我反而理想在消失，虽然也积极参加民主墙运动，也关心批判苦恋的发展，但对自己未来却没有多少想象，也无追求的目标。
大学毕业工作后，我雄心又起，又想当官了，且想当大官，但倒未想到总理层级。
我分析当官的必备条件和我努力的方向，制定自己的未来的计划。
我认为今后当官应是学经济与法律的人，这类人才最有可能。(现在看来超前了，目前中国当官的是理工毕业生和共青团系统为多)我拒绝了团委书记的任命，我嫌其官小，也无前途。我开始自学法律，积极备考国民经济管理（宏观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我一次性通过了律师资格全国统考，也参加了全国研究生正规统考的中央党校经济专业研究生，且专业课考得极好，但因英语差几分而未被录取，(当时人太老实，如果去北京做点工作，也可录取)痛失当官的一个绝好机会。我其实条件很好，工科出身，小学填写入团志愿书，中学入党，懂法律也懂点经济，能写党八股文章，通读马列，熟悉国际动态。可时不与我，我也不会抓住机会，当官梦想在我多方努力下仍告破灭。
到九十年代初，我已感到我仕途已无了，我换了个新单位。在新单位里，一年中我从付科、正科、付处、正外连跳四级，结果年终单位民意测评我倒数第一。其实单位里大部分人都不认识我，可能我是外来户，又升得太快，激起民愤，才得出这一结果。我为人随和，待人热情，这样的测评结果让我心灰意冷。
一起偶然事件，让我找到了新的理想。
那是一九九二年，我碰到一个老乡，她在武汉扬子街做生意，当时我每月工资才二百多元，而她每天毛利收入六万元，这让我大吃一惊。她只有初中文化，在武汉也无甚么关系，可她努力的成果，让我的清高相形见绌。
发财成了我的新的理想。
我停薪留职下海，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吃过苦，受过累，碰过壁，终于一天我理直气壮来武汉，帮朋友收购武汉中心百货和健民制药厂。这是二个武汉极好的企业（现在均为上市企业），我们收购的合同草签了，预付款也打来了，但由于对方原因最终未能成交。但这种气势在当时是很少看到的。我算是半个成功人士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又衰败回到了原点。
现在我己过花甲之年了，经历的事多了，也就想得开了，大起有过，大落也有过，机会有过，机会也丢失过。怨不得天，怨不得地，也怨不得别人。共产党对我不薄，给了我无数机会，当官发财的都有，我也努力过，但没有把握好，只能怨自己。
我现在理想就是，平淡生活，回归自然。做到决不违背良心、决不违反天意、决不乘人之危、决不勉强自己、决不欺负弱小、决不攀附权贵。
崇尚个性自由和快乐至上原则，守住底线，不忘良知，完善自己，善待他人。
理想一生都在变，不变的是一生的追求。不必讲结果，也无法保证能得到自己预想的结果，只要努力过，追求过就可以了。在追求的过程中寻求美的精华，享受人生的乐趣。
人过分追求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理想在人的心中。
外一篇
立委小传
作者：立委
人生苦短，掐首去尾，不过三五十年。大体分为三段：创业阶段（而立之年），成熟阶段（不惑之年）和下滑阶段（天命之年），反映在称呼上，叫小李、大李和老李。可怜，立委却从小李一跃到老李，没有机会品尝壮年人生的豪情，心尝有戚戚焉。
自幼儿园到小学连跳两级，立委在班上始终最幼。更加荒年生人，孱弱矮小，体育课常告病假，或遭遣送回家，始终是个小可怜儿。所幸中学伊始，正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总理为收拾林彪倒台后文革残局，在教育战线厉行整顿，强化文化课学习，校风日新。乘此东风，立委崭露头角，以学习委员兼数学科代表之身，受班主任委托，每日早自习登台主讲，演示解题思路，俨然助教。但好景不长，先帝昏庸，文革派重居上风，学校大乱，文化课退居后台，大批判遂成主课，兼以学工学农学军。立委不能以文化课呈威，然风头不减反盛，盖因立委最长批判文字，历经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批四人帮。大会小会，凡立委发言，必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佐以诙谐幽默，风靡校园，称颂于一时。有传言，立委颇具鲁迅遗风，入木三分，且能推陈出新，妙语连珠。露天千人大会，常嘈杂狼藉，然立委登台，全场必静肃，洗耳恭听之，听至妙处，笑声一片。立委由此炼得糊涂胆大，从不怯场，终身受益。
及至大学，文革后首届，立委仍居尾，同学长一到十多岁不等。同学之间皆直呼其名，唯同桌七仙女戏称 “小立委”，不为亲热，却为避嫌，以示划清界限。同桌四载，楚河汉界，泾渭分明。授受不亲，避而远之。然仙女文具笔墨滑落在地，自有立委抢先一步，拾拣归案。类此者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七女天生聪颖，想出一招，以长立委一岁为由，呼 “小立委”，就此来往，当可名正言顺也。
由七仙女开此恶例，随后多年，“小”字即不离身。中学教书，人称小李老师（22岁）。上研究生，小李出入机房，蓬头垢面，且口中念念有词，言“世界之语”（Esperanto），终成笑谈（23-26岁）。
及至毕业留所，立委事迹亦有流传，多为一见钟情，闪电结婚，不修边幅，撞南墙而道歉之类小李“景润”之逸事。立委如此这般，在研究所及中关村公司一扎五年（26-31岁），练就一身绝技，与老中医相若，专事疗治电脑，驯其语言功能。其间，出国热持续升温，由上海蔓延北京，街头巷尾，言必议美、日、大英，澳大利亚，以致居委会大妈亦知考托福鸡阿姨乃上进青年之标杆。立委及其贴身领导却浑浑噩噩，卿卿我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间送上门两次机会，留学德美，均因导师明阻暗挡，本人木呐，擦肩而过。直至身边同学悉数走尽，小李才幡然醒悟，痛下决心，赶末班车。其时，适逢包玉刚基金会来各单位选拔年轻业务骨干，滥竽充数，小李竟被选中，送至成都科大出国培训中心修行半年。
岂料想，此一去竟成小李老李的分水岭。来培训的诸位才子才女均是全国各地选上来的各行好手，共分两拨：一年的访问学者大都比较年长，而拿三年博士奖金的大多年轻，立委在后一拨里面理所当然，成了老大。每有考试，立委必中头彩，引来才子才女，大事小事，纷纷登门请教，“老李”之声不绝于耳。立委名噪一时，响应者众。从小习惯了以小卖小，乍一变老，立委满腔郁闷。
小李变老李，心里虽别扭，好处却不少。龙头老大，备受尊崇。立委外语本科出身，本应免试英语，无奈官家财大气粗，慷人民之慨，不问青红皂白，全数押解天府之国，集中喂养。不止英文鸟语，更有政策轮训。众兄弟姐妹兢兢业业，争先恐后，唯立委悠哉游哉，终日沉迷天府美食，流连于茶肆酒吧，众兄弟钦羡有加。
成都一站始称老李，立委心内实不以为然也。其时立委事业发达，如日中天，行内行外，交游甚广，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导师为本行泰斗，立委乃导师仅有的关门弟子（其他弟子皆叛国投美去也），“青年”才俊，明日之星，业内同侪为之侧目。去国前夕，全国电脑翻译界在香山招待所年度聚会，点睛之笔为导师与本行另一大牛的座谈，人称“刘董对话录”，其间立委频频亮相，为导师提供实例，讲解细节。影响所及，与会众学妹（多为刚入门的外地在读研究生）纷纷上门请教立委，无奈立委远走高飞心切，痛失辅导上进女青年之良机。
去国经年，由英而加，由加转美。颠沛流离，不知所止，壮年人生，如水流逝。及至水牛城八年抗战（37-45岁），立委青春不再，壮年已过，“老李”名至实归。然立委壮心不已，励精图治，双线出击，称雄一方。
回首往事，不胜唏嘘。立委一生，由青年而壮年，正值创造力最盛，精力充沛流溢之时，天时地利人和，飞黄腾达有望，却为漫长的留学生涯拦腰截断。大而言之，立委固赶上出国之末班车，却误了千年不遇的中国经济起飞之航。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此之谓也！
去岁归国省亲，杯觥交錯，在某宾馆餐厅与亲友相聚甚欢。席间小憩，踱步凉台，享清凉之气，赏京华夜色。偶遇一妙龄女士，携一幼童，见立委两鬓染霜，嘱曰：“叫爷爷”。立委血压骤升，如雷轰顶，满腹酒意，化为凉液，由脊背滑落。
立委老矣，尚能饭否？
附：我所认识的高福院士
谈谈我当年对高福的印象。
高福最大的特点是高。个头高，有一米八吧。当年蛮瘦，长脸，脸上还有些巴巴芊芊的。后来看他的院士照，感觉他是越老越英俊，年轻时候虽然个头高，但不是英俊小生的类型。当年教育部全国选拔留学生，我们一行100多人被派往成都集中培训。我相处最好的三人，两位学医（一位北医的大大咧咧的女生，一位东北的医学院男生），一位学生物（高）。我们四个整天厮混在一起，尝遍了成都美食。培训就当是玩儿。后来回北京，我们这个四人帮还常聚会，直到出国。高去了牛津，东北生也去了牛津，女生去了伦敦，我去了曼彻斯特。作为朋友，高是很不错的。直爽坦诚。后来我转学到温哥华念博士的后期，他从牛津来到加拿大的邻省做博士后（也许是访问学者）。他来伊妹儿说，这个地方冰天雪地，足不出户，难得见到人，憋坏了。说，人是社会动物啊，这样下去多难。就商量着到温哥华来玩玩。他带着太太过来找我们，在我的小公寓里面凑合了一周。就一张床，留给两位太太，我和高福打地铺将就。他带来了牛津大学的纪念品作为礼物。高是农村出身，找的太太是个城市女生，小两口处得很甜蜜，每天早上起来，高就给太太梳辫子，太太也很享受。高有些大大咧咧，第一次开我的车就把我的车擦了，觉得过意不去，不过我那车也就是个老旧的马自达626. 临别前，他们订了温哥华最高的一家旋转餐厅，请客谢谢我们的款待。当时大家都是穷书生，我们劝他不要破费，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上过高档餐厅。但他坚持要请客。自那以后，各奔东西，慢慢失去联系了。几年前查了一下网，发现他做了研究所所长。对于当年成都四人帮的友谊，还是感觉比较亲切。这次看到他陷入舆论漩涡，有些感慨。看来，职位高，风浪也大。稍不留神就翻船，也是可能的。我还是倾向于是他粗心了，或者是急于表功。并非是人变坏了。应该算失职，只不过这次失职非同小可。他那个位置很尴尬，有卫生部疾控局、卫生部、国务院、中共中央，他那只是一个中央事业单位，名字大权力并不大，体制内断不可能由他自行宣布疫情，只能向上回报，由领导层决策。封城更是两难决策，如果封早了，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会有人指责，过分紧张，处置过当，因小失大，破坏经济。人没长后眼，很早封城是不可能的，毕竟第一次发现该病毒。当然，武汉封城确实晚了，如果元月上旬封城，大家压力都会小些。
高福的失职主要是他所处的位置太高，后果太严重。
话说回来，如果当时的判断“疫情可控，未见人传人”是正确的，作为全国疾病防疫主任，这个判断对于安定人心和节省全国资源，意义有多重大。不过，好像“疫情可控，未见人传人”也不是他说的，栽在他身上了。
这个困境很像是地震学家面对地震预报时所面对的难题。
另一个为人诟病的是，据说他的团队下到地方，高高在上，抢资料，抢情报，轻视地方一线人员和专家，一心争抢时间，为的是在国际上抢先发表。
这么多年他把学问做到了顶，做了国家院士，半年前又评为美国院士，肯定对学术发表有一种异常的执着。这种争抢的劲头，应该是很多年积累下来的惯性。高福院士是当年牛津的教授，高福的英文名是 George Gao（乔治高），千人计划04年被挖回来的角色，职称早就到头了，不需要顶刊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个当选院士之后仍然亲自带队去埃博拉重灾区塞拉利昂实地考察的人，但凡知道埃博拉有多么凶猛的人绝不会质疑他的人品；CCDC在09年之后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卓越表现（H5N1，MERS，H7N9，Ebola等等）让我无法相信他们会对发生在国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上无动于衷。作为一个其他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我认为他主观故意是绝不可能的。
（注：立委是汉阳一江水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