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去世已经34年了，可她老人家的慈祥音容仍时常浮现在眼前。
作为医生的父母工作太忙，所以第一个孩子一出生外婆就来帮忙，从此看顾我们三个孩子15年，直到她去世。据说我哥哥小时候不老实，外婆只好摇着摇篮，哼着催眠曲，不敢稍有懈怠，有时候一个瞌睡过去，摇篮牵绳的手一停，他便大哭大闹。外婆说，这孩子带得太辛苦，到两年后我出生的时候，她还后怕。没想到，我小时候乖极了，从不哭闹。就是可怜兮兮的，老害病，每病必吐，常伴有高烧。还有夜盲症，最要命的是脱肛的毛病，每次入厕十分痛苦，一片狼藉，外婆要小心翼翼把脱肛顶回去。外婆一辈子生养过10个儿女，夭折过半，看我这样子，老担心我活不长。还好，因为是医生家庭，有病能及时处理，加上外婆的悉心照看，我慢慢度过了病孱的童年。有外婆照顾的孩子是幸福的，外婆总是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热饭热菜，我们的童年无忧无虑，父母也因此可以没日没夜全力扑在工作上。
外婆是旧式妇女，小脚，没念过书，少言寡语，性情温和，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外婆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足不出户，刻苦本分，与世无争，街坊邻居无不夸赞。每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外婆就起床，开始梳洗，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开始一天的劳作。看孩子，做饭菜，一刻不停。稍有空闲，她就坐在门前纳鞋底。她把碎布条用浆糊黏上晒干，一针一线纳成结结实实的鞋底，我们全家大小的布鞋都是她老人家做的。一直到她去世，留下的一大箱鞋底，我们还穿了好几年，后来才开始买塑料底的成品鞋穿。
父母每个月给外婆三块钱，作为我们孩子的零用钱。外婆手很紧，因为她要保证这零用钱维持三个孩子到月底。记得每天可以从外婆那里讨来两三分钱，我常常到街头买来一个热腾腾的小红薯头，回家跟小妹分享。这个故事我跟女儿讲，她很爱听，不时拿出来说笑一番：when you were my age, sweet patato was only two cents a piece and you always asked Granny, that is my Great Granny, for two cents to buy one and share with my antie GuGu, but never with my uncle DaBai.
记得文革初期大串联的时候，爸爸妈妈也随大流去上海杭州串联了一个多星期，由于交通堵塞不能按时回家。外婆带我们三个孩子在家，每天听高音喇叭传出各种消息，给人兵荒马乱的感觉。当年通讯不便，行踪无从打听，一家大小望眼欲穿久等父母不回。外婆急了，开始垂泪，我们孩子看见外婆哭了，也都哭了，一家老小怕失去依靠而哭成一团，连邻居也陪着掉泪。
文革第二年，外婆由于地主成分，被医院造反派勒令每天挂“反革命地主婆子”的牌子站街示众。可怜外婆小脚，哆哆嗦嗦，却要受此羞辱。这对我们孩子刺激很大，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慈祥的外婆跟可恶的地主婆联系起来。还好，父母感觉形势不对，很快决定送外婆回乡下老家躲避，特地请我们家的至交三代老贫农的徐叔叔一路护送。徐叔叔回来说，外婆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又舍不得三个孙儿，委屈伤心，走一路哭一路。乘汽车，过轮渡，转火车，再乘小轮穿过巢湖，最后要步行10里才到老家。最后那步行，走了一整天，人几乎瘫软。
幸亏送外婆回了老家，后来的情势越来越遭，武斗开始了。先是两派小将（“批联部”和“扫黑线”）拿钢钎匕首在街头械斗。有一场械斗就在我家门前，还记得我们又害怕又好奇，几个孩子爬到院子里一家的二楼上，透过临街的窗户观战。我胆子小，只瞄了一眼，看见双方手拿钢钎对峙的样子，然后听到口号声和厮杀声。这还是武斗初期，后来双方割据，拿起了真枪真炮，常常夜里听到枪响。我们全家也被秘密转移到批联部的司令部去了，我父母因此成了批派战时医院的核心医生（见（见《风雨春秋专栏》；《老爸－风雨几春秋》）。
革命大联合的时候，武斗停止，妈妈把外婆接回来了，我们恢复了跟外婆朝夕相处的日子。外婆没来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家，家里总是锁着门，我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常常要到手术室去找父母，等父母手术完回家。外婆来了，家才象个家，生活安定而有秩序。
1969（?）全家包括外婆和老姨，以及邻居至友何妈妈小慧姐在家门前合影
我13岁那年，外婆患口腔癌，右腮长出鹅蛋大一个瘤子。记得瘤子刚起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小手抚摸，希望它慢慢消失。可是，那瘤子还是越长越大，外婆自己也说：这是个毒瘤子，怕好不了了。外婆临终前，舅舅和表哥都从老家赶来，最后几天主要是舅舅在床前伺候。我听外婆喃喃说，儿女都在身边，该走了。
外婆去世那年说是71岁，可实际年龄应该是69。我记得外婆生前跟我说过，她虚报了两岁，用的是外公的年龄，为的是做个纪念。外公在我出生的1960年，在老家饿死，跟我爷爷和姑姑一样成为大跃进的殉葬品。外婆虽然从来没有提过外公的故事，可以看出她一直默默在心中纪念着他。
记于2007年九月二十二日中秋节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