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按】老哥的记忆力比我强多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我本来已经很模糊了。但那次比赛吃五香鸡蛋，因为后果严重，实在太难受了，印象蛮深，现在想来还后怕。其后一个多月见到食品就想吐，不知道当年怎么会那样逞能不要命。大批判上台演讲慷慨激昂（批林批孔，后来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来了鼻涕的丑事，也是因为太露面也太难堪，记忆深刻。当年不懂五讲四美，也没有卫生纸的条件，几千人的台上众目睽睽难以遮蔽，也是无奈。看老哥写自己，虽然不乏谬赞，但也有暴露开裆裤年代的“小”来。更多的往事是好玩，好像在看电影蒙太奇，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晃半个世纪了，我们天各一方，但牵挂的总是手足亲情。
我的弟弟叫立委，从小性格内向少语，天性宽仁敦厚，身体瘦弱多病。独往独来，与世无争。他性格柔中带刚，肤白个小，很有意志力，十分倔强执着，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和恒心。
他穿戴邋遢，不修边幅，小时常常流着鼻涕，跟在我的身后。下河捉鱼摸虾，田野捕捉蛐蛐，上树套取知了，农家偷瓜摘莲，他一样不拉下。像一个泡泡糖一样粘着我，甩都甩不掉。
一旦兴奋起来，他个性十分张扬，眉飞色舞，开怀大笑，毫无顾忌。
弟弟小我两岁，但跟我同班。
一九六六年九月，文革风起，我八岁，刚念小学二年级。父母是双职工，很忙。外婆因出身问题被赶回农村，家里没人带孩子。于是要我带着六岁弟弟和四岁妹妹一起上学。弟弟和我在一班，妹妹去了一年级，算是上学了。
没想到，他们俩虽是各自班级最小的学生，但很快就跟上了班级课程进度，并都成为学习尖子。到小学三年级，我当班长时，弟弟已成为班级学习委员了。
弟弟有股不服输的劲头。记得有一年，我俩去乡下舅舅家。正逢过年时节，大家都很放松，舅舅们款待我们远道回老家来过年，食品丰盛，有我们的最爱，五香茶叶蛋。弟弟突发奇想，硬要与我比赛，看谁吃得多。他用极夸张的方式挑战，说一定会赢我。我当然不服气，欣然应允。先是我俩各吃四个油炸饺子，然后我剥一个五香鸡蛋塞到嘴里，他也立即拿一个狼吞虎咽。当我拿第十个鸡蛋时，肚子撑得快受不了，他却毫无畏惧把第十个鸡蛋迅速塞进嘴里，满脸涨红，身体挺直。最后，在拿第十五个鸡蛋时，我实在无法吞咽了。看他那无比坚强、有点扭曲的脸，真受不了他那为达目的不要命的劲头。我缴械投降，称臣认输。结果是，我们两人那几天都胃胀呕吐，疼痛难捱。
小时候下河游泳也是如此，他总是独行侠一样顺河而下，不游三四里不上岸。这哪是我们下河玩水嬉闹的游法？他却不以为然。下河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在水中嬉闹有什么意义？泡在水里失去了游泳的初衷。他就是那么自我，那么固执，那么有主见。
他干什么都很专注，尽可能做到圆满。
小学时，他自学绘画。每天临摹，忙得不亦乐乎。忘我、执着、有定力，一头扎进去就不分昼夜。无师自通，画得有模有样。于是我家墙上，就有了他绘制的各种姿态的领袖像。
初中时，他跟着广播电台，自学英语。每天摇头晃脑，念念有词，那劲头比古代赶考的秀才还迂腐呆萌。后来拿出几篇他自译的英文小说，展示他的成果。弟弟一直是班级第一名。在比拼学业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那一年半时期（周荣鑫做教育部长时1970年代早期），风光一时。
高中时，大家都不学习，他却把老爸年轻时自学的微积分教材拿出来啃读。躲进的小楼成一统，不闻不问窗外事。到高中毕业时，他已学完了那本教材。
弟弟虽不喜夸夸其谈，但却是演讲高手，这点让我既惊诧佩服又有点不服气。当年学校各种批判会，都有我的身影。但我在主席台上唾沫星四贱，卖力演讲时，下面却是交头接耳，吵杂声不断，无人听讲。每当那不多的几次，我弟弟上台演讲，不论什么枯燥话题，下面都鸦雀无声。他那抑扬顿挫的演讲，丰富夸张的手势，极富有激情和韵味，超有气场。没想到吧，我们这些平时乱成一锅粥，整天批判师道尊严的中学生，竟被他的发言深深吸引。甚至在台上，鼻炎严重的他，有时突然停顿，旁若无人地当众擤鼻涕，也成一大特色。演讲一结束，总会得到雷鸣般的掌声。弱小的他一上主席台，立即生龙活虎，完全变了个人。
弟弟文笔比我好得多，从小如此。作文常常被老师选做范文供同学们学习。记得初中时候他写了一篇学农作文，叫《采茶》，被老师选寄到省报登载，轰动学校。写诗，写散文，写批判文章，他甚至开始创作小说。尤其是大批判文章，也被他写得妙趣横生。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篇《狼狗、刘邓》的大批判杂文。他的文字机巧，情感细腻，佳句频出，有冲击力。弟弟有当作家的天赋。
中学时，我也爱舞文弄墨，特点就两字，空洞。文章看上去慷慨激昂，但显得苍白。按现在话说，充满正能量，但缺乏人性情怀，没有什么文字的优美。能吹嘘的也就是在《新安微画报》上，刊出我一张大幅照片。那是记者为表彰我校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按排我摆拍的，和我本人实际上没半毛钱关系。
弟弟弱小，却斗志昂扬，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这届作为安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很多人已失去激情，在生产队干活，大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七七年三月我们同时下乡，他下放在山村，我下放在水乡，分隔两处，他还是暗地和我较劲着。我从三月到九月一直在田地里干活。没回家，不串门，哪怕酷暑劳累的双抢时节，我也没一天休息。他知道后，也不回家，咬着牙，病弱的身体硬挺着，一天都没息工。直到双抢结束，瘫倒在地，才回家休息了几天。他身体从小病弱，这么拚命干啥？后来知道，除了要强比拼，他在村里还“艳遇”三个小芳姐妹，至始至终陪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哈。
估计全年级二百多下放知青，只有我们两个傻帽，还在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呢。
不过他给我留下最难忘的事，倒不是这些，而是一件小事。那是我俩小时睡在一张床上的情景。
每到冬天，寒风四漏的小屋里，我的脚都被冻得难以入睡。弟弟提出把我脚放到他胸前，贴着皮肤取暖。我不同意，怕他孱弱的身体，经不起冰冷的刺激。但他坚持，很勇敢很坚定。我只得退一步，说把脚放在隔着衣服的胸口。但他不干，非让我把脚直接贴在胸前。那寒冻的脚和温暖胸一接触，弟弟打了一颤抖，我赶紧缩腿，但弟弟用双手压住我的脚，不让我离开。很快我的脚暖和了，而他胸前一片冰凉。
自此，我们经常互为对方用胸捂脚，互持互助，度过那严寒的冬夜。
七七年十二月份，我俩一起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他选择考理工科，我选择考文科。他的志愿是中科大理论物理专业，我的目标是北大、复旦国际政治专业。当年他数、理、化、语都比我好，而我呢？历、地两门课比他好。全国各省地理特点，全世界各国首都和元首我基本倒背如流。那本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伪中国历史，更是刻在脑海里。安徽七七年高考，文科、理工科，数学、政治、语文三张卷子是完全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最后一张卷子。理工科考物理化学卷，文科考地理历史卷。
因长辈的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我的选择遭父母强力反对，最后我只得弃文改考理工了。我们信心都很足，弟弟更是志在必得，还特地加试了英语（那年文理都不要求考英语，只有报英语专业人才必考）。
考语文时，只有一篇作文。进考场三十几分钟，弟弟就兴高采烈交卷了。监考老师还认为他考不下去，退考了。而实际上是，他认为考题太容易，不需花那么久时间，作文一挥而就。
狂妄吧，只考了半个钟点就出来了。结果他语文作文跑题，考了个超低分，这让他悔恨五年多。
他数理化考分都比我高，加试的英语笔试也九十多分，口试优。进清华的实力，毁在自大粗心上。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各省试卷不同，录取程序也欠规范。他考的是理工科，因为报考志愿过高，被压档。最后被一所初办师范找到档案，英语系招不到人，于是把理工加试英语压档的他纳入囊中。当年文科那份史地卷，考后我找来一看，不复习也可考八十五分以上。而为理化我天昏地暗复习几个月，仍然不及格。
阴错阳差，他学了文科，我学了理工科。
七八年二月，录取通知发放。当年我们一个年级四个班，七七年十二月份那次考试，只有三个考上大学本科，我家独占两个名额，轰动小县城。
不过，我们家却是低气压，没有丝毫兴奋欢庆的氛围。我从文科改考理科，能考上南京的重点大学，全家那是相当的满意。而我弟弟呢，父母、老师、同学、邻居都寄予厚望，指望山城出个状元。他的失败，让全家都高兴不起来。弟弟更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饭也不吃。父母担心弟弟接受不了这现实，那几天老守着他。估计丢面子是他悲愤的主要原因，虚荣心、好胜心极强的他，感到无脸见人。他内心实在不愿去地方师范念书，栽在他擅长的语文上，他心也不甘呀。语文，他平时比我好很多，现在分却比我低不少。于是决定八月再考，只差半年时间。
这一决定遭我父母竭力反对。插队在农村，生活异常艰苦，有这么个机会能跳出农村，父母不愿放弃。他们怕政策有变。学校虽不昨的，也是个本科，他们连哄带压，逼着他去学校报了到。
那年早春，一九七八年三月，我二十，他十八。
至此，我俩各奔东西，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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