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按】从写作时间上看，这是我《朝华午拾》怀旧系列的第一篇，从此一发不可收。回想起来，人的一生，高考和考研的“跳龙门” 确实是命运的根本转机。最近探亲，老哥和师姐都跟我说，同辈人后来的生活道路，大多在冲刺龙门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很不公平，因为很多同学所具有的才干和潜力，应试教育是不能全面衡量的。但是，社会就是这样来鉴别的，本质上还是科举制度。机会和资源最终落在少数幸运的跃过龙门的同学身上，让人不胜唏嘘。
毕业那年，跟大家一样，考研究生，报南京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一败涂地。我们的教育怎么能跟南大比。后来到社科院，有一个苏州女同学就是南大外语系77级，她告诉我，那一年研究生考试奇难，报名人数特多，大多成绩低得不可思议。我第一次尝试就碰了个硬钉子。那一年，我们班级就考上一个，上海男生，去了安徽大学外语系。
毕业后分到离家不远的邻县繁昌中学教书，有两点体会：首先，我不适应教书，尤其是低年级和程度差的班级（“坏班”），主要是压不住阵，没有办法对付调皮的孩子，上课跟上刑场似的。（教重点班或者高中课还好，学生比较佩服和尊重我，感觉良好。）其次，老当心时间长了，控制不好，会和女学生发展出不合适的关系或感情纠葛。也许是生理原因，女生在初中很容易仰慕年轻男教师，这时候，如果男教师把握不住，就容易犯错误。繁昌中学曾有先例，结果很悲惨，师生双双跳楼，男教师肝脑涂地。
唯一的出路是考研究生。于是，拿来报考手册，翻来翻去，发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有一门机器翻译专业，要求很特别：考两门外语，语言学，高等数学，离散数学，政治和综合考试。觉得有戏，可以扬长避短，毕竟在我们的年代，会数学的人还懂两门外语，几乎没有，而会外语可以考数学的人也难得。我学过高等数学，只是没有听说过离散数学，问了一些人，各有各的理解，也是一头雾水。至于机器翻译是个什么玩意儿，也高深莫测，就去请教在南陵二中教数理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与众不同，爱读书，很通达，有自己的见解。他非常肯定地说，“这个专业好，是个交叉学科，容易出成就。学科本身很实用，有前景。”他这一番洞见，使我坚定了主攻方向。
这一次考研，仍然不中，主要坏在“综合考试”：语言所借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试卷，从中文系各科抽选题目，考什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哪一年，等等，缺德透了，非中文系的人明摆着吃亏。好象“离散数学”也栽了。但是北京还是派人到繁昌对我做了外调，证明我已经擦边。这给了我很大信心，至少不是在黑暗中摸索了。也知道我的扬长避短的策略是对的，不然，偌大的中国，为什么我考栽了还有幸被外调呢？很显然，更多的人考的还不如我（后来知道确实如此，那一届该专业一个也没有达标，这才有下一年接着再招）。
第二年再战，准备仍然辛苦，但目标很明确。父亲从邻居处借了一个清静的小屋给我，明令任何人不得打扰。我除了数学习题一本本地做，对于文科，就把一些关键概念的解说录下音来，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听。什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什么是成分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什么是转换生成语法，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区别，等等等等。复习累了，我常到城墙头外的田地去看黄灿灿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透透新鲜的空气。好多次都在路上遇到父亲，跟我说：”去散散步好，休息一下大脑“。目光里满是赞许和鼓励。
考研要去邻县的考场。父亲送我到车站，临上车前，天气有点转凉，开始刮风了。父亲把自己的呢子中山装脱下（呢子服算是父亲最高级的外套了），给我披上。在车上看到父亲在冷风中挥手，这就是刻印在我脑海里的拐弯处的回头。到邻县宣城考场，住在一个简陋的招待所，一连考三天，下场后精疲力竭，直想哭。晚上钻进电影院，可找到发泄场所了。演的是两个国产短片，艺术水平很一般，但是好在有一点悲剧意味，于是跟着剧情，从头哭到尾，直哭得天昏地暗，但是非常非常痛快，好象把积压了很久的情绪释放出来了。
好事多磨。我的面试通知（挂号信）在邮局丢了，邮递员明知丢了（有记录），也知道我是收信人，却想蒙混过关，并不通知我。多亏语言所秘书刘老师办事严谨负责，给我的中学挂了长途（一辈子感激刘老师！）。当年的通讯可不像现在，这个长途挂了一上午才通。刘老师告诉我们校长，今天应该是我面试的日子，怎么不见人。看我山高路远，可以再作安排，但务请火速来京面试。后来，失职的邮递员看见事情败露，托熟人请求我们高抬贵手，不要追究他的责任。贵手倒是高抬了，但他可知道，这一失职可不当紧，差点断送了我的前程，其严重程度无异于谋财害命。
北京面试催得急，父亲决定全程护送。当年的火车厢象30年代的闷罐车，人满为患，烟雾弥漫。有爸爸在身边照顾，弄吃弄喝，我一路上得以一心扑在随身携带的复习资料上，准备最后的冲刺。
跟老爸在天安门广场合影，1983
面试完，感觉良好，松了口气。父亲和我都是第一次来首都，兴致特别高，马不停蹄地游玩几个著名景点，在天安门前还买了一个简易相机留了影。我们在前门前的售票处，排长队买去长城的旅游车票。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个女生，亭亭玉立，落落大方，说一口普通话。她跟我们解释不同旅游车的区别，带空调的豪华车和公车一样的普通车等等。我被她的风度迷住了，心里想，管他豪华普通，能跟她同车就好。可惜，后来上车没有看见她，心里失落落的。尽管有缺憾，第一次玩长城，还是被它的气势所震撼。爬上长城，又累又渴，父亲拿出在路上买的啤酒我们一块喝。这是我第一次喝啤酒，觉得味道很怪，难以下咽，无奈太渴，只好以酒代水，一边极目远眺，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父亲看我读研有望，心情特别好，跟我说，带的钱还剩不少，我们坐飞机回去！这在当年是极大的奢侈，我那时侯连轿车都没有坐过，一步登天去坐飞机，兴奋莫名。不巧的是，飞机票卖完了。飞机没坐上，但那次旅行，父亲和我的欣快情绪，难以忘怀。
再后来就是接到录取通知后的几个月腾云驾雾的日子，那真是一种不可言传的美妙感受。一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真的不知道怎样表达喜悦，干脆一个人爬山，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任由荆棘刺破皮肤，滴着鲜血，享受火辣辣的快意。连续几天，每天爬山到不能动为止。九月进京，心情同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 别儿童入京》）。
对于一个南方山城的中学教师来说，考研确实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些跌宕起伏，非凡的经历和感受，跟考研的重要性是相称的。但是，回想起来，考试定终身必然需要运气，而运气并不总有。当时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个特别的专业和特别的要求，也许该专业前几年已经招到了，不再招生，如果语言所的刘秘书工作不是那样尽心尽力，我很可能永远留在那个小城里。另一方面，生活也不能仅仅看所谓事业有成，应该总体来看生活质量和各人的自我生活满意程度。在确保温饱的前提下，很难从表面评价人生的好坏。据说，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东北农民，活得最滋润，没有压力。因为土地肥沃广大，广种薄收也有不错的所得，可尽情享受“十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世外桃源生活。在世界范围，据报道生活满意度最高的是比较贫穷的印度（宗教起了很大的精神作用），而生活感受最差的是日本。我的一名日本朋友，以前在一家机器翻译公司工作过，告诉我，尽管薪水好，却是非人的日子：她眼看几个同事有的精神跨了，有的自杀了。她后来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成了穷学生，却有跳出苦海的感觉。
记于2004年五月28，美国水牛城
若干年后，跟老爸在天安门广场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