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成为万元户
我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语言研究所，受到导师器重，春风得意。除了组里的日常研究开发外，每个周末都泡在所里，干些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都与世界语（Esperanto）的研究和应用有关。
第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硕士毕业设计从封闭系统转为开放系统。这是我用BASIC编写的一款从世界语自动翻译成汉语和英语的系统EChA。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当年少有的一个一对多系统，也算填写了“空白”。这项工作的直接结果有三。一是在演示后，受到德国控制论专家Frank教授激赏，除了决定在他的控制论杂志发表该系统的论文外，教授还写了长信，要资助我到他的实验室去继续开发这个系统（“我非常希望，北京的立委硕士能到德国工作数月以便使他的国际语到民族语的翻译程序能适应我们的需要”）。这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出国机会，又不用考TOFEL,GRE和到处发信申请。当年出国热已经持续升温，而我和太太却浑然不觉，自得其乐。并没有把这次机会认真当回事。我的老板和导师刘教授巧妙劝阻，说要合作开发可以，让Frank教授出钱，承包到语言所来。
灵感有如神授，巧夺岂止天工
研发世界语系统的第二个结果是，我发表在 《中国报道》上的世界语语言学特点的粗浅论文，引起了一个著名的西班牙教授Juan Regulo 的注意。这位老先生是世界语界老前辈，在他的大学和城市威望极高，以他名字命名街道、广场等。正值他退休，学校决定给他出四大卷印制精美的专辑，表彰他的贡献。其中一卷是关于世界语学（Esperantologio）的论文专集，于是老先生邀请我在《中国报道》的论文基础上，扩展加工，单成一章。我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了17页，有老先生来来回回多次校改修正，发表了我平生第一次的专著章节（Book Chapter “Lingvistikaj trajtoj de la lingvo internacia Esperanto”，发表时老先生已经过世，他的去世在国际世界语界引起很多纪念，老先生千古）。
这篇世界语论文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当年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作为一位世界语与语言学的新手，对这门语言的语言学特点的感悟和表达，能够受到世界语顶极元老Juan Regulo 的青睐和指点，既是我的幸运，也肯定了我的才能。30年后重读这篇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的论文，我仍能感受那文字的自由挥洒，重历那早已逝去的风华岁月。那是我一辈子创造力最旺盛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伯乐识天马，天马欲行空，下笔似有神，灵感如泉涌。连续好几个周末，我都去社科院大楼加班到夜深，在电脑上奋笔疾书。论文总结了世界语有别于自然语言的极度灵活性的语言学根据，我就在成文的叙述中把这些特点发挥到极致。细心的读者也许可由此体会到青年立委的匠心和才情。
我的世界语活动的第三个结果，是使我一夜之间成了万元户。在那个年头，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市场经济催生的万元户，但与多数知识分子无关。我们这些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100元左右，即便加上工余的兼课外快（我由导师和师母引荐，在中国音乐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英语，每课时不到10块钱，还要备课和自理交通），做梦也不敢指望哪天成为万元户。
话说当年荷兰有一家软件公司 BSO，从政府申请到一笔科研资金，公司本身补足另一半，做一个以世界语为媒介语的分布式多语机器翻译项目 DLT。五年下来，成绩斐然，开发了一个很像样的原型系统（但是分布式翻译的设想当年有点超越时代，最终没有找到后续资金去做商业开发）。为了对多语言机器翻译做可行性研究，BSO 要求按照一个统一的依存关系句法的理论框架，对十几种主要语言编写形式句法，用来支持媒介语和自然语言的相互转换。他们看到我在世界语机器翻译上有研究，于是请我承包汉语的依存句法的编写项目。也算他们找对了人，我周末日以继夜，努力工作五六个月，编写了一部比较完整的汉语形式句法－现代汉语依存关系句法（A Dependency Syntax of Contemporary Chinese），给他们交活，极受欣赏。他们先给了我1000荷兰盾的支票作为报酬，于是拿到中国银行托收。大概是荷兰太遥远，需要通过多次银行间的中转，结果三个月了，钱还收不到，我就写信抱怨。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中国银行通知，让我去取一笔电汇。我跟太太去王府井中国银行，惊奇地发现在我的名下有1000美元汇款。拿到这笔折合人民币约万元的“巨款”，当时没有顾上高兴，一路走一路嘀咕，难道钱真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太太甚至坚持这肯定是搞错了，说要回去把不义之财退还。第二天接到荷兰公司的信，才明白是他们电汇的，作为对我的工作的额外奖赏，同时对支票不能及时兑现致歉（后来还是兑现了）。汉语是主要语言，我承包的项目对于他们的多语研究和寻找后续资金意义重大。后来乘我1989年去德国开机器翻译高峰会议，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和我的导师以及董振东老师去他们实验室访问一周，进一步探讨汉语用于多语机器翻译的一些问题。
我跟太太开玩笑：“你不是说不义之财要退还么？” 太太感觉一夜之间成了“万元婆”，又是正当收入，甭提有多开心了。接下去好几周，她一个人逛遍了北京城的首饰店，仔细观赏品味各种首饰，但并没有购买。后来，太太告诉我，尽管只逛不买（window shopping）, 也很开心，因为以前想去看首饰，囊中羞涩，不好意思进去。如今成了万元婆，感觉好极了：我可以不买（当然还是舍不得），不是我买不起。太太对首饰的爱好就此培养出来，各种宝石如数家珍，平生最大梦想是做宝石生意，成为宝石鉴赏家。后来乘访问荷兰公司之机，我在阿姆斯特丹的珠宝大街左看右看，终于咬牙，花了100多美元，给太太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我的导师也跟我一样，给师母买了一枚钻石戒指），她珍藏至今。后来太太笑着告诉我，经济上我是绝对被宰了，那么一点大的红宝石嵌在12k金的戒指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也就值20美金左右。我一辈子挨宰次数很多，没有少受太太奚落，可这次做冤大头，反倒成了光荣业绩。
记于2006.03.29
数小鸡的日子
这是一个很久远的动人故事，只是结局有些让人扫兴。说是一位爱幻想的村姑，左手一只老母鸡，右手一篮子鸡蛋，走在冰天雪地里。她开始幻想这些鸡蛋都孵出小鸡，小鸡长大又下更多的蛋，这些蛋再孵出更多的小鸡，直到她拥有了全世界。她正数小鸡数不过来，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鸡飞蛋打。
太太最近问我：“我们上次数小鸡是什么时候？你现在怎么不数了？” 我苦笑。经历太多的风雨跌宕，已经难有心情了，而且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当年的想像力了。可太太说：我就爱听你数小鸡。是的，我们都很怀念以前数小鸡的日子。
那是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见成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硕士毕业留社科院，事业顺风，提前一年获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又巧遇太太，喜结良缘，新婚燕尔，生活温馨甜蜜。
导师成为老板，项目正要用人，自然百般呵护。除了不愿意让我出国外，其余一切均有照应，还主动介绍我到师母所在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研究生英语，可以挣点外快。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免除了很多为分房职称而你争我斗的烦恼，没有后顾之忧，项目又能发挥专长，我当然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导师、太太和我皆大欢喜。
说起教英语，我当年的学生中名人可不少，皆因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能够攻读研究生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甚至名冠中外的作曲家金湘（当时是作曲系主任，曾创作歌剧《原野》）也是我的编外学生。其他学生如今有的官至音乐学院副院长，有的是中国琵琶皇后，还有的被誉为某少数民族偶像级“夜莺”。最知名的当然是第一夫人彭丽媛。平时聊起来，她对媒体恭维她是歌唱皇后或巨星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她爱听的称号是歌唱艺术家。彭丽媛本科时期一唱成名，就上了春晚，到了研究生阶段已经名满全国。常常她在上课，门外就有记者等着采访她。她当年演出任务很多，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功课上。让人惊异的是，当我循环提问到她时，无论句子多长，我说得多快，她都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复述出来。有些句子显然她并不熟悉。看来她的音乐训练培养了她敏感的听觉和极强的模仿力。音乐学院的公共外语虽然是研究生必修课程，毕竟不是他／她们 职业培训的中心内容。期末给她出题，让她带回家做，第二天交来。她大概是熬了夜认真做的，可以看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也确实花了功夫。
除了音乐学院代课，我还先后在社科院夜校和建国饭店讲授英语，学生有饭店招待，出租司机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些课太太也去听，她坐在后排，观察学生对我讲课的反应，回来跟我说，你就是纸糊马大嗓，没想到学生还挺服你。我当年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教英语不过是小打小闹，从来不认真备课，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专业上。在年轻人中，我的成绩出类拔萃，在导师的支持下，我开始申请破格提拔副研究员。
太太是双倍开心，因为我不但专业上受到重用，前景光明，而且在经济上也比同类知识分子强很多。社科院名声在外，却是清水衙门，在那个年代，多数人就靠每个月百十来块钱的工资。而我总有外快，头两年教授英语，后来兼职在中关村公司，做技术转移，开发机器翻译的产品，兼职的收入比工资还高，更不用提还曾挣到外汇，一不留神一夜成了万元户。当年也没有去银行的习惯，挣来的工资和外快全是现金，就压在枕头下面。记得每次拿钱回来上交太太，太太总是把新钱跟老钱放在一起，然后细细数它三遍，无误后再放回枕头底下。我开始不理解，提醒她只要把新挣来的钱数对就好，不用麻烦整个儿再数，还容易出错。太太笑而不答，我行我素，很享受的样子，我才明白原来数钱正是妙处所在。后来到海外很多年，起起落落，也有一贫如洗的日子，也有挣钱较多的时候，太太感叹道，银行是好，不管什么钱都直接入账，可再也没有以前数钱的乐趣了。
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当时我们在岳母家住，岳父母辛劳一辈子把四个孩子带大，三个送入大学，一个进了中专，个个都很有出息，在四合大院百多户人家成为美谈。可是，光靠老俩口的工资，勉强度日可以，大件是没有能力置办的。太太是四个孩子的老大，最先工作和结婚，自然当仁不让。百废俱兴，家庭基本建设正需要钱的时候。所以，厚厚一叠的票子，买个大冰箱，哗，下去了一多半。钱很快又长高了，岳父弄来一张很难得的彩电票，全家买台彩电热闹热闹，哗，又下去一截，如此反复。让太太特别得意的是，不管怎么花，这钱总会再涨回来。太太告诉我，还是你们研究所大姐那天说的对：不能找金山，因为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要找就找立委这样的金钥匙。
当年工作真是刻苦，尽管社科院不需要坐班，而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单位干到很晚，直到饥肠辘辘顶不下去了才骑自行车匆忙回家。一边骑车，一边想着岳母做的炸酱面、烙馅饼和其他家常美味（岳母和太太总是把我那一份留出来）。太太全力支持，对我晚回来从无怨言，可是看到我天黑未归，总是惦念。当年，整个大院才有一部传呼电话，很难互相沟通。很多时候，都是她等不及了，就出胡同去迎我，有时走出去好几条街也不见。好多次，我们俩走岔了，回到家，一看人没在，赶紧骑车回找。找到就带在车后回转，进入长长的菊儿胡同时，总是小俩口牵着手，一路聊着天回家，感觉温馨而浪漫。
岳母家在东城区鼓楼附近的老四合院里面。周末我们常常在胡同散步，一边胡吹海侃地“数小鸡”。太太常说，连想都不敢想的人，还会有什么出息。她坚信我无所不能，总是鼓励我解放思想。我逐渐发现，无论我怎么海吹，她都很开心。而且吹得越神，她就越开心。不就是图个开心么，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又没有外人听见，所以我就可劲地吹。从茅盾故居门前过，我就说，赶明儿把这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揽下来吧。后来一商量，觉得茅盾的四合院毕竟太小家子气，家门口的乌兰夫府上倒挺大，可外观也太寒碜，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个监狱似的。于是开始把眼光瞄向北海附近的郭沫若旧居和宋庆龄的宫殿。终于有一天，小鸡数到了我们当年能够想像的极限：“干脆把十里长安街包下来得了。”
太太问：“包括紫禁城和中南海么？”
我说：“当然”。
记于2006年九月一日劳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