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外一篇)

 

 

编者:

    这篇文章原稿写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徐夕之夜,那是初一寒假期间,三月份(我们那里文革时中小学全改为春季入学)我就进初二学习了。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写作时间距离小学生活时期还很近,回忆应该接近当时现况,相对客观,算是原汁原味的。虽然现今我对文章作了一定修改,但主要是文字上修饰,内容上保持原貌,以展示历史的真实。

我的幼儿园情况报告单

 

一九六五年我从幼儿园大班毕业,当年我七周岁。八月底,我和我的好朋友杨国民一起去南师附小看新生榜单。榜单贴在校门口墙上,我们俩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各自的名字。录取了,还在同一个班,南陵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3)班,我俩高兴地跳了起来。

九月一日我正式踏进小学校园,一年级上学期我担任小组长,是第一批少先队员,老师给我的学期评语是:学习尚好,要求进步,作业认真,对老师有礼貌,和同学友爱,值日生工作负责,爱活动,但上课时好做小动作,平时不爱说话,胆小,今后要努力学习,改正缺点,争取做个“三好”学生。

小学一年级上学期成绩单

 

一年级下学期,我全家下放何湾区,父母亲受命来何湾创建战地医院,我兄妹三人随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小山镇。

一九六六年春节后,我转入区中心小学,我弟弟当年六岁,没人带,就和我一起在同一教室上课。到二年级时,我又把四岁的妹妹带到学校,她上了一年级,此后弟弟妹妹居然都跟上了学习进程。

在山镇小学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主任每天早读给我们朗诵《欧阳海之歌》,老师音色很好听,声情并茂,故事也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少儿时欧阳海的悲惨经历,引起同学们巨大共鸣,激起我们这些小朋友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无比仇恨。

不久,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到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幼小的我,一个儿童,以一个天真的心灵参加了这场运动。在农村小学里,我算是很机灵、很有魄力的一个孩子,毕竟在小县城生活过的我,比我那些同学多少多一些见识,自然成了同学们的核心人物。那时我叫老师帮我写一个收条,到区里领取十元人民币活动经费,十元线在当时对我来说可是天文数字,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拥有这么一大笔巨款,像得到宝贝式的小心的放在箱子里。我立刻去找我最要好的朋友,比我高两级的孙健同学商讨下步安排。看到东来西往,到我们小镇串联的各色红卫兵,非常欣慕敬佩。我俩决定马上组织一群小伙伴,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我们给组织起了个名字叫匕首小分队,并把十元钱交给两位同学,叫他们一个管现金,一个管买回东西的发票。说干就干,我和同学一起到商店买了红布,印了袖章和队旗,我们把红卫兵袖章套在手臂上,在区医院走道上放了一张桌子,买了一盏煤油灯,在桌旁墙上贴了一张写着红卫兵匕首小分队的红纸,我任队长,孙任政委,我们就算拉起了队伍。我们的目的是想和其他红卫兵一样,到各地去串联,走遍祖国大好江山。不久,我们又跑到区,领了六元人民币。一切准备就绪,我希望和其他红卫兵一样,串连革命。其实串联不过就是一个幻想,我们那么小,就算自己想出去,家长也不会同意,也会阻止。而且我很小,能力也有限,管理更谈不上,我们组织随时都有土崩互解的危机。不过,当时我信心是充足的。听我们政委兼军师孙师兄说,串联需要红卫兵证,而证件需要公章,如果有大印,我们就能制作红卫兵证。而雕刻大印,我们小镇没这刻印行当,要刻印必须去县城,我决定独自去县城刻印公章。我召集大家协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跑去找父亲,吵着要去县城。因为我从小长在县城,熟人很多,父亲答应了我的要求。第二天,我准备去县城,临走时,我时终不放心自己的组织,我千嘱咐万嘱咐那几位领导,不要吵闹,好好管理小分队,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就等我回来再说。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人小好忘事,我一心想组织不能拆,队伍不能散,上了那货改客的车到县城,才发现忘记带钱,白跑一趟。我好朋友杨国民一家接待了我,我住在他家,吃在他家,每天去街上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县城比我们乡下热闹多了,一队队红卫兵举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雄赳赳气昂昂走在街上,县委会大门四周贴着前后覆盖的厚厚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标语,大字报揭发许多党内走资派腐朽没落的生活。党内的,军内的,政府的都有,高官更多,基层干部也不少,印象最深的是揭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腐朽生活,触目惊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太英明了,修正主义确实无处不在,确实有阎王店、帝王将相部、独立王国,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就会变修,我们就会受二茬罪,吃二遍苦。我在县城住了三天,但心系小分队的小伙伴们,想念我的小战友们,不知他们现在怎样,很是挂念,就买车票(杨国民父母替我买的)回何湾小镇。果然,我心焦的问题还是发生了。事情是发生在我走后的一天,小伙伴们吵起架来,大家抢起那点点小财物来,这人拿一个,那人拿一个,组织就这么散了。当时我很气愤,那些东西我要不回来,但我知道还剩下四元钱,我想从头再来,而且老师曾告诉我,只要有发票还可报销领钱。于是我赶紧找那位存放发票的同学,索要发票。可没想到,那位同学说,他母亲不知道是发票,被烧掉了。我当时气得都要哭了,尽管那位同学也很痛苦,要是能打过他,我还是会把他痛打一顿。因为没有发票,钱领不到还不打紧,老师说过没有发票,钱又用掉,就有贪污的嫌疑,我好是害怕。而我找到另一个我委托掌管现金的同学,想取回现金,却被告之钱被另一个比较大的红卫兵组织拿去了,他们说要和我们并在一起,这个组织背后是老师们全力支持的,我只得参加,当了个什么委员。但后来,为这十几元钱,我被班级几个年龄较大同学揪住不放,很过了一段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日子。有一阵子,这种压力使我不敢上学,老师找我要发票,同学找我要钱,可那是巨款十多元呀,在我九岁心灵里那是天大数字,我到那里去再弄到?我内心受到相当打击,又不便和家里人说,自己折磨自己,痛不欲生苦不堪言。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春,武斗开始了,县医院瘫痪,我父母又调回县医院,我随父母离开了那个小山镇,离开那让我胆颤心惊的环境。

1972年初一时我写的“我的小学生活”一文原稿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随着武斗停止,我和弟弟、妹妹再次转入南师附小,我和弟弟,好朋友杨国民同班,在三年级(2)班,并被选为班长。四年级因学制更改,念了两年(六年制改五年制),两年的四年级学习,我仍是班长,第二个四年级我还兼任学校红小兵营组织委员。四年级我参加县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侃侃而谈,畅谈国内外大事,主要针对美国黑豹党现状,谈了自己看法。让与会代表十分惊诧,参加会议的丁校长原来和我不认识,还问别人:这小将说得太好了,是那个小学的学生?后来得知就是他的学生,对我更是刮目相看,从此对我欣赏有加。四年级我开始看长篇小说,每天必看《参考消息》,《红旗》杂志也每期必读。在小学,我学习成绩被老师同学公认为最好的。虽然我小学政治活动很多,但我学习成绩仍是班级前两名,另一个是我弟弟。虽然当时各项文化课不打分数,但老师同学都公认为我是个学习尖子,我的学期评语常常有“学习成绩优异”这六个字,这连我弟弟都没享有过这么高的学习评价,一般他也就是学习成绩优秀的评语。我父亲的一个同事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看到评语后,认真对我父母分析说:一般成绩有尚可、良好,优良、优秀的评价,但很少有优异评语,这是最高级的。一句话把我父母说的心花怒放,我也倍感荣光。

我还耐心帮助一个学习较差的同学俞友龙,提高他的学习成绩。

四年级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年我们小孩不少男女界线严明,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总有人想突破,李广生,汪日辉、陈岗、张小峡、邵志华、乐巴丽,李建红等同学以办学习班名义,晚上聚在一起学习玩闹。而我总领着一部分男同学过去捣乱,说来也好笑,当时很不齿他们行为。我把大部分男同学组成五个小组,每天派一个小组去骚扰他们。记得有一次,我把五个小组联合起来共二十一人,买了鞭炮,晚上跑到住在学校后门李建红家,大闹在她家办学习班的那几个男女同学,放炮竹,呼口号,弄得附近都不得安宁。记得快离开时,我一连说了五首诗嘲弄对方(也就是顺口溜),硬生生地把他们学习班拆散了。到了五年级我升任学校红小兵营营长,红小兵纠察大队长,但班主任,教语文的刘老师不知为什么一见面对我印象不好,在我班委会选举得票最多情况下,没让我当班长,而是任什么个文体委员,很是滑稽。原文体委员王苏静任班长,我弟弟四年级起一直任学习委员。好在五年级下学期,刘老师已对我态度改变,我又兼任班长一职。还参加由刘老师创作的活报剧《我是五一六》演出,我演五一六的狗头军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戏剧演出。我没有一点艺术细胞,赶鸭子上驾,但活报剧受到不少好评,还在校外演出过多次。

在五年级下学期,团组织开始恢复,城关公社各小学被要求推荐几个优秀学生加入文革中第一批团组织,学校在政治上很关心我,丁校长亲自找我,要我写入团申请书,当时我才13岁,对团根本没什么认识,只知道它很先进,加入很光荣。给学校党支部交申请书的路上,我很怕丑,逼着我弟弟替我交的。很快学校就把入团志愿书交给我填写,党支部全票同意,报城关公社党委批准(当时团支部、团委还没建立),因年龄太小,上级党委没有批准。为了不让学校剃光头,学校也推荐一个比较大的同学,我班劳动委员,我曾经的好朋友汪一鸣。

说起汪一鸣,我们曾经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但自从我俩是学校唯一填写入团志愿书的学生后,他和另一好朋友胡炳生却因为一点小事突然和我吵嘴,还差点打起来了,而且他俩还在班煽动一部分同学一起围攻我,弄得我非常郁闷,很是不开心,直到小学毕业,我俩也再不说话了。

小学期间,我年年是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两次出席城关公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一次出席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

一九七二年二月我升入初中。

1972年2月3日初稿

2022年3月修改

 

外一篇:

永做毛主席的红小兵

                                               作者:立委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六岁。整整40年了,有些记忆依然清晰如昨。

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最先是看到临街墙上把刘主席的标准像倒贴过来,打上红叉。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长幅标语在大街上,“火烧刘少奇”,“油炸刘少奇”。

接着,作为反面教材,放映了纪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片子里面的女音讲解,甜腻腻的,一口一个刘主席和雅加达,当时听起来觉得像女特务,不断被场内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淹没:“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电影上的王光美,打扮得很光鲜,符合资产阶级臭婆娘的标准定义。再后来,看到过几个批判刘少奇的活报剧,刘的形象被脸谱化,马脸,高鼻子,一副奸臣像。记得同时还有一个活报剧《火烧英国大使馆》,演的是首都红卫兵,对英帝国主义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机智果断纵火焚烧英国大使馆的光荣业绩(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给周恩来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和后遗症)。还记得,舞台上演纵火时的场面,好像是把火把往使馆内一扔,砰一声炸响,一股浓烟就冒出来,我在前排,呛得直咳嗽,也吓了一大跳。革命群众的艺术创造力所造成的舞台逼真效果,在一个六岁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前后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我们各家各户主动把涉嫌四旧的物品,比如,铜钱、手镯、装饰品,甚至小猫小狗的瓷玩具,统统缴公销毁。石桥旁的石头狮子也被红卫兵小将推倒在河沟,因为实在砸不烂,就用凿子破相。影响所及,67年初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大人没有节假,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同时取消了所有过年的庆祝和消遣活动,连四角压岁钱也自觉停止发放了。

当时有些老人一辈子的习惯改不了,仍然称火柴为“洋火”,铁钉为“洋钉”等。老称呼源于旧中国日常生活品连火柴和铁钉都无力生产,需要进口。可是到了66年,这些旧称呼会带来麻烦。我就看到过小脚老太太颤颤巍巍到小卖店要买“洋火”,营业员冷冷一句:“没有”。当老人指着柜台里面的商品,营业员就大发雷霆。

武斗开始之前,用于文斗的大辩论开始盛行,连小学生也互相辩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我太小插不上嘴,但是很愿意旁听。辩论什么大多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个题目是反复辩论过的:家庭出身和自我表现的辩证关系。正方的论点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反方强调“重在个人表现”。感觉双方都义正词严,都懂得引用毛主席语录,似乎哪一方都很有道理。后来,四五年级的孩子领头成立红小兵革命组织,叫“匕首小分队”,其中各年级都有代表。我哥哥是我们二年级的代表,革命组织发起人之一。由于这层关系,我也光荣卷入革命运动,比如给贴大字报的小将提浆糊筒之类。我印象我哥哥一伙还在我父亲的医院走廊尽头,摆了张桌子,设立了“匕首小分队”办事处。小分队的光荣事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大闹会场的事件。小分队得知晚上七点学校领导开教务会议,于是决定来个突然袭击。我有幸跟着哥哥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记得会议进行中,小分队一行冲进屋内,叫道:“你们这是开的什么黑会?”领导看是一帮孩子,哭笑不得,解释说,这是例行的校务工作会议。分队头头说:“那我们也要参加”。好像是某领导劝告说,工作会议,学生参加不方便。这一下炸了窝,小将们个个义正词严予以驳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不参加谁参加?你们背着革命小将开黑会,用心何其毒也。我们不但要参加,还要你们老实交出以前会议的所有记录。你们不敢公开会议记录,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诸如此类。记得校领导最后让步,同意小将可以派代表参加所有校务会议。我跟大家一样兴奋,充满了斗争初步胜利的豪情。不过,倒霉的是我当时患有夜盲症,回来路上,两眼一片漆黑,是由一位高年级大姐姐,牵着我手送我回家的(哥哥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留下来商量下一步的斗争策略)。这次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小将的斗志,拉开了向小学领导造反的序幕,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揭露走资派阴谋的大字报。

 

(注:立委是汉阳一江水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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