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七二年三月进入初中学习的。
一九七五年春初中毕业。
中学生的我
其实那时我们都很朦胧童真，都很青春年少，都很幼稚伤感。
在大喊革命口号的外衣下，我们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初中生而已。
勾心斗角也罢，互相忌妒也罢，比拼争强也罢，懵懂、牵绊、叛逆、青涩仍是我们的主旋律。
不论所谓的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其实大家内心都有反叛冲动，都有调皮基因，都有情感困扰。
只是当年教育方式不同，某些学生不自不觉滋长一种优越感，总感觉高人一头，比如我，想想实属可悲。
大约初中刚毕业的七五年除夕，在守岁夜时我按惯例写了一篇自传散文，约有四千字的《班委会内幕》，在一九七七年初又把它修改扩充到五万字的《少年的忧烦》。
文中运用了文革中文艺创作必须坚持的三特出的原则（正反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大书特书我的高大完美英雄形象。
我成了正义、正确的高、大、全式的人物。
其他同学不是陪衬，就是反面人物。
只有我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有毛主席理论的武装，有敏锐的阶级分析能力，有反资产阶级腐蚀的勇气。
总之，一切都是我正确，错都是别人的。用现在话来说，十分的自我，十分的自恋，是典型的病态心理，展现出那个时代不少人所具有的人格障碍。
其实在初中，我在学习上、政治上、情感上、生活上都有过挫折、失败和颓丧。
欢乐过、悲伤过、焦躁过、失望过，忌妒过、使坏过。
每个初中生的感触与行为，当年我或多或少都有过。
今天看来所有这些都那么的美好真实，那么的令人难忘，反过来看看旧文中当年自我塑造的高大全的我，总感到一丝的滑稽，十足的可怜，愚昧的可笑和满纸的荒唐。
初中全班毕业照与年级老师
1．
我的小学、中学学习期间正贯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运动的全过程。包括打倒三家村、串联及红卫兵运动、武斗、大联合、全国山河一片红、批林批孔、批法权、评水浒、学朝阳农学院精神、学大寨、反潮流及交白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倒台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治运动，大运动几乎一年一次，小运动天天不断，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反五一六等等，我的整个中小学学生生活都在一波又一波斗争运动中度过。学工学农又学军，大批判大字报常年不断，学毛选、学政治贯穿始终。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文化学习，以斗为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没有作业、没有拖堂、上学晚放学早。在前六年没有电影、没有小说、没有体育比赛，后几年也只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和乒乓球比赛。色彩单调，生活贫苦，缺油、缺肉、缺布、缺住，一切凭票，一家三代挤住一室，这就是当时全国普通学生普遍的基本生活状况。但我们仍认为自己长在红旗下，生在蜜罐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青少年。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而我们风景这边独好。每每沉浸在幸福之中，自豪感油然而生。
进入初中，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浓厚的学习气氛。那是那个年代最诡异奇葩的一段时间，社会气候为之一变，似乎脱离了那个疯狂时代所指引的反修防修的道路。
要知道我们小学六年半(65年9月至72年1月)学习期间，除了小学一年级尚能正规学习外，整个小学期间都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度过。
没有分数压力、没有作业负担，多一份革命狂热，少一份学习氛围。
没想到刚进入初中，却赶上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特别日子，虽然时间不长，仅仅只有大约一年半，即初一全年、初二上学期，但却让我终生受益不浅，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这一年半，全中国各中学完全脱变，政治与革命再不是学校主旋律。
学习从散漫环境下瞬时跳跃到紧张有序状态下，没有过渡，没有先兆，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又似乎那么顺理成章。学习又主导学校工作，各科老师都抓得很紧，早读报变成念英语，下午政治活动变成课外补习，成绩单又用上百分制，分数第一，强化考试，以成绩评价学生，月月大考，周周小考，张榜公布学生分数排行榜，仿佛一夕之间，学校的天变了。虽然没有高考魔术棒，但全国中小学一下子全部进入了疯狂学习之中。
记得在初一时，我班教数学的是康老师，一个不苛言笑的中年人。很严肃很霸气，每次上数学课，课前课中课后，他会突然给每个同学发一张纸，然后威严地说：现在五分钟测验，就一个概念题，什么叫系数？接着整个教室鸦雀无声，五分钟后康老师准时收卷，又开始上课了。他似乎以考为乐，一天一测验，一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从不厌烦，让人胆战心惊，头皮发麻。且从不与我们多交流，同学都十分怕他。
刚开始我是完全不适应这种节奏，数学测验分数忽高忽低，结果初一上学期我的总成绩总冲不到第一，让数学拖了后腿。在期末成绩公开张榜排名中，我名列第三。
第一是王建军。
第二是陈琳。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全班仅有二人各科成绩九十分以上，而我不在其列。
数学拖了后腿，我的数学期末平均加权（平时20%，期中30%，期末50%）成绩只有82分。
以前小学时我算术一直很好，这么低成绩让我很难堪，自尊心备受打击。
我们初一上学期班主任是个刚毕业教英语的小许老师，她在班级上大张旗鼓表扬那两位各科成绩九十分以上的同学（陈琳、王建军），使我深感压力，十分忌妒那两位同学，感觉很没面子，无地自容，躲在无人处大哭了一场，那场景至今无法忘怀。
青春总是美好的，即是当时那么受委屈，现在都是甜丝丝的回忆。
其实当时我内心是很佩服陈琳和王建军的，我还是有自知之自的，陈琳同学动手能力，王建军同学思辨能力都让我自叹不如。
言归正传，敬佩归敬佩，不服仍是不服。
自卑一定会转换成自尊，在学习考试上，有压力就有动力，我憋了好大一口气，自己非要为自己挽回面子不可，对自卑的人来说，面子大如天。少年时，一点小小妒忌都能让人彻夜不眠，一点小小成绩都让人欢心雀跃，人总在成长，今天看来小事情，当年却是头等大事，回味就是寻找青春的痕迹，品尝年少的颠狂。
初一下学期我调整心态，适应了康老师那种高强度教学的环境，奋发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数学考试不论大考小考，只有一次小考95分外，其余均为满分，期末加权成绩，我的数学老师反复核算，都超过99.8分，四舍五入给了我100分，全年级独一人，我的总成绩全班第一，终于打了个翻身仗，让自己扬眉吐气了。
这期间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我的新班主任，语文老师，合肥下放来一位可爱可亲十分慈祥的老太太。(原班主任许老师因怀孕生小孩休假去了。)她待人热心、温和，对我们细声细语耐心之极，从没看到她发过脾气。对我也极好，似乎特别赏识我，这让我很暖心。她不像数学老师常搞突然袭击，对测验不太热衷，但布置的作业极多，无形中逼你对语文上心。而且她对人对事特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我初一下学期语文加权总成绩为93分，她把我成绩填错了，写为88分，发现后，她不仅修正了，还不停地向我这个学生道歉，为这个小小失误，她很认真很严肃向我当面检讨，十分责怪自己，让我都不好意思。把成绩改过来不就行了，何必这么较真，老太太身上这股认真劲，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让我敬佩和受宠若惊。
两个不同类型的主课老师，其实给我们压力同样大，就我而言，更喜欢那位老太太，对数学老师有敬而远之的感觉。
初二时我们班主任又换成一个年轻的上海姑娘赵美英老师，（初二时老太太调回合肥）她是华东师大老三届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
在初二上学期，我数学成绩仍很耀眼，加权成绩为99分。总成绩全班仍排名第一。终于让我雪了耻，满足了我的自尊心，可以昂起头扬眉吐气了。尤其是我喜欢的地理历史，成绩更是特出，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当时我酷爱上地理，以至后来长期订阅《地理知识》杂志，至今也在订《国家地理杂志》，兴趣不改。当时我足不出县城，但不知的人，都认为我已周游全国各地。因为我能绘声绘色叙说全国各主要景点特色、各主要城市特点和祖国边疆的风土人情，比去过的人还叙说到位。甚至对世界各地也大致了解，反正咋唬一般没出国的人是不成问题的。
正当我高亢兴奋之时，又一轮政治运动，让这种紧张竞争的学习环境荡然无存。初二下学期因党内斗争，中共党内左派利用黄帅事件，全国范围对这一年半的学习气氛进行十分有力批判，不再有分数的出现，不再有班级排名，更不用说成绩张榜公布了。
“回潮”满打满算也只维持了一年半，其中最后半年已经开始退烧了。从此以后学工、学农、大批判又成了学校主流，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而且后面课程设置也越来越混乱了，什么大地测量、生产队会计、农用机械、赤脚医生、农业数学等课程成为高中必修课。虽然我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考试至上的学习氛围，但在文革中“学习无用论”甚嚣，政治运动不断的环境下，有这么一年半完全另类的学习生活，打下了我们学习基础，尤其是数理化基础。当时环境氛围给了我们上进苦学的动力，直到今天都在受它之益，是十分难得珍贵的。据说“回潮”是周恩来总理的杰作，在当时是确确实实一股逆流，能坚持一年半时间，也是异数了。
纠枉必须过正，看到今天孩子陷入题海培优之苦难中，深感中国教育制度仍有大问题，素质教育何时才能真正实现？我们需要公平、公正、向上、创新、幸福、快乐的人才培养机制，今天仍然遥不可及。但就追求公平公正，为人才选拔第一要务而言，在当今社会充满腐败环境下，考试的方法仍是人们最后一道希望。
人没了希望，社会也就没救了。“回潮”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希望。
初三快结束时，赵美英老师调到马鞍山市，我们班班主任换成年轻英俊的高发荣老师。
2．
我刚进初一时并不是班长，而是学习委员，这让我很是不服气，心头五味杂陈。
我小学时那是很红很红的。
小学毕业我前身兼三职，是学校（五小，又叫韶山小学、南师附小）红小兵营营长，红小兵纠察大队长和班级班长，是当年学校最大的学生官。还是县里和城关公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常在学校大会主席台上发言。
在小学六年半中有五年担任班长，丁校长因为我课外知识尤其是国际知识丰富更是对我另眼相待。
小学毕业时，校长让我写入团申请书，并让我破格填写了入团志愿书。
我的入团志愿书在学校党支部会上一致通过，呈报上级党委即城关公社党委批准。（因是文革中第一批团员，当年团委团支部都没恢复，只得暂由党委党支部行使权利）
当年我是全国最年轻填写入团志愿书的小学生。
那年城关各小学都推荐几个人入团，我校本准备推荐我一个人，但怕我年龄太小不批准而剃个光头，就又多推荐一个岁数较大同学，我班的劳动委员汪一鸣同学。结果城关公社党委会议审议时，因我年龄原因未批准我的入团志愿书，不然我会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团员。
所以我特自信。
论资格，论经验，论群众基础，初一的班长理所当然应是我的呀。
开学初时，我被指定为班级负责人，但班委会组建时，我并没有顺理成章成为班长。班长由一个从外地刚调来的学生担任，这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让全班同学感到意外。因为我当时革命资历深厚，是典型老干部出身，有很多耀眼光环，当年正赶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朝，成绩好的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结果是让我难以接受的。让我心理不平衡达半年之久。当年那个不平呀，让我郁闷了好几个月，那位班长自然成了我初一阶段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之一了。
进入初一时，全年级五六个团员，我们初中一年级三个班很奇特，一班有一个团员，三班有很多团员（均为三小学生），而我们二班一个也没有。汪一鸣在（1）班，（3）班全是由另一个小学毕业的学生组成。当年小学跟我后面玩的汪一呜成为了年级团支部书记，也就是年级最有地位的学生。所以我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自然应该是（2）班班长首选才对，但班长给了一个叫杨志棣同学。
杨志棣是何方神圣，大家都不熟悉他，他一个从外地刚调来的学生，没有群众基础，为什么居然他能成为班长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是刚调到我们的学校校长的公子，血统正呀，班主任老师怎能放过这一机会呢？班主任许老师撇开我这个临时负责人，指定他为班长，我被指定为学习委员，这大大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
杨志棣白皙，文静，帅气，讲话小声细气，在当年我们这些老土的同学中显得洋气，格外有风度。杨志棣是个非常好的同学，没有野心，也不惹事，当年他讲话声音纯正，标准普通话，这让我们这些讲南陵方言的人不太适应，感觉他略带点娘娘腔显得矫情。
穿戴得体他是当年班级不少情窦初开的少女偶像，班级几个最漂亮女同学都喜欢他，十分有女人缘。记得有一次，我与杨国民同学一起去他家玩，他住在学校最有特色的古建筑郁青楼上，到他家时，碰到班级两三个女同学，当时班级男女表面上界线还分明，这让我们十分吃惊。就在那天，杨同学当面向我们求救，说一个张姓女同学纠缠他很久，问我们怎么办？我一听那女同学，本能地叫他快刀斩乱麻，立即断绝联系。因为那女同学住在我家附近，是一个司机的女儿，给人感觉有点花痴味道，我认为他掌控不住她，当时真心是替他着想。另外原因就是对男女接触有所谓正统的反感，对女孩主动更是深恶痛绝，拆散他们满足我们灵魂深处的禁欲教育所产生的奇异心理。
杨志棣虽讨女同学喜欢，但男同学不待见他，尤其是调皮男同学更是妒忌他，捉弄他。由于他小我们大家两岁，和同学有一定距离感，在我们大多数同学眼里他就是个小孩，而且是个乖乖孩。况且他又是外地调来的，人生地不熟，与同学没有情谊，自然难以服众，也无法镇住场面，对调皮同学更是束手无策。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篡权活动，当时胆小怕事，力量也略嫌单薄的扬同学虽当班长，但很少插手班级活动，也不主持班委会工作。这自然给了我一个大好机会，由于我的群众基础比他好，没多久我成了实际的班长，当仁不让，很自然地就篡权了，基本上没有他的声音。虽然我仅是班级学习委员，但资历老，有点人气，虽名不正言不顺，但硬是抢班夺权了，成了实际上的班长。扬同学基本上靠边站了，班委会工作都是我召集，尤其是期末各位同学成绩单的评语，都由我主持完成的。
篡权有篡权好处，篡权也有篡权坏处。同学间矛盾焦点都描到我身上。有一次，有好事的同学搞了一个男女同学混坐的方案，这在当年男女界限格外分明的年代，是突破了底线。班上有点禁欲变态的男同学立即炸了锅，群情激愤，他们认为这个方案一定是我弄的，因为排在我同座位的是全班男同学公认的女神。当我一走进教室，班级部分调皮男同学立即对我围攻漫骂，甚至动起手来，有个叫何超华同学，是个打篮球高手，出手最重。我被围攻的莫名其妙，待事情真像大白之后，我委屈的在座位上大哭起来。这是我中学时期唯一一次被打，也是唯一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失声痛哭。当我在感到十分委屈时，我后排两位女同学张小峡和刘卫给我很大安慰，她们不断的劝说，化解我心中的苦涩，尤其是刘卫，让我一辈子都铭刻在心。也许她早已忘记这件事了，但少儿时的点滴善举都可能让受恩惠的人念念难忘，所以人善是最美好的品德。
我篡权后，班主任，教英语许老师也默认，虽然心理上我获极大满足，但总感不太地道，有点强出头地的味道。杨同学真的不错，他不在意，不争权，在自己小世界里享受全班最漂亮的几个女同学的爱慕，真是一个有涵养有家教的男生，这是我这样一个热爱权力的学生最羡慕的。好在还有更爱权力的人，当年我的手下汪一鸣，一直设暗卡阻止我的入团进程。还有林天祥，他们怕我入团后抢了他们风头，权力真使人变得不单纯。我，汪同学，林同学当年应该都是一路货色，看似少年老成，实质纯真丧失，异化成精。
共产党真厉害，洞悉我从小就有篡权野心，处处阻碍我上爬的道路，让我后来几十年来阴错阳差没有从政，也确保我至今仍能面对大千世界骄傲地大声说一声：我这一辈子为人真诚，从不害人。
初二上学期班委会终于换届选举，我得票全班第一，但新班主任赵老师并没有让我当班长，而是让一位女同学芦霞担任班长，我仍然是学习委员。
为此我对赵老师整整怨恨了一年，因为不论从学习成绩、组织能力和同学选票，我理所当然是班长最合适的人选。当年我的官瘾真是不小，是个大大的小官迷。
更可气的是赵老师还在班级塑造了一个学雷锋的榜样，即我班的一位小组组长何萌芽同学。当年何同学突然觉悟大提高，不论是他值日还是不值日，每天都主动打扫班级卫生，总是最晚锁门回家。其行为得到年级主任任长发老师大为赞赏，大会小会表扬他，成了全年级的标兵。
果然他与班委张小峡同学成为我班第一批新团员，要知道我可是小学填写入团志愿书的呀，这个恨呀那真是咬牙切齿。
何同学一入团后，不知何故，不再主动打扫卫生了，这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极为尴尬，典型塌了，成了所谓假积极的典型案例。而当时他的这个行为却让我暗暗高兴很久，因为事实证明老师眼光有问题，我才是好学生标杆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当年我就是这么一个表面阳光、心里阴暗的人，不宽容、不友善，是个极为自私利己，患得患失的孩子。
最让我解气的是，初二下学期有一个班级劳动委员调走，班主任赵老师和班委会女同学推荐潘玲玲同学接任，但我坚持反对，一人极力推荐陈琳同学接任，说出理由若干，结果我的提议获通过。其实我并不反对潘玲玲同学接任，反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班级影响力，同时也为了显摆，为此今天我要郑重向潘玲玲同学表示道歉。
到了初三，不学习，我更干了一次惊天动地的事。
当时我已是班长了，在上英语陈老师（洪世华老师爱人）课时，可能由于我上课私底下讲话，被陈老师发现批评了我。我自尊心大损，不知怎么穾然有那么大气，站起来把英语书给撕了，并立刻退出课堂。更没想到是团支书杨友涛、班干陈琳、董建庚和一半男同学看我离开教室，都跟随我一起罢课离开教室，把陈老师气得估计都快吐血了，这可能是他一生都未经历过的场面。
好在陈老师大人有大量，也和当时全国教育氛围有关，他只把这件事反映给班主任赵老师，我只受到不痛不痒的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知。
这是我初中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
想想实在有愧于陈老师，当年年少无知，受批判师道尊严的思潮侵蚀，才会做出如此荒唐毫无理性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3.
古人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年少时我们不懂爱情，年少时我们憧憬爱情。
那个年代是绝对禁欲的年代，男女谈恋爱，在当年是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来批判的。
但本能的力量也相当惊人、可怕和巨大的爆发力。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性爱本能的向往，即使高压寡欲的年代，也时时萌发，处处可见。
德国大诗人哥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开篇说得好：那个少女不怀春？那个男子不钟情？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初中班全体女同学与赵美英老师
到初三毕业时，我的同班同学们绝大部分都已是十六七岁少年了（班级大多数学生均为十七岁，安徽学生当时都比别省同年级学生年龄大，我们均是六五年九月进小学一年级，七五年二月初三毕业，大多数同学都是五八年出生的）。这正是情窦初开，不谙世事的年龄。青春的热情，青少年时期的骚动，朦胧热烈而又美好。青春的激情，真挚的初恋，青涩的甜蜜，那怕是默默的暗恋，都是让人欣慕，都是满满的美好的回忆。当年，在我们班级，已有六七对在谈恋爱，也许仅仅是好感，也许仅仅是异性相吸而已，不过当时我就认为他们在谈恋爱。
实际上当年同学间情谊最为纯真，最为美好，异性之间也是如此，但被我们这些看起来的好学生妖魔化了。
其实初一时，班级就有这一苗头。
当年我班最有女人缘就数杨志棣了。
我印象中两个漂亮女孩邵志华和刘静都迷上他，张小峡也暗暗喜欢他，其中还有一个张文群同学经常去他家表达爱慕之情。为此年纪小小的杨志棣不知所措，在那著名古居--郁青楼他的家里，他向我诉苦。毕竟都是小孩吗，有点害怕纯属正常。而我当年却认为这是他当面向我炫耀，让我恨的牙咬咬的。
到初三时，张X与董XX、张XX与赵XX、杜XX与唐XX、王XX与毛X、刘XX与张X等等都成双成对了，同时杨XX也在猛追芦X，当然这都是我当时的认知，也许只是朦胧，只是当年班级男同学大都是与我有相同看法的。
虽然谈恋爱的男方大都是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喜欢打架、奇装异服、抽烟喝酒的所谓坏学生，但女方却都是漂亮活泼、学习认真、能歌善舞、活动积极、可爱善良的优质女孩。
也应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名言。
这让我们这些进步、积极、上进的所谓先进男生很是愤怒，很是不满。
愤怒中含有嫉妒，不满中隐着羡慕。当年文质彬彬，开朗活跃的帅哥不受欢迎，雄性运动型，野性痞气的帅哥才特别有市场，至今如此，除了不服气，也只有不服气。
我们班班委会所有女学生干部都在谈恋爱，而我们这些所谓听话的男学生都很胆小，不敢面对自己的情感。
心中十分不平，更不服那些胜利者的男学生。更恶毒的攻击，更猛烈批判以掩失那一颗失落的心。
其实当时我也很渴望与异性交往，但正统的教育使我不敢，也就是说有贼心没贼胆。
内心渴望爱情，心想异性，但却拼命掩饰，强迫自己做到非礼勿视，做一个所谓正人君子。
总是在内心自己批判自己，改造自己。这方面，我活的十分疲累，这种扭曲了人的本性的觉悟常害人害己。
这种禁欲主义教育使我一直到二十五岁才有自己的初恋，才尝到爱情的滋味。
灌输式的、原教旨式的理想主义教育真是害死人。
当时安徽省公安系统曾调查马鞍山市初三早恋情况，发现竟有60%的人在谈恋爱，为此特地发文，强调这是资产阶级腐蚀拉扰我们下一代的有计划有组织行为，要严厉打击教唆犯，粉碎帝国主义把复辟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梦想。
那个时代，我们班级甚至还有同学传看黄色手抄本小说《少女的心》，被禁黄色歌曲也有一定流传。而我当时是个上进青年，又是老师领导眼中的好学生，绝对用无产阶级接班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拒腐蚀永不沾，不近女色，不谈恋爱。
开智那是相当的晚，也相当的变态。
实话实说，那时我内心也很矛盾，人格分裂，也有朦胧意识，也向往爱情，只不过长期教育灌输让我害怕，不敢面对爱情这一幽灵。
我虽然不看手抄本的色情小说，但也偷看当时被禁的革命爱情小说，如《青春之歌》、《三家巷》、《苦菜花》等，甚至偷看被严批的毒草小说如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茅盾的爱情三部曲和巴金的《家》。
我当时内心对异性充满好奇，也幻想着与她们交流和往来。
其中我们班级中的三个女孩，给我留下无法忘怀的记忆。
张X是三个女孩中的一个，她是我第一个面对面交谈，而且一谈就一个多小时的女同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突破，毕竟当年在我心中有很深很深的男女界线意识，大部分男女生是基本上不说话的。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到我的邻居兼同学柯卫星家玩，在我家门口碰到我，我与她打了招呼，然后竟与她交谈起来，内容记不清了。
但我清晰的记得交谈时我身子有点微微发颤，讲话频频停顿，似乎在竭力的掩饰着什么，有点慌张、有点兴奋，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与一个美丽的，气质与众不同的女同学交谈，那心不动就太不正常了。更何况军队一二七医院大院的女同学被本地同学们仰视为女神，而张红是她们中的一员，我自然有种呯呯心跳的感觉。
毕竟是我第一次和女性同学谈心，想忘掉都不容易。
王XX是三个女孩中的另一位，她是第一个到我家拜访的女同学，我家过去从没来过女同学。
那是初三下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第一次她与熊XX两个人来的，第二次是她一个人来的。
我们从小学时就是同学，小时候，她那根长长的独辫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是我小学期间最难忘的记忆。
我们俩相谈甚欢。
记得有一次，也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她一个人来我家，看着她秀丽活泼的脸庞和娇小玲珑身材，谈着谈着我突然有种冲动。
那是我少年时第一次有想亲吻女孩的冲动。
当时我手已张开，很想过去拥抱她亲她一下，正在我意乱情迷之际，母亲因进我屋拿东西，她的敲门声突然打断了我可能的突兀的进程，不然我的第一次初恋就会由此展开了。
当然也可能因为胆小，也许最后还是会退却的。但不管后来有什么结局，少年的冲动总是清纯美好，令人难忘的。
后来王XX与我联系越来越疏，高中时竟断绝了往来。
在初三快结束时，我对我班一个女孩，那个叫张XX的同学，陷入了长久的单相思之中。
张XX座位正在我前面，从幼儿园我俩就在一个班，一上课我就能看到她，她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映入我眼帘。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我认为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初三快结束到高一上学期时我内心迷她迷到疯狂的地步，初三时我们俩照片还一起上了当时的新安徽画报。（内容是批林批孔开门办学，可惜那份画报已遗失）
当时我最疯狂的举动是：我曾经连续几个月，从晚上七点到九点站在她家门口对面，风雨无阻，只是希望她开门外出时，我能看她一眼。
仅仅只是为了看她一眼，傻傻地站着，几个月，她一点也不知道，也没察觉。
她已经谈恋爱消息让我完全接受不了，对她有了稍许怨恨，对那个男生更是十分憎恶。
虽然我感情十分热烈，但我对她感情不敢露一点声色。
敏感的班主任赵美英隐约发现我的情感，但没有挑明。赵老师初三时对我极好，常留我在她单身宿舍吃饭。在初三我快毕业前，也是她终于调动成功要离开我们学校之际，在我帮她收拾行李并送她去马鞍山的客车上，她突然告诉我，在未征求我意见时，她曾当着张XX面想撮合我俩，但被女方一口回绝，老师说她为这位女生感到十分惋惜。
老师话让我很是红脸十分害羞，她虽然是说女生有眼无珠，但我仍感到极大挫折和失望。我只得假装无所谓地告诉老师，我从来没有谈恋爱的意愿，同时还向她十分明确表示：我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极大反感。
被拒绝我倒没有多大失恋的痛苦，但脸面丢失的感觉却很强烈，好强、自卑而又自尊的我，始终不敢面对爱情。
那个年代，对一个上进的革命青年，对一个长期受党、毛主席和文革左的思想教育的人，是不可能真实坦然去接受和面对这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情感的，即使当年张XX同意与我交往，我也是不敢的。
我没有那些所谓坏男孩的勇气，也没有他们的韧劲，甚至也没有他们那么真心。
现在想想，当时的多爱是一种朦胧初恋，所以易变而又多情。
不专一、爱美色是它的一大特点。
有点帕拉图，有点小滥情，但却真实和纯洁。
当时我自己始终不能确定自己到底爱谁，由于党的教育,我初中三年仅仅在朦朦胧胧似爱非爱中度过，这不能不说是遗憾，是时代赋给我们这一代的某部分人的代价。
听党的话，听毛主席话，造就我们害怕爱情，不敢追求，禁欲修身和内心多爱的矛盾性格，使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爱、人性、欲望和家庭的真正内涵。这种经历也只有那个特殊时代才会产生，现在年青学生幸福多了，敢爱敢恨，阳光大胆，青春与情欲同在，事业与爱情双飞。
人越大越现实，越理智就越没激情，十六岁应该是爱情最纯最美最有色彩的年段。
当年我不但内心喜欢女孩，而且还曾换来换去，喜欢好几个女同学，这让我处在惊慌之中，因为这正好说明资产阶级思想无孔不入，我的立场不坚定呀，为此我常常给自己开起斗争会来。
更可气是我说的这三个优秀女孩当时对我都似乎无心，不久她们都已半公开谈起所谓恋爱来了，而恋爱另一方又是让我极为看不起的所谓坏男孩，我为此很是不平，苦恼和气愤。
4.
那个年代学校的状况很奇怪，凡是老师喜爱的，学习较好的，听话守纪的班干部和团员，基本上都是习惯的说假话空话的。而那些调皮捣蛋的，穿所谓奇装异服的，看手抄本黄色小说的坏学生往往讲的都是真话实话的。
而且他们所作所为，现在看来很多代表时尚和未来趋势。
我从小就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灌输”年代，我的作文、我的演讲大都千篇一律，下意识不用思考脱口而出。什么讲理想破四旧搞革命，什么身在中国胸怀世界，什么把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苦大众拯救出来，我们总是激情燃烧，总是斗志旺盛，生命、尊严、人权都是不重要，摧毁世界旧制度，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成了一代人心中神圣理想。
受雷锋日记的影响，我那个年代的作文，内容空泛，慷慨激昂，装腔作势，废话连篇，充实着假、大、空、虚的语言。
不信？大家可看看我初三写的学期小结。
a）
我初三写的学期小结片断：
“人总是在斗争和矛盾中壮大和发展起的。”
我沉思着，头脑翻腾着，回想起这一学期来的工作、学习，感叹地说。
一学期的时间虽然很短，很快，眨眼就过去了。但它留给我心底的痕迹，是永生不会磨灭的。我不会忘记这难忘的年头，这激烈斗争的学生生活。在这里，曾激起我生活的朵朵浪花；在这里，闪耀着我青春的绚丽光彩；在这里，我曾几番彻夜不眠，思虑着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理想；在这里，我曾遭受斗争的考验，几番曲折，几经风浪……是啊，生活是严峻的，它不是美好的幻想，而是尖锐复杂的斗争。有人在生活中战斗、成长，有人在生活中颓唐，衰退。我们每个人都在受到生活的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最近，青年中出现一个思潮：讲吃喝，比穿戴，就是不讲理想。梳着大包头，穿着喇叭裤或小港裤，踏着小白力鞋的人，风行一时。叫什么洋货，还什么摩登、风流，总之三十年代一些语言，全被今天极个别人叫嚣着。有人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只是笑了笑。什么感想呢？我不喜欢，也不愿意这样。嘴叼香烟，口唱黄色歌曲，大看手抄本小说，这种风尚有什么趣味，有什么意义。有人说这是潮流，嘲笑我不适应时代思想。可是我呢，却情愿做阻挡这种潮流的“小丑”。做一个“不知时世之变”的“倒退派”。我尽力嘲笑、反对、咒骂这些人和事，我看不起这些人。几年来，虽然身处这种环境（班级男生80%喜爱吸烟），但我至今没吸一口烟，没唱一首黄色歌曲，没看一本手抄本小说（我很爱看书）。这些可以说，是我成绩吧。我很高兴这一方面成绩，经常自我欣赏着……
我文革中学学期小结原稿
这种自我净化，充满幻觉和制造敌情的总结本质上就是抿灭人性，让人变成怪物，丧失了许多生活的乐趣和同学的友谊。
b)
其实同学间情谊不因年代疯狂而完全消失，平平淡淡中常常透着温情。初中最让我感动是刘卫同学，其实是件小事情，但却让我至今无法忘怀。
那是初一时期，刘卫与张小峡坐在我后排，当年男女界线表面上非常严格，有一好事男同学，应该是宋勇，公布了一份他自己一个人制定的男女混坐方案，这一下在部分男同学中炸开锅了。
关键是他宣布时说方案是我制定的，且我被分配与张小峡同一桌。
结果可想而知，清晨我一踏进教室就遭到部分男同学的围攻漫骂和推搡，尤其是何超华同学还动了手，莫名其妙的我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事件弄晕了，感到无比委屈和受伤。
好在刘卫挺身而出，为我拦驾，替我出面。无故受冤的我当时在课堂上痛声大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在教室公众面前伤心的哭泣，坐在我后排的刘和张仍很耐心温和地劝解我，她们这种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使我受屈之心平静不少，十分感谢他们，让我度过那艰难时光。
后来刘卫与我来往不多，也常常不来上课，可能她记不得这件小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永生难以忘记的。
正如王建军同学所说：
时令入秋，我们也进入了人生的秋季。在进入冬天告别季之前，应该调整好心态。我乐意与同学交流，一起回味出道之前的那一份童真。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过去,从来都不是因为怀念别人,而是怀念过去岁月中的自己。
后记：
初中生活片断是根据我当年日记，回忆散文和现今记忆所写，可能仍有误差。总之人老了，过去的记忆常常碎片化了，完全准确可能不现实，抛砖引玉，希望能勾起大家回忆，共同记起那苦难的一段青春经历。
外一篇:
青涩少年记事
作者: 立委
上个世纪74－75年左右，大概是高一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学军，长途拉练，步行100多里路，去皖南新四军旧址云岭和茂林参观。我比较弱小，那次长途跋涉，真把我坑苦了，一辈子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程，似乎没有尽头。学生队伍前后拉了好几里路长。我一瘸一拐，一根一根电线杆数着往前挪动。终于，有同学报信说，目的地已经在望，就是前面的那座小山。于是，鼓作最后的勇气。可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的山，还是走了一两个小时，直到天快黑了才赶到。
吃罢晚饭，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礼堂里面休息。一屁股坐下去，就瘫软在地，居然再也起不来了。脚也没洗，在同学帮助下，挪到临时搭起的铺子和衣睡下。第二天早上，全身没有一块筋骨不疼，勉强可以站立。
虽然很狼狈，对于拉练在外的生活还是感到新鲜兴奋。特别难忘的是参观新四军事迹展览时和女同学耳鬓厮磨的“咸湿”经历，连带当时的心跳、惶惑、尴尬和刺激。
我们那个年代，男女生有一条无形的界限，在校园很少交往。不过，我是学习委员，在班委会活动中还是跟女班长和女团支书有工作往来，彼此印象都不错。尽管文化课已经不是学校主业，大概是惯性，学习好的同学还是自然受到青睐。不过她们都比我大两岁，感觉是姐姐一样的形象。女班长是个假小子，面色黝黑，作风泼辣，相处很愉快，但异性吸引力不够。团支书端庄秀气，能干老练而不失文静。我平时到城外后桥河去游泳，每次经过她家门前，总见她在门口坐着织毛衣，仪态娴雅。她见到我也总落落大方地招呼一声，可我总自我感觉灰溜溜的，不知如何回应。
拉练在外，男女生就比较亲近起来，不像在校园那样拘束，这是当年学工学农学军最让人兴奋的地方。第二天参观新四军展览，不知怎的，跟团支书混在一起，她个头比我略高，站在身后，挨得很近，耳边是她温热的气息。我们两个人拉在最后，仔细切磋揣摩那些展示的图片和实物。两人很默契，一步一步向前挪动，有意无意身子碰到一起。我心痒如蚁，强作镇定，不敢回视，及至出得门来，感觉大事不好，窘迫不堪，下体温热一片。梦遗有过，可是大白天，下面却湿了，可是一辈子的唯一一次，很久很久，自我感觉见不得人。特别恨自己不争气，恨自己肮脏，玷污了美好感情。
那一年我14岁。西皮居士有诗云：
野营拉练知何似？跑马望山苦嫩兵。
学军之意不惟军，立委心飞云雨情。
后来，支书高考没成（不奇怪，我们200个同学，连大专才成了6-7个），恰逢医院招护士，就来到了我们的医院，跟我当年抗震时候“泡的妞”成了闺房密友。她当时已经谈了对象，于是以老同学的身份想把我和那妞撮合成。关于这段“泡妞”经历，我曾在短文《话说“泡妞”》中有记述：
我理解的泡妞，就是找机会跟漂亮的女生套瓷，或者用各种手段向心仪的女生逞能，吸引她的注意。在泡妞阶段，一般目的并不清楚，既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歹心（勾引革命女青年啦，“吃豆腐”啦，等等），也没有要马上谈恋爱的准备。泡妞大概是谈恋爱的前奏，多发生在情窦初开的男孩子身上。这个在马克吐温的历险记里有精彩描述，说的是十二、三岁的男孩心理。国人晚熟，这种情窦初开、争相逞能、急于泡妞的现象甚至到了海外读博士阶段仍然常见。在ACT时代，因为才子太多佳人太少，为了泡妞，才子们网上网下掐架，闹到差不多要决斗的程度，成为中文网史上的佳话。
凡是泡妞成功者，往往有些吸引女娃的鬼才，或者见多识广，特别能侃，或者有一技之长，比如弹吉他啦，有美妙歌喉啦，或者长相英俊，有天然的生理吸引力，容易受到女生的青睐。其实，男孩泡妞的心态很健康，也很微妙。我当年看《红楼梦》入迷，看了五六遍，在暑假打工时（粮站当“协助员”），遇到一个女生，就跟她侃红楼梦，直侃得天昏地暗，把那女孩也侃晕了。同伴们看到我能泡上妞，多少有些嫉妒，背后给我起外号叫“红大哥”，叫那个女孩“红大嫂”。那真是纯洁地泡妞，泡了一夏天，连手都没有拉过。暑假结束快要离开的时候，心里那份难受，就甭提了。当年闹地震，到处搭防震棚，我当时就盼望地震早点来到。心里想，地震一来，该多好，大家就都集中到那个硕大的防震棚里面过共产主义生活，我就有机会跟那个女孩不分昼夜地继续侃红楼梦了。
由于盼望的地震没有来临，暑假结束我不得不完成小镇粮站的打工回县城的家。回家前一天，郁闷不舍，可又无可奈何。粮站附近有一条小河，清澈见底，是我们每日傍晚戏耍的所在。那天傍晚最后一次玩水，没想到”红大嫂”也来到河边（洗衣？）。白天已经说过再见了，她这一来，我感觉是看到救命稻草，想抓住这最后一刻，可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不顾同伴可能的取笑，慢慢蹭到她面前搭讪。这个妞也怪，少不更事，根本不懂人家的心事，没事人一样答话（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当时我幸亏没有挑破，按照当年她的认识水平，任何中学生谈恋爱都是流氓行为，倘若我冒失示爱，保不准会臭骂我一顿）。
后来她起身要回，我急了，站起来，光着膀子，短裤衩滴着水，不知找了个什么借口，就跟着她回粮站。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想答茬也不知从何说起。最要命的是，走着走着，下面就鼓囊囊支楞起来，短裤湿淋淋，尤其凸出。可已经走到半路，进退不得，真是恨不得有地洞钻进去，老觉得有人在盯着取笑我。尴尬之上，自责和罪恶感尤其强烈。为了遮掩，我只好半弯着腰，枝枝杈杈地走完这段艰难的路程，最后连再招呼她一声的勇气也没有了，就此别离。
那是1976年的暑假，我高二，16岁。
回到家，还做梦一样时时想着她。两三个月后，一天下午睡午觉刚醒，懵懵懂懂的，她居然登门来访。早上还在想她，下午真来了，简直不敢相信，暗自掐自己，发现不是做梦。原来她到县城姑姑（也是我们医院的）家来，想起来找我聊一聊，还借了两本书，答应看完让她姑姑还我。这真是个淳朴的姑娘，性觉醒比县城孩子迟，也没有男女界限的概念。
再后来是我哥哥听我说了这段交往，也没征求我同意，就冒冒失失直接跟她联系，说我弟弟多么思念珍惜这段情缘。她这时候已经跟女支书一样做了医院小护士，也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自然愿意重续前缘。这样一来，我大学暑假回家，在各方的鼓动下，开始跟她约会，见了两三次，感觉不自然。几年不见，心里塑造的形象越来越完美，再见时落差太大，找不回感觉。尽管心里还念她好，却没有办法进入状态。后面的故事就平淡了，彼此慢慢减少了接触，最后不了了之。后来，她曾写信告诉我，她看破了，婚姻很无聊，身边看到的都是同床异梦的互助组，没有意思，调子非常灰暗消极。我老有内疚感，但也不知如何劝说。再后来，团支书告诉我，她妈妈看她岁数大了，很操心她的婚姻大事，可是，对于任何介绍的对象，她就是不见。我觉得支书在婉转批评我。
岁月如梭，一晃30年了。不时想起她来，惶惑而情伤：当年对她朝思暮想，后来有机会重续前缘，却又找不回感觉，可能还伤害了她。两年前，我跟支书联系上。我们用MSN谈了很久，我问到粮站姑娘现在怎样，她告诉我很好，后来成了家，孩子已经上中学了。我这才心安，心里默默祝福着她。
李商隐有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注：立委是汉阳一江水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