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是各类个人表格的必填项目。它似幽灵一样伴随人的一生，甩不掉，摆不脱，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人生轨迹。
记得我第一次填写家庭出身是六五年底，那时我七岁，为了加入少先队，必须填一份个人表格。表格上有姓名、性别、籍贯、出生日期、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我本能的认为我的个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就是我父亲的个人成分，而我父亲个人成分也是学生，自然我的家庭出身应该就是学生。结果大错特错，我的家庭出身必须追溯到祖父那一代，我父亲的家庭出身才是我的家庭出身，即以四九年前我的家庭前辈们生活状况为准。
我的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是一个很呦口很少见的出身。当年我很羞于这个名词，也背上不小的精神负担。出租不就是剥削，小土地出租不就是小地主吗？与那些贫下中农、工人、干部出身的小伙伴们相比，自感低人一等矮人一头。所以我填这类表格总是遮遮掩掩，尽量不让同学知道，生怕因出身遭人另眼，打入另册。不论是加入红小兵、红卫兵，还是加入共青团、共产党，我都对自己出身投鼠之忌，尽量隐讳。
我从父亲那里得知，我家这一宗曾是李姓大宗祠里贫苦一族。我们李家大院开山鼻祖，老祖宗李士蘭(1851-1910,我叫天祖，是高祖的父亲）聪慧好学，放牛时经常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被先生发现，惊于其刻苦和好学，免费收其为学生，成为我这宗第一位读书人，后来创办自己的私塾。高祖、曾祖两代单传，经他们两代努力，私塾规模扩大，在离长江不到十华里处盖起了二层四个内空庭的徽派风格的大庄园，既是住读私塾所在也是全家安身之地，还置有200多亩良田和一片山林，这是我的家族最兴旺的时期。祖父一辈，兄弟三人，我的爷爷排行老二。在曾祖领导下，家族决定老大老三去日本留学，老二留守协助他父亲管理私塾和家族事务。大爷爷和三爷爷去日本明冶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我爷爷每年拿卖地钱去南京，给二老汇去学费和生活费，确保学业顺利完成。大爷爷和三爷爷学成归国后，推崇教育救国理念，在省会安庆创办第八师范学校和省立成城中学，后合力扶助家业，和我爷爷一起在家乡创立“崇实学校”，令家办崇实学校名声鹊起，求学者众，李家大院鼎盛一时，培育出众多社会中坚，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了文言文集《李老夫子遗墨》一书。抗日时期，兄弟三人都非常有民族气节，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官位，全都投身到抗日运动中去。我爷爷投笔从戎，在家乡参加川军，直接走上抗日第一线。庄园大家族中我父亲辈兄弟六人，父亲老幺，老五早逝，其中老大老四是三爷爷儿子，老三是大爷爷的儿子，老二和我父亲是亲兄弟。大伯、三伯被大爷爷三爷爷直接送去参加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战争洪流之中。二伯和四伯投奔新四军皖南根据地，担任根据地学校校长和教员。我父亲因为年龄小，没有资格参军和工作。但他也为新四军干部站过岗，递过茶，送过“鸡毛信”。四年内战时，由于家人不少在解放军里，我家庄园成为当地有名的共产党游击队队长毛和贵的主要落脚点。他到我家主要是阅读我家订阅的《大公报》等上海报纸，以便了解国内的局势和动态。战争和留学，使我们这个大家族急速衰落，解放前爷爷兄弟三人就被迫分家。学校尚在，庄园很美，但田地很少，我爷爷只分到三亩薄地。据我父亲说，解放前夕，家里生活已经非常拮据，吃不饱穿不暖，已经没有当年的豪华风光了。所以解放后，我家成分就成为“小土地出租”了。
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1950年《土地改革法》规定：“对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为小土地出租者，其出租土地不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200%的，均保留不动。”
文革期间,为避嫌躲灾,我父亲兄弚姐妹几个决定贱卖那特色鲜明的大庄园,不到万元。（如果留到现在，那是文物，宏伟的徽派建筑群应是无价之宝）随后庄园被拆除，庄园内巨大木柱和砖瓦全运到镇上建起了新学校，也算物归原处，物归所用。（父亲注：祖遗旧居老宅，拆掉贱卖后，你四伯家两千五百元，我家九百元，分给你大伯五百元，我留了四百元！你大爷家拆了重建，未卖！这是我一人杰作！全家赞许！丢掉政治“帽子”，还拿到钱，功利双收！分家时，你四伯家丧父、故得家产一半，另外两家，才得一半！我们家，又在我升卫校时，拆卖一半了！所以，这変卖家产之间才有如此悬殊！不过，就我家那四百元，也我一年工资收入，济贫功高！）
《李老夫子遗墨》一书和老祖宗李士蘭曾用的眼镜
小土地出租不是剥削阶级，属于富裕中农，是团结对象，与反动阶级地主富农是两码事，这是我堂哥当年告诉我的。当年他也为这个出身苦恼很久，经过他多方求证，反复研究分析，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当他很兴奋把这一重大发现告诉我时，我并没有格外惊喜和如释重负。我知道大多民众没有这么高水平，大多数人还是把小土地出租归属于剥削阶级，无形压力并未减轻，有时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是我党的一贯明确的政策。但有成分论，怎么能不唯成分论，谁会去干脱裤子放屁的事？那个年代成分是一道硬杆杆，升学、工作、调干都看它，很多人间悲剧就是由它派生出来的。所谓重在政治表现，就是皇帝的新衣，骗人而已。谁都知道，谁都不会当真，该政审时还会政审，该讲成分时还会讲成分，一样也不会少。
我一贯对审核个人上一代的家庭背景非常反感，常常不自觉反抗。记得我高中时，章和平同学作为入团培养对象，学校团委指派我与何萍同学去她父亲单位外调，结果发现她父亲历史上有问题。如果如实上交这份外调，章和平入团的大门就彻底关闭了，这太不公平了。于是当时我就大胆决定，删裁材料里那些不利的字句，没想到是何萍毫不犹豫支持我的这一行为。于是我们俩小心算翼翼对外调材料进行处理，去掉一些不利材料，裁剪不好字句，尽量做到不留痕迹，然后忐忑不安把外理的外调材料上交团委，章和平如愿加入团组织。
家庭出身似一道枷锁，残害了中国大地上很多有为、聪慧、天才的青年，是社会不公的最明显表象和一大原因。
外一篇：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作者：立委
在我们中小学时代，正是提倡革命“新生”事物的时代，于是有解放军医务人员，运用中医针灸技术，治疗聋哑病人，使铁树开花，哑巴说话的奇迹。据报道，多数哑巴开口说的第一句就是“毛主席万岁”。当时的专题纪录片，也能看到哑巴说话以后，热泪盈眶，感谢亲人解放军的动人场面。紧接着，又传来喜讯，针灸麻醉试验成功，比较传统麻醉，具有无副作用等优点。电台开始播送歌颂小小银针的革命歌曲，一时间银针被吹得神乎其神。我们高中阶段，每个人都要学一门革命的本事（我的选学项目是开手扶拖拉机），不少同学选的是针灸，整天拿一根针，在自己手腕上扎下去。学的快的很快就敢把银针插满自己的手腕和脑部，看上去很吓人。
在这样的热潮下，我的一个同学赶上阑尾炎需要手术，完全采用针灸麻醉。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事后对我描述其痛苦的惨状。他还是相信针麻可能有效，解释说可能因人而异，对于他是无效的。他说，刚开始时候，耳朵上插上银针，分散了对手术的注意力，但很快腹部的疼痛变得不可忍受。他像被宰割的猪羊般吼叫了整个过程，撕心裂肺也无济于事（可能是中途换成传统麻醉等于宣告针灸麻醉失败，当时的医生可能担当不起这个罪名），说得我毛骨悚然。
（注：立委是汉阳一江水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