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王老师眼中的他呢？对这个影响了她一生和命运的革命党，她是怎么看呢？

1980年前后，我与王老师接触最多。整整一个暑假，每天上午去陪她聊天，一起吃早饭。这些聊天漫无边际，完全是随着王老师的兴趣，我只是一个听众。当时我还是个文艺青年，大学时代一半时间不务正业，写小说诗歌，隐约企图成为一个作家。王老师的传奇一生一直吸引我。但是我从来不主动询问什么，因为当时就知道她很敏感，刨根追底的采访方式会引起她的反感，影响师生的交往和情谊。实际上，我知道不少人是冲着她是王炳南前妻的好奇心去接近她，但她敏感多疑的性格加上太多的内心纠结，使得她很少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

但是她自己确实生活在回忆中的。报章杂志看得很仔细，非常留意延安时期老熟人的各种动态，小心剪贴留存。不知道多少次，我劝她写自传，我说，你不需要刻意围绕什么主题，只要把生活经历感受写下来，就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宝贵记录。她虽然也同意，但她太过纠结于内心的挣扎，一直不能成文。直到后来回到新华社，有一位小有名声的体制外作家，跟她达成初步协议，来京采访她，吃住自理，帮助她写回忆录。但在最后关头，还是被她拒绝了。她说作家拟的主题是要以与王炳南的生活作为主线，而她坚决不同意。其实那是她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此后，她的历史也就注定随着她的去世而湮没，一生的起伏和怨恨不留踪迹。这本也无所谓，人不能为历史而活。但我总在想，她要是能写下自己的怨恨（真地，与她交谈，除了少女时代，她对以后的生活，总是怨恨的主调），也许可以有些许解脱，最后的岁月也会过得轻松一些。但她的性格决定了她一直不能安宁，也不能疏解，直到离世。

王老师眼中的王炳南，不太好写，因为很零散、矛盾。但还是把她断续告诉我的记述如下，作为对老师的一个纪念，也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

在安庆时期，她很忌讳这个话题，从来不提王炳南的名字，所以很长时间我也没搞清楚她的前夫是王炳南，还是另一位王姓中央领导，从来也不好问她。虽然她忌讳提这一段，但是很多人背后都会提到这个，毕竟与党中央元老的一节具有某种传奇色彩。王老师自己在安庆虽然不提王炳南的名字，但是时而还会提到前夫，“我那位中央首长” 等等。她晚年在北京讲述生平故事时，开始主动提到王炳南的名字，谈论这个话题不再犯忌了。

给我总体的印象是，在她两人的交往和结合过程中，她就是扮演的“上进女青年”遇到老革命的角色。她对他有不少怨气，也指责过他的人品不端，但是也从来不说透主因和细节。尽管满世界都赞誉王炳南的才学，她却从来没有赞词。她唯一说过王炳南的好话是，“他那时【注：延安时期】对我真地很好，身体不舒服时也很照顾呵护，细致入微”，这大概是她感觉到共同生活时期唯一的甜蜜一面了。她还提到，她使小性子的时候，王炳南不止一次以老革命家的口气，婉转批评她的小资产阶级习性不改。可以感觉，她对他在政治上有仰望的成分，因为她很长时期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小鬼”。

晚年在北京的时候，她提到他，更多的是怨气和轻蔑。刚开始认识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妻子时，两人都是高高在上。隐约提过这个老革命在与她开始交往的时候有不地道，但也就点到为止，从不细谈。后来结婚，解放进京，她提过那个德国前妻带领孩子来北京造访，使得她很尴尬。但是她作为新的女主人，还是勉强做了礼节性接待。甚至勉为其难地带领那个孩子到后海划船，以示善意。其实她很不情愿。就是说，在她婚变前，她是做了一些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