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女士对王老师在劳改农场生活的回忆，以及王老师当年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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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按】我的科学网王老师专栏，计划尽可能把有关王老师的资料收集全。以前王老师曾委托我发的一个声明在此也留个档。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虔诚基督徒的胡女士关于劳改农场的回忆，包括涉及王老师的故事，基本是历史真实，细节可能有出入。从上下文看下来，她是以同情的笔调写那段历史，绝无恶意。我认为，王老师的过激反应与她敏感多疑的性格有关，也与多年劳改队中的不堪回首噩梦一般的生活给她的刺激有关。回忆这样的往事，即便出于同情，也是揭了她的伤疤，她不能忍受。这是可以理解的。原文的链接已不存，可网上还能找得到有关片段，亦转载于后。
2006年05月19日王知还声明
对网上发表的胡美玉《乐在苦中》书中涉及我的内容，我声明：借助来源可疑的零碎传闻，发表居心叵测的对他人的议论，这违反了我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陷”的规定。我曾经历过19年冤狱，早已平反，现在当然是公民。在我服刑的砀山阶段，曾和胡美玉同在一队。她是认罪服法，严遵监规，受劳改队干部信任，并委以医疗重任的“好犯人”。我则是坚持自己无罪的公开抗拒者，泾渭分明。我从未和她有过关于自己私人经历的私密性的谈话。胡文中凭空捏造，主观臆断，强加于人的话很多。最突出的无中生有的编造就是：她派定我曾经说过自己“受过周扬的迫害”。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胡话！其他的闲言碎语似的编排和贬损，我不想理睬，以免陷入这个显系有人设置的陷阱，而转移了我对正在做的别的有意义工作的注意力。
作为长期受公开迫害和暗中折腾的一个受害人，我现已到了风烛残年、遍体伤痛，没有精力和财力投入司法诉讼的繁杂程序。唯一能做的，只是发出一声严正但微弱的抗议，让阅读者的理智良知去判断真伪是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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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声明针对的是这段文字，虽然有细节错误（譬如说周扬迫害王老师，再如王老师并不是黄炳南的原配，原配是德国共产党人安娜），但看不出来任何恶意的理由，相反是充满同情的，其中农场生活情景描写也很生动，是珍贵史料：
另一位是王知还，据她自己介绍，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海军高级将领，她在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时，和黄炳南（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相识，后和黄一起奔往延安。在延安担任文艺翻译等工作，为黄炳南的原配夫人，结婚没有几年，就因感情不合而离婚。她从不认罪，她说自己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是家里的娇小姐，为了追求革命，和国民党父亲断绝来往，去延安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专门翻译毛泽东诗词，后来因作家周扬等一伙捏造污蔑她，被判反革命七年。中队里为她的不认罪曾年年冬训小组大会批斗她，但谁也说不过她。记得有一次她对指导员说：“我参加革命是付出了代价，你们搞革命是要骑在我们的头上，可以作威作福。”干部也无法批驳她，所以也只得让她听之任之。我在暗地很同情她，想想她说的也是有理，但很可惜她所信赖的共产主义没有给她带来平安和喜乐，只是不断的悔恨和遗憾，她身体很衰弱，无法作重体力劳动，在秋天分配她去扫树叶，她说拿不动大扫帚，于是她想出办法，用一根棍子绑着一只大头针，见到树叶就一戳，出工时她戴着一顶大草帽，帽子上放着她已洗淨的手帕、袜子等，她说如此可以避免放在工棚怕被人偷走，同时在外面吹吹风容易干。一手拿一根棍（带有大头针）一手拿一只大口袋，她将树叶一片片戳住，放进口袋。中午回来时，往往有一袋了，别人看了个个感到很滑稽，也难怪她想出这个妙计，既可不拿扫帚，又可不弯腰。她常说：“政府只可强迫劳动，不可强迫劳力。”
她刑满以后因无家可归，必须留场，后来我和她分开后据说她已和另一位留场人员结婚了。我很想知道她的先生是属于哪种层次的人，别人风趣的回答我说：“男的根本没有文化，在劳改队中，他是个刮饭桶能手。”我说：“我无法想像王知还能和这样的人结成夫妻。”她说：“那也不奇怪，男的帮她洗衣服，帮她烧饭，一切家务由男的做。这样王知还也感到轻松得多了。”以后情况就没有听到了。我认为黄炳南即使是高级官员，但对她毫无感情，那也谈不到幸福；她的劳改队中的那位先生，如果能对她十分体贴忠心，那文化高低也不是主要的条件了。
胡女士关于安徽劳改农场的回忆文字有关章节在：http://blog.163.com/pd_john/blog/static/182729230201201011474296/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淮北平原，与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交界，紧靠黄河故道。全年气候温差极大，冬天最冷时达零下三十余度，炎夏酷暑时，室外达摄氏四十余度，（相当于华氏一一○度左右。） 属沙土地带，不能种植稻谷之类，却盛产水果，春季风沙骇人，出门非戴帽子眼镜不可。砀山处于战略要地，曾是著名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战场，沙土下埋有无数无名尸骨，我们在果园锄地时常常发现白骨累累，有时也拾到念珠，圣牌等圣物，更有趣的是我们在夏天吃西瓜时，曾数次遇到过这样的怪事，几只西瓜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好像有萤火虫叮着，大家都啧啧称奇，推测大约由于地下尸骨的磷质太多，以致生出了夜光西瓜。
砀山有十余个中队，女的有女犯队和刑满就业队，男犯也有将近十个中队。我们所在的劳改单位对外称省砀山果园场，实质上它属于安徽省第三劳改支队的劳改果园场，它的著名产品为砀山酥梨，汁多味甜，驰名海内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劳改犯人劳动的果实。砀山果园场的政府管教人员从总场到各中队都特别反宗教。我在六年中对该场的感受是，各个中队中的宗教犯都是各项运动中的运动员，大会中的靶子。由于在这类干部的影响下，各中队也有很多犯人见风使舵，为了讨好干部，就专门盯着教友，在那时我的感觉，天主教犯人似乎比别人还低三级，我们好像头顶石臼，连走一步路也是歪的，也要受到批判。
砀山女犯中也有部分自北京调来的，其中有两位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一个是蒯淑萍，年约六十岁，被捕前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她的父亲为清朝举人，是第一批送中国留学生到英国去留学的。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原籍安徽省合肥人，合肥蒯姓为一大族。她所谓的犯罪是由于在一次涉外宴会中和一些外国朋友谈论说笑，说中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说是吃饭不要钱，很多人饿死了，根本连饭都不要吃了。后来给在宴会中服务的中国工作人员检举揭发，就此判刑十年。她说现在我才知道，这些在外国人身边服务工作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有特殊任务的，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在一九七一年病逝于砀山果园场医院。
另一位是王知还，据她自己介绍，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海军高级将领，她在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时，和黄炳南（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相识，后和黄一起奔往延安。在延安担任文艺翻译等工作，为黄炳南的原配夫人，结婚没有几年，就因感情不合而离婚。她从不认罪，她说自己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是家里的娇小姐，为了追求革命，和国民党父亲断绝来往，去延安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专门翻译毛泽东诗词，后来因作家周扬等一伙捏造污蔑她，被判反革命七年。中队里为她的不认罪曾年年冬训小组大会批斗她，但谁也说不过她。记得有一次她对指导员说：“我参加革命是付出了代价，你们搞革命是要骑在我们的头上，可以作威作福。”干部也无法批驳她，所以也只得让她听之任之。我在暗地很同情她，想想她说的也是有理，但很可惜她所信赖的共产主义没有给她带来平安和喜乐，只是不断的悔恨和遗憾，她身体很衰弱，无法作重体力劳动，在秋天分配她去扫树叶，她说拿不动大扫帚，于是她想出办法，用一根棍子绑着一只大头针，见到树叶就一戳，出工时她戴着一顶大草帽，帽子上放着她已洗淨的手帕、袜子等，她说如此可以避免放在工棚怕被人偷走，同时在外面吹吹风容易干。一手拿一根棍（带有大头针）一手拿一只大口袋，她将树叶一片片戳住，放进口袋。中午回来时，往往有一袋了，别人看了个个感到很滑稽，也难怪她想出这个妙计，既可不拿扫帚，又可不弯腰。她常说：“政府只可强迫劳动，不可强迫劳力。”
她刑满以后因无家可归，必须留场，后来我和她分开后据说她已和另一位留场人员结婚了。我很想知道她的先生是属于哪种层次的人，别人风趣的回答我说：“男的根本没有文化，在劳改队中，他是个刮饭桶能手。”我说：“我无法想像王知还能和这样的人结成夫妻。”她说：“那也不奇怪，男的帮她洗衣服，帮她烧饭，一切家务由男的做。这样王知还也感到轻松得多了。”以后情况就没有听到了。我认为黄炳南即使是高级官员，但对她毫无感情，那也谈不到幸福；她的劳改队中的那位先生，如果能对她十分体贴忠心，那文化高低也不是主要的条件了。
第四十九章 一代圣女--张依成姆姆
张依成姆姆是拯亡会的修女，一九五八年她和我一起被押解到白湖农场，她端庄的外表和优雅的仪态马上博得了大家的尊敬，连外教人也推崇她是出污泥的白荷，她时时守好静默，她常提醒我说：“沉默就是力量！（Silence is strength ）”那时白湖农场女队中约有二十位教友一起干活，教友们因不会抢工具，又不擅长农活，常为了任务没完成而在工作结束后被罚坐在露天一、两小时。依成姆姆总是提醒我善用这机会念晚课、念玫瑰经，不要抱怨，也不要浪费时间。
一九六三年我俩又一起调往砀山，刑满后她就业于第十队，我在九队，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砀山果园场掀起反宗教高潮，每个中队的天主教徒都成了活靶子，当时八中队批斗沈介敏神父，九中队是我，十中队则是张依成姆姆。
依成姆姆在砀山受尽折磨，她小组中有人专门在她头上立功，一天要三次到部队去汇报她的一举一动。她若不说话，说她一付抗拒政府的态度，若她和别人说话，则说她在拉拢别人，总之站也不是，坐也不对。但依成姆姆效法耶稣的忍耐，一言不发。她平时总把方便让给别人，干活时别人把最难做的留给她，她从不抱怨。实在同伴们都知道她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但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又有谁站出来为她说一句公正话？一位圣德非凡的修女，竟成为一个中队里中挑出来最坏的典型，这是地地道道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
在女就业队从来没有一个女的被捆绑过，而我们的依成姆姆仅仅因为不认罪（实在无罪可认）被五花大绑，扎得双手两足都不能动弹，见她仍不屈服，还要升级将她吊在梁上，这种刑罚即使是身强力壮的青年都无法忍受，何况是一位手无缚鸡能力的瘦弱修女。后来有人见到姆姆面色已转青，对指导员说要出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怕出事才将姆姆放下，那时姆姆也几乎晕蹶过去了。以后，沈神父、张姆姆和我又分别到全场巡回游斗，每场大约四、五千人，也有上来脚踢手拉的，很遗憾的是和我在同一医务室的方济各会林姆姆，是大批判小分队的积极份子，也说不出她对我们有多少仇恨，竟狠狠地上来打我并大骂依成姆姆，我很可怜她，并为她求天主的宽赦，因为实在她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
自从批判大会以后，依成姆姆一直从这小组调到那个小组，而且逼迫她一直在果园里和强劳力一起打药、收果子。但她常常保持内心的平安喜乐，以极大的忍耐接受天主所赏赐的各种患难，她实在是一位精修加致命的圣女。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死了，将结出更多的籽粒来。（若十二24）
八十年代，依成姆姆回到上海弟弟家里，我曾去探望她，打算邀请她到合肥与我们一起生活，她很高兴。但她弟媳说，依成姆姆得帮她料理许多家务，走不开。姆姆只得顺从他们的意思，便暂留在上海。一九八九年我移居美国，我们夫妇有意把家安顿后便接姆姆来住，但联络后才知道，她罹患了老年痴呆症，已被弟媳赶出家门，最后由沈乐平等人将她安置在养老院中，她的病需要特殊照顾，而养老院的条件很差，护理不够标准，有一晚因腹痛剧烈，未引起注意，等她被送医院时，已因盲肠穿孔形成腹膜炎而与世长辞。
我得知消息后许久无法抑住内心的悲痛。这一代 “圣女”没死在共产党的监狱，没死于癌症或心肌梗塞，竟然因阑尾炎耽误而死，我恨自己为何这几年来没有妥善照顾她，特别在乐平死后没关心到姆姆的生活，还以为她住在弟媳家。我移居美国，不就是希望更有能力帮忙这些需要照顾的人吗？否则，我来这里干什么？
依成姆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责怪我，但我会记取这次教训。国内还有其他和你一样的修女和教友，需要及时的照顾和关怀，如乌苏拉会中的双目失明的赵姆姆、十分衰竭的 Helena……等等，她们都是一辈子在劳改营中度过的，或许教会有人不知道仍有许多因信仰而下农田，被批斗，受苦受难的人正散居在大陆各地，晚景堪怜，需要照顾。如今我躺在病床上，但良知不允许我忘记他们，我只好抢些还可抢到的时间写些他们荣主救灵的言行，激动大家爱主爱人的心。
第五十章 罪人和义人
耶稣在圣经上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玛九13）。
在大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正在安徽省黄河故道边的一所劳改营砀山果园场服役。此果园场的地理位置偏僻，而且气候恶劣，高温达华氏一二○度以上，而低温达华氏零度左右。更有甚者，那里的中共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反宗教狂。正当在社会上大批斗的同时，当然他们也不甘落后，在各大队中队组织无数场次的斗争会，主要针对着天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我因判重刑十五年，况且又是花岗岩的头脑，顽固不化，所以是队里著名的“运动员”。每次运动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的靶子。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怎样也难逃厄运。
那时在我同一大队中，有一位也是来自上海的沈介敏神父，他实在是一位老好人，什么事情都告诉周围的外教人，一旦运动来了，大家都纷纷立功向政府告密，说他和我有反革命串连的行为。我队的指导员顾念我在做医务工作，对我总算还有些人性，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这次总场指名要大会批斗沈介敏和你，我认为你的工作很好，我也不愿你作为批判对象，所以我向场里说情，允许你参加大批判小分队，你只要说上两句批判沈介敏，你就可逃此一劫。否则你要知道，这次批判会不只一场，还要到全场各大队、中队去巡回批斗，有时犯人们的情绪激动时，还可能上来脚踢拳打，你要吃大苦的。”我不假思索，非常轻松地回答指导员说：“你的好心，我十分感激。十分抱歉，我扮演不好批判别人的角色，倒不如让我站在沈介敏旁，一起被别人批判吧！”指导员也只得苦笑一下说：“胡美玉，你这人也许吃苦吃得上瘾了，给你康庄大道不走，非要钻牛角尖走羊肠小路。”狂风暴雨接着跟踪而来，开始在本大队，声势浩大地贴出大标语，装了大的麦克风，企图以气势来吓倒一些胆小者。对这一切，我思想上早已有所准备，但在第一次批斗会中，我见到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另一位医务，她在上海是省会长姆姆的代理，很遗憾，她已是无味的盐，没光的灯。她是批判小分队中最积极的一个。不但对我恶言咒骂，更上前一步，给我一个响亮的巴掌，并说：“你这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顿时站在比拉多衙门前的耶稣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说：“耶稣啊！现在请你稍许休息一下，让我替你被别人鞭打几下，你的茨冠也戴得太重了，让我用现在的痛苦代你戴一回儿，哪怕是短暂的一、两分钟。”那时我的心情极为平静喜乐，可悲的是那位修女，她已沦落到此地步，更需要我为她作补赎呀！正在此时，忽然听见有一位犯人大声在说：“不许打人，毛主席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蓦然一看，那位妇女是个望教者，在我为她看病时，有一次她对我说：“美玉，你可知道我的身世吗？我过去曾当过妓女，犯过很多的罪。现在看到你们教友如此爱人，何等仗义，我也愿意信仰天主教，不知教会是否会收纳我如此肮脏的罪人。”于是我对她讲了圣经上有关玛达肋纳的故事，耶稣来是为召罪人，不是为召义人，只要你悔改，天主一定会宽免。事实上，我们都是罪人，天主不看过去，不管你从前是强盗，是杀人犯，是妓女……，只要悔改都是好。天主只看现在，既然你有意信仰天主，希望你依一个天主教教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就是这位妇女在如此疯狂的大会中竟有勇气阻止这位修女失去理智的行动。这不是她在用实际行动效法圣女玛达肋纳吗？沈介敏和我的批斗会也真的欲罢不休，一场接一场，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场有四、五千犯人参加，声讨咒骂声震耳欲聋，感谢天主，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只当它是演戏，我想人生本如舞台，既然天主的圣意，要我担任各种角色，我总乐于配合。圣保禄说：“一切为爱慕天主的人是好的。”只要我在爱慕天主，我把所受的一切献给天主，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当每场批斗会结束，他们将我关闭在暗无天日的禁闭室。本来犯人的伙食已经极差，每餐烂山芋片或粗高梁窝窝头，这些东西都粗糙得无法下咽。每周只有一个白面馒头，关入禁闭室后，每日只给两餐，给我吃的东西恐怕连猪都嫌难吃，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的情绪，因为人不是单靠面包而生活的，圣女大德肋撒说过：“唯一天主于我已是矣。”我在禁闭室中天主常常和我在一起，既有全能全知全善的他陪伴着我，我还指望什么呢？日子过得很快，记得有一天当管理员开门给我送饭时，我又见到这位妇女，见我的门已开，她就急忙赶着一只小花猫朝着我住的禁闭室方向奔来，口里衔着一样东西。待它到我身边喵呜一叫，就放下东西。当我一看用纸包着的是一只白馒头时，我情不禁哭了起来。好朋友呀！你在菜园挑粪烧水，做重体力劳动，多么需要粮食，而你把最珍贵的东西省下给我，我怎么能当得起接受你这片深情厚意呢？另外我也佩服你的聪明，世界上再苛刻的政权也无法惩罚一只小猫小狗，你明知自己不能送馍给我，却托了这只小花猫轻巧地完成了任务。说起这只小花猫，灵气十足，善解人意。我常常深夜为病人打针送药，不论它在哪里，只要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它就会立即窜到我的身边，步步紧跟着我，似乎在做我的保镖。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屋内毫无取暖设备，我的血液也似乎凝固不能流动时，它总是钻在我的被窝里，用它的体温来温暖着我。说也奇怪，小花猫对和我同居一室的那位修女，从来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友好的举动，我曾听过圣五伤方济各和圣安东尼和大自然中的动物交朋友的故事。我的小花猫也许是天主对我特别眷顾的一种表示。据说我离开砀山后，小花猫常在医务室门口逗留徘徊，后来不久就过世了。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这位妇女在劳改单位领了圣洗，且得到安死善终，天主以永生赏报了她做的一切。至于那位修女离开了果园场后回到上海，在佘山教堂工作。据说有一天晚上，她腹痛剧烈去医院开刀，第二天即逝世了，我将她的灵魂付托在天主仁慈的手中，只要她悔改，天主的仁慈总胜过她的罪恶。
小花猫去世了，这位爱护我的，自认为罪人的妇女在劳改营中领了圣洗圣事，不久也死了，修女也死了。
耶稣曾说过：“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这两位妇女，一位曾为妓女，一位曾为修女，到底谁是义人？谁是罪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愿天主的无限仁慈垂怜我们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