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华之十四: 随恩师入行》

中秋刚过，大姐传过来不幸的消息：一代宗师，启蒙导师刘倬先生驾鹤西去，享年89岁。

缅怀恩师刘倬老师纪念册，2022

40年前，我在社科院硕士报考专业上填写“机器翻译”四个大字，内心充满了敬畏和神秘感。刚入行的时候做的是外汉机器翻译，一直不大敢碰汉外，原因是汉语语法不好形式化，感觉太难了。

机器翻译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历史最悠久的应用方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发轫，承载了中外几代不知道多少人的青春和梦想，也包括青年时代的立委。如今，梦想化为现实，嵌入式机器翻译无孔不入，已经成为普罗大众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机应用，每时每刻在默默服务着亿万用户。女儿学汉语用它，学西班牙语用它，去日本动漫网页也用它，用到对它熟视无睹，把机器翻译视为理所当然。只在翻译错得离谱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存在，不时报以嘲讽：真笨。可机器翻译呢，虚怀若谷，任劳任怨。对于已经天然成为女儿这代人生活一部分的机器翻译，我满腹机器翻译的历史和掌故，却不知如何给她叙说。耳濡目染，她从我断续的话语中似乎隐隐觉得机器翻译对于她父亲的一生具有特别的意义，可是我还是无法象对同辈人那样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传达机器翻译在我心中所蕴含的那份厚重和神圣。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代沟，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造成了两代人迥然不同的视角，让人欣慰更感慨。

我个人的观察是，有两种人会特别欣赏并宽待机器翻译。一种是不识外文的老一代网人，终于全世界的网络对他/她开放了，有盲人重见光明的喜悦。另一种是立委这样的机器翻译化石级元老，因为做过，知其艰辛，不得不为技术突破鼓与呼。近年神经机器翻译的革命，让机器翻译真正达到专家的水平，译文通顺流畅，完全摆脱前神经时代的生硬和“机器味儿”。可以说，人类破除语言壁垒实现自由交流的千年梦想正在我们眼前实现。人工智能的语言巴别塔已然建立。

回想起来，学自然语言的人如果入行做的就是符号机器翻译，那是上天的赐福。新一辈这种人没有了，有各种低代码平台资源可以利用。如果你在没有平台支持下被逼着去做规则机器翻译，你受苦了，也有福了。你必须从头开始做词典、做断句分词、做词性标注、做短语组块、做 SVO 句法和逻辑语义，你还要做双语结构转换、词义消歧（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WSD），最后还有目标语的生成，包括形态生成、调序，修辞意义上的一些平滑。总之，从语言分析、双语转换、语言生成，方方面面你必须全部做到。如果没有平台，没有专用语言，像我们做硕士论文那会儿不得不用通用计算机语言（COBOL，ALGOL，BASIC，甚至汇编）做，那就是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没得不炼成火眼金睛。现在的计算语言学硕士博士呢，动不动就下载一个软件包，瞅准一个子任务，譬如分词，譬如情感分类，譬如WSD，哪怕就是做整个MT，也不用涉及那么多的层次模块和底层细节。机缘巧合，有幸受到早期机器翻译的洗礼，师从中国机器翻译之父二刘老师，这既是我一辈子的宝贵财富，也坚定了我“为往圣继绝学”的志向，传承符号NLP的薪火。

1991 年出国前与刘倬导师和爱平大姐合影留念

不能忘记当年硕士毕业留语言研究所，与爱平大姐一起，在刘倬老师的带领下，研发JFY型机器翻译系统的每一步。刘老师亲自设计一套NLP专用语言，用于实现JFY型机器翻译，从解释器到控制器，从专家词典（个性规则）到句型转换（共性规则）的系统架构和流程。这个项目凝结了几十年MT研究探索的设计思想和算法。刘老师有一个绝技，就是不借用任何工具，可以凭着自己苦思冥想找到系统问题的所在。常常是，系统有一个“虫子”（bug），刘老师晚上就睡不着，程序就在脑子里绕，常常是半夜捉住了bug，第二天迫不急待上机试验，问题往往得到解决。也有隐藏太深的 bug，头脑绕不出来，于是大姐和我就帮着刘老师“人工串图”（就是人工step-through的一种说法），有时候要一步步串好几天才发现逻辑漏洞，那种高兴，跟打了一场胜仗似的。如今的软件工程师大概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纠错工具的开发环境下，怎样编码系统，可当年刘老师带领我们就是这么磨出来的。

我当年读刘倬老师的论文就很头大。可是他那论文多是干货，跟马鞍山采石干子似的，耐嚼。当年读了多少遍自己都忘记了。老先生在业内备受景仰，毕竟有硬通货。可是当年景仰他的人，一多半根本看不懂他在说什么。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半是老先生不善于科学普及，另一半也许是老先生确实没有多少时间，也不屑于鸡毛蒜皮。

2013年，我应邀在科学院做大数据NLP的演讲。刘倬老师当时因手术住院，大姐带我去医院探视。看到刘老师术后精神蛮好，恢复不错，感到宽慰。我们闲谈了一些NLP的过去和现在，刘老师当年开创的一套模式匹配的精细鲁棒的分析方法，在很多缺乏标注的场景中依然是有效的工具，可以在大数据时代发挥作用。今非昔比，如今的计算机软硬件鸟枪换炮，使得NLP在亿万文档上施行。大了就不一样了，奇迹在量变中发生，我们正在创造和见证这种奇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恩师当年的栽培和教诲。

我跟刘老师说，如今大数据了，我们可以利用云计算，租用几百台虚拟机，对海量数据进行并行处理，对上亿的文档做深层语法解析，抽取挖掘舆情。这样的规模是当年不敢想象的。正因为有大数据天然的信息冗余及其规模化的处理能力，我们挖掘的情报质量，从用户体验上看，无论精度还是广度都得到了的大幅度提高。以前看上去无解的难题，譬如捕抓舆情动因，回答why和how这样的问题，如今都取得了实用性的突破。

像普罗米修斯一般从苏联科学院取得机器翻译真经的刘涌泉老师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师娘和蔼可亲。逢年过节请学生到家里吃饭，刘老师打来电话，说：你们过来吧，会宰鸡么？我家有活鸡。不过，刘老师上课语调特平缓悠长，老北京的腔调，常常是前半句话出口，停顿好久，才接上下文。下午正犯困呢，一堂课下来，我把大腿掐了无数次。一共就两个学生，围着他家小桌子坐着，阳光从窗户斜射过来，打瞌睡成何体统。

机器翻译课上，刘涌泉老师训练我们来做结构转换的手工标注，用他们自己创立的“中介成分”标签给句子标注。有点像语法课上画树，弄些复杂的英语句子，说你们的标注，必须是机器可以模拟处理的。标注完了，翻译也就差不离了。譬如，简明实用的中介成分【前介定B】这个四元组标签，说的是这个介词短语翻译的时候要前置，它是定语，处于 B 层。这种简单甚至简陋的标注就是当年的外汉MT转换的中间标记。我们试验过很多复杂的句子，居然大体都可以对付，英汉翻译出来相当可读。这是我的两位导师当年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发明创造。中介成分分析法是专门为机器翻译设计的从源语到目标语的相关分析法，基本上解决了外译汉的内部表示问题。这套大量实践总结出来的中介成分体系当时可算是个神奇的发明，看上去只是一套组合有限的四元组标签集合，却能够对付绝大多数句子的翻译需求。四元组说起来就是传统的主谓宾定状补成分分析，外加重要组块PP的标识以及两种调整词序的策略标注。转换是分析和生成的纽带，四元组体现了转换所需要的信息，结果是只要编写一个相对简单的解释执行算法，就可以应对很多复杂句子的生成。论译文可读性，至少在外译汉场景还是很管用的。当然，这套体系只是表示了最紧要的转换信息，作为MT中间表示，还是显得太过简洁。在外汉的很多场景验证有效，其实与中文文法弹性大的特性有关，用于其他语言的生成就可能捉襟见肘。例如调整词序的信息只归纳为两层（A、B）的交错，好处是它大大简化了语言结构的复杂性，但有些翻译结果就显得不是很顺畅。鉴于此，我在我的硕士项目中，对这套标注集做了一些批评改造，增加了更多元的信息。本来还担心导师会怪罪对他们探索总结的黄金标准肆意改变，但论文初稿提交后，两位导师都表示认可。刘倬老师还特别表示，他同意我对中介成分体系失之简陋的批评。

刘涌泉老师的教诲中，有一条我印象最深。在做标注培训的过程中，我多数时候是手到擒来。我们英语系出身的人从来就擅长画结构树，做这种标注跟玩似的。但做多了也会有卡壳的时候，于是请教刘老师。刘老师没有给答案，只是说：解构不出来，那人是怎么理解和翻译的呢？严格地说，当然有案例，人的认知过程很难在符号逻辑的透明框架中算法化。人能翻译，不见得可以能讲清楚让机器如何翻译。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这句教导使我终身受益。因为这是一种认知哲学的唤醒，促使我们琢磨人的认知过程如何形式化。哪怕不能完全形式化，也让我们明白卡在哪一个环节，常识、专业知识、还是缺了什么？这种世界观跟了我一辈子，它实际上是一种反对智能神秘化的符号透明哲学。

跟刘涌泉老师学哲学，学机器翻译原理，学语言田野工作，学习对于语言现象的精细解析和把握，整个硕士阶段感觉是如沐春风。刘倬老师的教导则更为具体，在早期机器翻译的每个创新探索中总是一马当先，例如把数据和程序分开的策略改变，从规则的固定表格模式处理推进到定义规则特定语言，赋能规则的自由书写，还有引入隐含常识的ontology知识库，以及个姓与共性分离与交互技术，等等。这一系列符号规则路线的关键技术创新方面，刘倬老师都是先驱和实现者。硕士毕业后留在刘倬老师的研究室五年，跟他学算法，编码新一代基于专家词典的翻译系统。也跟着刘老师与中关村合作，把精心设计的实验室系统产品化了。这个近距离跟随大师从研究原型一路转化为实用产品的过程，是我一辈子受益最大的黄金经历。

在二刘老师指导下的八年研发，成为我一生的宝贵财富。天不变，道不变；天变了，道亦不变。留洋了，镀金了，眼界开阔了，对不同方法的优劣比较了解了。但语言处理里面的一些核心思想可以超越时空。我以二刘老师的传人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