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初入北京世界语圈子，感受到的新鲜和温暖，使我一个外地人兴奋莫名，遂以全部热情投入。三十年了，我的世界语国也经历了很多与我的NLP生涯交织在一起的人和事。
师姐：疯狂世界语
立委站在彪悍的师兄身旁，与端庄秀丽的师姐合影（圆明园1984）
看到师弟在科普世界语，报点料凑热闹。
记不得确切的时间了，大约是研一的下学期。某日，师弟踌躇满志，拉开学习世界语的帷幕，宣称要用世界语作为机器翻译媒介语，打造最规范、最科学、最合理的机器翻译系统。好师弟，言必信，行必果。此后便天天一大早出现在宿舍的走廊尽头高声朗读世界语。刚开始，同学们还好奇、赞许、包容。研究生中会英语的自不必说，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至于塞尔维亚语、乌尔都语也会者有之。独独这世界语大概是师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然而，很快同学们便受不了了。原来师弟学习世界语尽情投入，旁若无人，几近疯狂。不论是清晨蒙蒙天亮，还是正午赤日炎炎，他只要拿起世界语便放声诵读，抑扬顿挫，全然不顾还有多少同学尚在睡梦之中。多少年后，北京出了个“疯狂英语”李扬，不论其怎么宣传“疯狂”业绩，我皆不以为然。李扬那个“疯狂”比起我师弟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若要考证“疯狂外语学习法”的发明人，肯定是我师弟第一，李扬顶多第二。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话说师弟每日在走廊尽头狂喊世界语，周邻的同学多次“抗议”无效，只得跑来找我：“管管你那个师弟，我们实在受不了了。”“你师弟学的是什么语啊？我们一句也听不懂，简直让人受不了。”刚开始，我笑笑，并不打算管事。当师姐的再有威信也不能干涉师弟的勤奋学习啊，那年头可是以勤奋好学为美的，何况师弟不论如何“喊叫”，并不影响楼上的女生宿舍。渐渐地，听得次数多了，我也感到师弟的勤奋好学确实有点“疯狂”。一个周日的下午，一位男生到楼上的女生宿舍有事，走廊里正好碰见我，好似看到救星一般，他忙说：“快去看看你那个师弟，把＊＊气坏了，正在宿舍里大骂呢。”我走下楼梯，听见师弟那朗朗的读书声，再往前走……“神经病！咣——”师弟隔壁宿舍紧关着的门里伴随着高声的喊叫，传出了一声摔东西的声音。不用说，肯定是师弟的高声诵读打搅了那人周末长长的午休。据说，那同学长日失眠，昼夜颠倒。师弟打扰了人家的午休，可见问题煞是严重。见我到来，师弟把我请进了他的宿舍，他宿舍里没人。敢情他以此推论，以为其他宿舍也没人呢。我问：“＊＊是不是骂你呢？”“什么？”他一脸的迷惘。得，他浑然不觉呢，我也别再多事，懵懂自有懵懂的好处。我只是委婉地提醒他，以后别在走廊里高声朗读。他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不知道他是明白了还是没明白。
疯狂的学习带来疯狂的收获。师弟学习世界语进步神速，硕果累累。大约半年后便能流利地使用世界语，不仅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给黄华做了翻译，还在世界语圈子里成为小小的名人。在机器翻译界，用世界语做翻译体系，不知道师弟是不是唯一的。但是，他那学习世界语，热爱世界语的疯狂劲头肯定是唯一的。
第一篇世界语论文
1985年去昆明开全国第一届世界语大会，是我的世界语之旅的第一次远行。我们北京一伙人，一路谈笑，亲如一家。同行有邱大姐，就是文革时唱过家喻户晓的“我为革命下厨房”的女歌手。同组还有老大哥王彦京，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是“老”世界语者了，常跟我们吹嘘他是黄埔一期，当年在大礼堂上百人接受文革后第一批世界语培训的光荣经历。
会议论文油印稿，后正式发表在《中国报道》
为了这次会议，在导师刘涌泉指导支持下，我们专门提交了一篇论文，参加大会组织的科技研讨会。该论文汇报了酝酿中的硕士课题“世界语到英语和汉语的一对二自动翻译”，并就世界语作为多语机器翻译媒介语方案的可行性提出了讨论。刘老师是中国机器翻译之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从俄国进修带回了机器翻译研究的火种。刘老师也是“世界语之友”会员，对于我决定学习研究世界语，并用它尝试机器翻译的想法非常鼓励支持。这篇世界语论文后来正式发表在印制精美的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上，题目是“巴别通天塔必将建成”（Liu, Y. and W. Li 1987. Babelo Estos Nepre Konstruita. El Popola Chinio.）。
曾几何时，机器翻译处于手工业研发时期，每个语言对（language pair）要手工开发两套系统，A 到 B 一套，B 到 A 一套，语言对一多就有一个组合爆炸的问题。如何实现多套语言之间的相互翻译于是成为机器翻译领域的经典话题之一。各种探索和方案都有提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基于媒介语的设计思想；另一类是合一文法（unification grammar）支持的方案。第一种方案很动听，因为如果有一种比较中性可以表达意义的媒介语，那么每个语言只要编制针对媒介语的互译系统，就可以通过媒介语实现任意语言对的翻译。这幅图画如此美妙，为老一辈机器翻译宣传家门所津津乐道。由此而来又引发了媒介语设计和选择的种种争论和探索，有主张全新设计一套基于逻辑的形式语言（日本在所谓“五代机”热潮中，曾经联合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实施过这个方案），有主张利用或者改造世界语（荷兰一家公司BSO曾尝试这个方案，我也因此卷入其多语项目），还有研究者坚持认为只有采用自然语言（譬如英语，或者简化版英语）做媒介语才现实可行。第二类合一文法的研究在理论上也很诱人，它的兴起伴随着新型计算机语言 Prolog的问世：合一运算是 Prolog 语言的内置特性。所谓合一文法，就是排除蕴含在传统计算文法（computational grammar）里面的语言分析和生成的过程性。在合一文法的大旗下出现过一系列以后缀G（gammar）命名的文法形式化方案，如 GPSG，HPSG（立委的博士课题就是在HPSG这个框架下做的双向机器翻译实验）等。因为语言规则不再具有单向性，那么分析文法和生成文法就可以是同一套语法，由这套文法支持的系统是做分析还是做生成，是在文法资源被调用的时候才得以确定。理论上看，A 语言翻译为 B 语言，与 B 语言翻译为 A 语言，在语言资源归一以后，开发系统的工程耗费就节省了一半。对于多语互译的效率虽然不如媒介语方案高，省工一半也还是非常诱人的。这两类方案都是传统的基于规则的系统，虽然都做过相当程度的研究探索，但最终由于局限于手工规则系统难以规模化而没成大气候。最终修成正果的还是后起的深度神经网络为基础的机器翻译。多语翻译的问题因此转化为海量双语对照语料库的端到端资源问题。同一个架构和算法，原则上只需要同一个双语对照语料库对互译的两个方向训练两次即可生成两套机译模型。有意思的是，近几年也有对于缺乏对照翻译数据的语言对，通过语料更丰富的语言作为媒介语绕个弯的做法。
王艾姐妹
当时我们北京世界语者有一个据点，就是美术馆附近王艾姐妹的家。王艾长着一张总也不老的娃娃脸，好像也是黄埔一期的。她姐妹俩典型北方人性格，为人热情爽朗，会张罗，结交广，富有幽默感。到她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感觉亲切自在。世界语文艺片播放那天，我们一拨人于是相约到她家看。遇到国外世界语朋友来访，我们也常常带到王艾家聚会。
上：大姐、王艾、立委，下：王知还老师，日本世界语者荒木美琴小姐
大会期间，还有一位男的日本世界语者跟我们交往颇深。恰好赶上我哥哥来京，于是我兄弟俩和王艾一起陪同日本朋友逛圆明园，然后召集一批世界语朋友在王艾家晚餐聚会，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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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小姐演出之余
王艾最得意的就是她抓拍了一张世界语大会期间拉宾小姐演出之余的照片。这的确是一幅摄影杰作，画面干净利索，色彩鲜艳，人物神态，栩栩如生。难怪照片洗印店的老板把照片放大摆放在门前作为招徕顾客的样榜。
世界语之恋
世界语之父柴门霍夫博士创造完世界语后，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用世界语自己跟自己说话和著述了好多年，烂熟于心。我刚开始接触世界语，就一见钟情，有诗为证：
Al Nia Kara Lingvo
La lingvo gracia, kara mia,
Ghis kiam vi venis al mi fine fin?
Atendis soife mi, eterne via,
MI AMAS VIN !
Mi amas vin vere, pruvu Dio,
Kaj mia bon-koro batas nur por vi;
Ne plu sekreteto estas tio:
VIN AMAS MI !
Chu kredas vi mian amon maran?
Chu kredas, ke mia koro flamas?
Chu kredas la vorton pure karan:
VIN MI AMAS !
这是我1986年写的诗，是我世界语的处女作。尽管幼稚，却是火热真情。我后来做世界语到英语汉语的机器翻译实验，索性把它送进我的翻译程序，跟“人工智能”开了个小玩笑，还振振有词地在论文中说：谁说诗歌不能翻译？谁说诗歌不能机器翻译？以下是我的硕士系统的自动翻译：
To our dear language
The language graceful, my dear,
Till when you came to me at last?
Waited longingly I, ever yours,
I LOVE YOU !
I love you truely, let God prove,
And my good heart beats only for you,
No longer that is (a) little secret:
I LOVE YOU !
Do you believe my love like sea?
Do (you) believe, that my heart burns?
Do believe the word purely dear,
I LOVE YOU !
献给我们的亲爱的语言
优美的语言,我的亲爱的,
到什么时候你最后来到了我这儿?
我渴望地等待,你的永远的,
我爱你!
我真实地爱你,让上帝证明吧,
我的善良的心仅仅为了你跳动; 那已经不再是小秘密:
我爱你!
你相信我的大海一样的爱吗?
相信,我的心燃烧吗?
相信纯粹地亲爱的词吗:
我爱你!
年少轻狂，流淌的都是滚烫的词句，不加掩饰，不知含蓄，但表现了我当年初识世界语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
作为语言学研究生，我一开始就被世界语的语言学特点迷住了。世界语表达方式的灵活多样让我折服。首先是语序的自由，一个简单的目的格后缀 -n, 主谓宾句式的语序就获得了完全的自由：mi amas vin (我爱你），可以有六种表达！我感叹其神奇，也获得了诗歌的灵感，于是用不同语序入韵。很多年以后，我没有忘记告诉我的女儿，世界语可以用6种组合说“我爱你”。每次跟女儿电话，挂电话前，她总不忘用六种语言说“我爱你”（汉／英／法／俄／日和世界语），最后总是以世界语结束，并且一口气说下去：
Mi amas vin. Mi vin amas. Vin mi amas. Vin amas mi. Amas mi vin. Amas vin mi.
让我惊奇的还有构词的自由性，和相关词表的对称美。我把这些写入我的世界语笔记，最终成为我的世界语语言学特点的论文素材。就说构词的自由性吧，比如：
Shi rid-as. ／ Shi rid-etas. ／ Shi estas rid-ema. ／ Shi estas rid-emulo. ／ Shi estas rid-emulino (rid-emino). ／
Shi estas rid-emulineto (rid-emineto)…….
她笑。 ／ 她微笑。／ 她爱笑。／ 她是爱笑的人。／ 她是爱笑的女人。／ 她是爱笑的小女孩儿 ……。
世界语丰富的词缀和构词的黏合特性，从形式上给了语言使用者最大的弹性，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很能满足人的创造欲：世界语的本性是鼓励“生造词”的。当然，在实际使用中，这种弹性更多表现在给人以造词的便利，而不是满足创造欲。如果我忘记了一个专门词汇，比如 komputero（电脑），临时生造一个 elektrona kalkulilo (电子运算工具：可以指计算器或电脑)，也不妨碍我的交流。每一个使用过世界语的，都体会过这种便利和创造的乐趣。
与白衣天使擦肩而过
我当年在世界语国认识的那个小护士，皮肤白嫩光洁，一双眼睛清亮无邪。这姑娘与众不同，颧骨和下巴带有棱角，面部轮廓分明。在北京世界语圈子的十几个女孩子中，她无疑是最漂亮的了，性情也温和稚嫩，招人爱怜。
毕竟处于恋爱饥饿期，自然就注意起这个小护士来，她20左右，亭亭玉立，比我小六七岁，显得活泼清纯。就是太嫩了点，象个中学生，让我不知道如何下手。
正值改革初期，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世风淳朴，社会和谐，老百姓心情舒畅。那年头，市社联搞群众性歌咏比赛。世界语协会于是组成了一个赛团，选了一首世界语曲子，认真演练。我的老中青世界语朋友都热情很高，非常起劲。我由于嗓子太差，不愿意滥竽充数，坚持退出，结果领了个打杂的差事，为他们做后勤，兼当拉拉队。有意思的是，每次到台上排练，小护士都把她的外套扔给我，半撒娇地笑着说：”看好”，仿佛我是她的专业侍者。
小护士的医院离我的单位不远。我硕士毕业留所，在建国门社科院大楼上班。也许出于对年轻科学家工作的好奇，她主动要求到我单位来过几次，说是请我帮助她改世界语的讲演提纲。她从不单个来，总带一个女伴，特别恭敬的样子，逼得我也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师道尊严起来。
这样一来二去，我觉得也许有戏，可心里发虚。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小妹妹似的人谈过，无从捉摸其心思。不知道这小妞，倚小卖小，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么说吧，我是恨不得明天就确立关系，可她却跟我不徐不疾，打太极拳。我苦在面子薄，想进攻，找不到借口，也怕操之过急，把好事弄砸了，我以最大的耐心等待时机。
终于，试探的机会来了。研究所发电影票，我弄来两张。于是给她打电话，寒暄几句后，想起什么一样，说：”对了，我这儿发了两张票，下午在王府井电影院，你想看么？”她支支吾吾，然后说：”对不起，我在上班，出不来呀。”我明白这是标准的礼节性拒绝，虽在预料之中，心内还是很懊丧。没料想，电影开映前半小时，她却突然打来电话，说在电影院门前见。我刚跌落到谷底的心又狂跳起来，匆忙赶去赴约。
电影开映前两分钟她来了，也顾不上说话，就匆匆进了影院。小护士虽然接受了我的约会，却不怎么答理我，专心致志地看她的电影。我不好造次，不时拿眼睛看她，她居然雕像似地目不斜视。她那有棱有角的轮廓透着一种威严，可那凝脂一样的皮肤又散发一种诱惑，我在威严和诱惑的夹击中，如坐针毡。这是我一辈子看过的最漫长的电影。
临散场前，我终于忍不住拿手去挽她的玉臂，她本能似地后缩，象个受惊的兔子。我马上抽开手，佯装镇定。待到散场，简单说声再见，我逃也似地回到单位，从此再也没敢跟她联系。
斗转星移，青涩年代的“尴尬”往事，终化作醇酒一样的美好回忆。愿擦肩而过的白衣天使和所有有缘无缘的世界语朋友各自平安。
朋友遍天下
除了已经死去的语言，语言的地理分布不难确认。可世界语国（Esperantio）在哪里？世界语者（Esperantistoj）会很自豪地告诉你：nenie kaj chie (哪里都没有，可又无所不在). Esperantio estas tie kie estas Esperantistoj. (哪里有世界语者，哪里就成为世界语国。)
世界语的大同理念很像是国际歌的传奇，这让我想起我们从小就熟读的列宁语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世界语对于世界语者，就如上个世纪早期的《国际歌》对于工人革命者一样，成为联络同志的桥梁。正是这样，我凭着“爱斯不难读”（Esperanto）这共同的语言，从英伦而加拿大，再到美国，每到一处，总能找到同志。
世界语者总人数并不多，约三千万，但分布极广，世界上差不多每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或大或小的世界语俱乐部。所有的世界语俱乐部对待远道而来的世界语者就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对此我深有体会。
英国曼城是我出国留学的第一站。跟很多人一样，第一次远离故国，伴随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内心空荡而恍惚。百无聊赖，我于是找来电话黄页，查询 Esperanto, 果然发现有联络人，原来是一帮退休老人组成的俱乐部，每周在 Pub（酒馆） 活动一次。他们很高兴，我的加入给他们带来了新奇。
于是每个周末，他们派人来车接我送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英国的 Pub 文化。刚开始对 Pub 不是很习惯，里面闹哄哄的，硕大的屏幕上总是播放着足球赛事，有人打台球，有人玩游戏，更多的人在那里喝着啤酒高谈阔论。英国人对 Pub 的热衷，超出我的想像，有人每天傍晚来这里泡到后半夜，海量的啤酒入肚，满面通红，谈些不知所云的话题。以酒会友，人生几何。
我们这个俱乐部通常是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小角落里围坐在一起。具体谈些什么记不得了，可那种温馨的气氛给我短暂而孤寂的留英生活，留下了回味。
在英国尝到了寻找世界语“同志”的甜头，到了温哥华第二天，就打开黄页，果然联系上了一位老世界语者J，德国人，极为彬彬有礼，和蔼热情。温哥华的五年，他成为我来往最密切的忘年之交。有次我在系里讲演“世界语的机器处理”，他象个记者一样扛来他的老式摄像机, 跑前跑后，给我录像，使我们系里的教授同学亲眼见到世界语者的热情。
立委与世界语者朋友在温哥华合影（J先生居中）
温哥华世界语俱乐部当时还有一批电话公司的白人小伙子，长的都很精神，听说来了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世界语者, 都很兴奋。相约聚餐后，他们诚邀我周末跟他们一起滑雪去。我当时刚来，功课很紧，可是盛情难却，还是豁出去一天跟他们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滑雪，尽管老摔跤，感觉新鲜美好。我以前从来没有置身过这样的环境，松树白雪，笑语喧哗，各类雪衣，色彩缤纷，真是天上人间。
滑雪过后，我们来到其中一位的女朋友家吃晚饭。女主人年轻漂亮，热情爽朗，给我们煮了一锅大杂烩。她的房子在山腰上，后院对着风景无限的大峡谷。尽管天气寒冷，大家还是愿意在室外，一边喝啤酒，一边欣赏景色。在英国灰蒙蒙雨蒙蒙地度过一年，置身温哥华这样有气势的自然景观，如入仙境。餐后大家围坐一起看美国卡通《Simpsons》的录象，女主人挨着我坐，很体谅地说：你刚来，可能不懂里面的文化和幽默，我来给你做点讲解。于是她热情可掬地在我耳边嘟嘟囔囔，我根本没听明白，只是胡乱点头。她看我点头，孺子可教，更加热情有加。这是一次愉快又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经历。身边一个金发美女，殷勤热情，差不多靠在我身上了，耳边是她的带有热气的喃喃细语。
以后的每个周末，我们俱乐部会面聚餐一次，总是J老先生牵头，五年下来，从不间断。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在温哥华俱乐部里，我曾经巧遇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友郑伯承。伯承兄是北京世界语协会秘书长，当年曾是我世界语班上的同学。他来温哥华开国际艾滋病大会并宣读论文，事先跟J老先生有联络。J老先生通知我说，下次聚会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朋友，我还在琢磨是谁呢，心里想，如果是北京的老世界语者，八成我早就认识了，没想到来的是伯承兄。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我们欢聚一堂，相叙甚欢。
1987年春立委携夫人（当时是女友）参加世界语者聚会，与伯承兄合影
记于2004年五月28，美国水牛城
为语言学家创造就业
上个世纪末美国来了一场科技“大跃进”，网络狂热促使我当时在美国水牛城的创业公司疯狂扩招。作为研发副总，内举不避亲，我着手在我的世界语国物色对象。
世界语圈子里，我跟加拿大世界语协会主席P先生认识多年，他的博士已经念了七年多了，因为毕业即失业的压力，一直在系里耗着不毕业。我于是去信请他来面试，邀请他加盟我的研究开发组。他询问待遇如何，我告诉他如果被录用，比他现在的临时助教的工资高出两三倍不止，他自然喜出望外。拿到 offer 以后，他和他的世界语太太欢天喜地，开车从西海岸沿一号公路横穿加拿大，经多伦多一路开车到水牛城报到。由于他的到来，水牛城成为世界语俱乐部的新据点，来自邻城多伦多和罗彻斯特的世界语朋友，也纷纷来他的公寓聚会，我的世界语圈子也随之扩大了。
早在温哥华念博士时期，我就认识了P先生。其实他可以算我的师兄，在我进入语言学系前他就在我系读博士，到我去的时候，他转到邻城的另一所大学继续他漫长的博士生涯。我们在地区性的语言学会议和世界语会议上都见过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典型的语言学家，有点迂腐，善于做田野工作，懂得很多门外语，适合当秘书或编辑。我觉得经过培训，他可以胜任机器词典语法的编制维护任务。我离开温哥华前，和他也有一些个人交往，一次开北美语言学会的时候，曾在他家留宿。还有一次开北美西北地区世界语会议以后，我搭乘他的车回温哥华。一路上，他和太太两个兴奋异常，用世界语高谈阔论，突然发现汽车没油了。半夜三更，我们被困在高速公路旁边。当时我们是学生，为省钱都没有加入汽车协会（CAA），所以也无法向CAA求援。P先生后来硬是步行到下一个高速出口边的汽油站，请求好心人帮忙送来一管汽油，我们才得以平安回家。
P先生是在欧洲参加世界语大会时认识太太的。太太是当地的世界语积极分子，跟前夫离异后带着女儿生活。她性格爽朗，滔滔不绝，说话爱夸张，表情丰富。谈起她和P的相识相爱，总是眉飞色舞。她把丈夫看得很高很大，现在丈夫博士还没有答辩就找到了工作，经济一下子翻身了，她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为了表达对我举荐和接纳的感激，她自己绘画，制作一批手工艺卡片送给我的太太，还赠送我一本柴门霍夫传记，扉页写满了对我的溢美之词。
P先生来后，工作按部就班，倒也兢兢业业，但跟现有的几位语言学家相比，也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只做英语，他的外语专长也无法表现。他也不大懂公司文化中的个人表现和隐形的加班要求，总是按时上下班。也难怪，他和太太有很多世界语协会的杂务，编辑加拿大世界语协会通讯，发展会员等等。看的出来，他们满意现状，很享受目前的生活。我心内认同这样的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但自己不得不过另一种生活：每天天很晚才回家，周末总是加班，难得有时间陪孩子和太太。
有一次跟P聊天，我提到想把同样是世界语者的资深D博士招来，可是联系不上，P先生说可以在世界语朋友中查询他的下落。过了两一个月，他兴冲冲告诉我联络上了，说D博士目前在一家社区学院担任临时讲师。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一拍即合，邀请他前来面试。D博士曾经是我的“上司”：当年在荷兰公司以世界语为媒介语的机器翻译项目DLT中，他负责指导和审查我承包的汉语形式语法。我想，作为资深语言学博士，又跟我一样实际从事过多年的机器翻译工作，他也许可以帮助我指导这个越来越大的团队。
面试并不顺利。D博士年岁较大，反应有点迟钝，我也感觉有些失望，至少他不象是个领导人才。不过，心里想，他也许经历的挫折较多，至少经验是有的，作为一个团队员工，想必没有问题。老板跟我说，D很老实，但是不象是个能干的人，不主张招。不过，如果我觉得能用上，还是由我定。我咬咬牙，还是招了，但没有给资深人士待遇，年薪跟其他语言学家拉平。尽管如此，对于D博士，这无疑是自荷兰公司工作后的多年漂流生涯以来的最好工作。他和他的世界语太太也是欢天喜地来到水牛城，而且来了不久就买了房子，俨然要在水牛城扎根。后来得知，D博士的母亲听到喜讯，儿子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决定提前把家产划给他，资助他在房价便宜的水牛城置办房产。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语言学家供过于求的北美劳务市场。在西方，有很多冷门专业不断制造着社会不需要的人才，这些专业的大部分博士毕业即失业。冷门专业甚至也包括我们从小迷信其威力的数学和物理，我主修的语言学更是如此。这些专业的博士生除了谋求教授职务，在社会上很少有需要其专门技能的岗位。可是教授职位毕竟很有限，往往一个职位出来，就有上百个博士和博士后申请，对于不是一流大学的博士，求教职简直比登天还难。拿语言学来说，甚至MIT的博士，也常常需要经过两三轮清贫的博士后中转（博士后是真正的学术“苦力”，当时一年两万左右薪水，经济上比餐馆打工强不了多少）。运气好的博士后，最后可能找到一个二流或三流大学的教职，此时早已人过中年。
这就是我所学的语言学的现实，好在我的研究方向跟电脑有关，运气稍好。可是很多我的同学终身潦倒落魄。少数头脑灵活的丢掉专业转行去干别的，更多的人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只好在大学做临时讲师（僧多粥少，这种工资很低的临时教书匠也很难找），或者接点翻译或编辑的零活，勉强糊口。别小瞧这些语言学博士，他们尽管没有多少创造性，棱角也早已磨圆了，可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多数都会五六种外语，会十几种外语的也不在少数。我的世界语朋友P先生和D博士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落魄而清高的语言学博士，囊中羞涩，在北美很难得到女士的垂青。可是在前共产主义的东欧，借助世界语的特殊场合，却可能喜结良缘。D博士在荷兰公司的项目完结以后，辗转东欧各国，教授了几年英语，同时投身当地世界语运动。回美国的时候，跟P先生一样，带回来一个世界语者太太。
我们在语言学家中大量招工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当时，我们的几个竞争对手包括AnswerLogic.com 也一样到语言学家中招工，形成了一道社会风景。我们这些活动经过《华尔街日报》题为”No Longer Just Eggheads, Linguists Leap to the Net”的采访报道后，在社会上和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世界日报》也编译了这篇报道），一时间似乎为语言学家开辟了一条新路。作为参与者，我为自己能够帮助同行创造就业机会感到欣慰和自豪。在公司内部，尽管由于劳务市场的供需影响，语言学家作为知识工程师，比同等学历的软件工程师工资要低，我还是尽量为他们谋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待遇。一时间，公司仿佛成为语言学家的天堂。
然而，好景不长。D博士差不多是我们疯狂扩招的最后一个了。世纪末，网络泡沫终于破灭，Nasdaq 科技股市场一落千丈，投资人变得异常挑剔和谨慎。董事会任命了新CEO，一位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临危受命。他上任以后，不动声色地考虑如何重组（re-org）公司，减少开支，轻装前进。对于高科技公司，最大的开支是人力资源，re-org 就意味着裁员。他随身总带着一个花名册，上面标有每个员工的职务和工资，他不时在上面写写划划，有的打叉，有的标上问号。最先打叉的就有D博士。这也不怪，D博士来了不久，就犯了几个低级错误，闹了不少笑话，他老朽无能的评价很快就反馈上来了。我很为难，但是知道难以保护他，他确实不上手。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名校博士，有六年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怎么这样不入。他也没有到老糊涂的年岁呀。
D博士自己也有所觉察，有危机感。他有点木纳，不善于迎合其他主管，觉得我是他的唯一的救命稻草，于是请我和全家做客，P先生夫妇作陪，联络感情。他的用心我很明白，可我确实无能为力，在公司正式宣布裁员名单前还必须小心保密。这次请客真让我犯难，跟太太一商量，觉得不能不给他们夫妇一个面子，但又不能让他们有错觉我有能力保护他。最后决定我一个人去，带上礼物赴宴。女主人使出全身解数，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用的餐具也很讲究，可是我没有任何胃口和心情，硬着头皮应付。气氛有点凝重，连平时爱热闹，喜欢多话的P太太，察言观色，也收敛很多。P先生夫妇转着弯子替D博士美言，我只能微笑不语，这是我在世界语国所经历过的最别扭的晚宴。
我不能忘记P太太听到丈夫被裁、天雷轰顶一样的反应。裁员前夕，他们夫妇正计划利用每年的假日去参加北美世界语会议，老板跟我商量，决定暂先不告诉他们裁员的消息，以免影响他们的心情。可以想见，当他们在世界语国欢度一周回来后落到深渊的感受。从我们这里出去，P博士回到加拿大担任了一段园林工人，后来好像找到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在某大学帮忙。D博士此后失业很久，一直找不到工作，也不知他刚买的房子怎么了结。
记于2006年独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