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我卷入世界语运动的时候，正值改革初期，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世风淳朴，社会和谐，老百姓心情舒畅。那年头，市社联搞群众性歌咏比赛。世界语协会于是组成了一个赛团，选了一首世界语曲子，认真演练。我的老中青世界语朋友都热情很高，非常起劲。我由于嗓子太差，不愿意滥竽充数，坚持退出，结果领了个打杂的差事，为他们做后勤，兼当拉拉队。我们世界语歌咏队后来还真夺得了奖牌。
1986年北京首次举办的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把中国世界语运动推向了高潮，成为全国世界语者的狂欢节日。我作为世界语“新秀”，有幸参加了从大会预备到终场的全过程。会上与我的师长周流溪老师合影留念。周教授精通世界语，当年曾把《离骚》翻译为世界语推介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精华。
71届世界语大会上，1986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很微妙。东欧还处在苏东崩溃的前夕，意识形态控制比中国还严。我遇到几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利亚的世界语者，很神秘地告诉我，他们的世界语代表团安插有政工，专事监督他们，必须倍加小心。在亚洲，两伊战争正酣，国家施行铁血控制。我结识了一位优秀的伊朗青年世界语者（忘了姓名了，很是个人物），她很活跃，聪明过人，反应极快，积极牵头组织世界青年世界语者的活动，曾表示希望我作为中国青年世界语者召集人，跟她配合。我问她，你要是遇到敌国伊拉克的世界语者，怎么办啊？她毫不犹豫地说，我会上前招呼握手，跟他／她交朋友，我们世界语运动的宗旨，不就是加深理解，消除仇恨，实行世界和平么。她也告诉我，在她国内必须小心，随时可能被送进监狱。象她这样抛头露面比较西化的人，恐怕早已上了黑名单，是政府盯梢的重点。“不过，我不怕，我有对策”，她很有信心地说。大会以后，我跟这位优秀的世界语者还保持通讯了一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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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伊朗世界语者
说到伊朗世界语者，还遇到一位姑娘，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极为漂亮，可惜世界语只是初级水平，不易沟通。她是由母亲（也很年轻，有人说她们是姐妹）带领来参加盛会的。漂亮姑娘谁不愿意多看一眼，所以在大会组织到长城游览时，我就有意无意跟在她一拨登长城。记得在长城半路，遇到外院一批小伙子下长城，这几个挺帅气的小伙子同时在少女前停下来，惊为天人。他们毫不掩饰地赞叹，天哪，你怎么这么漂亮。（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小伙子当面夸姑娘漂亮，但是他们的率真很可爱）。姑娘微笑不语（大概也不会英语），小伙子于是转向她的妈妈：“Your sister is so beautiful”。妈妈说：“Thanks. But she is my daughter.” 言语里透出无限的自豪骄傲，看样子她当年肯定也是个大美人。后来我想，原来，人的爱美之心都是一样的。记得当时，北京电视台摄影记者大会采访，也随我们登上了长城，跟我们一样兴奋，制作了关于世界语的一个文艺片，还配上了很好听的歌曲。（真的是好制作，可惜只播放了一次，不知道有没有有心人存录下来）。
人都说世界语不是任何人的母语，只是部分无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业余爱好。其实，因为热衷世界语的人往往喜欢国际交往和各处旅游，结果成就了很多婚姻。这样的世界语家庭里面已经出现了一批母语（家庭用语）是世界语的后代。71届世界语大会时候遇到过一批来自欧洲的这样的少年，他们很自豪地告诉我：“Ni estas denaskaj Esperantistoj” (We are Esperantists by birth)。
结识Victor Sadler 博士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71届世界语大会上，结识了一位国际世界语界大名鼎鼎的人物Victor Sadler 博士，并与他保持了多年的交往，特别是他在BSO从事机器翻译研究期间。后来我去英国留学，他不但给我写了推荐信，还解答了我选择学校的困惑。他告诉我，论名声和学术，应该争取去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如果想学人工智能，爱丁堡大学最佳；要是想继续从事机器翻译研究，应该去曼彻斯特的UMIST计算语言学中心。我遵循他的建议寄出了申请，剑桥没成，但爱丁堡与UMIST的录取通知如期而至。我还是想学机器翻译，UMIST于是成了我留英之地。
Victor本人是剑桥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后来成为计算语言学家，从事机器翻译的研究。他首创了利用自动句法分析过的双语语料库施行机器翻译的统计算法，比后来盛行的同类研究起码早了五年。长期以来，他是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头面人物之一，当时是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财务总监。Victor平易近人，有长者风范，约我到他饭店面谈，对我的世界语机器翻译研究极感兴趣。他问我是否就我的研究给大会的科技演讲提交了提纲，我委屈地说，提交了，但是没有音信。他微笑，有点可惜的样子，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后来我得知，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科技演讲，不仅仅要所选课题对路，更看重研究者的资历，起码是博士，最好是国际知名教授。记得当年的演讲包括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教授和Victor Sadler本人。陈原的演讲妙趣横生，不愧为大家。Victor Sadler 讲的是涉及世界语的电脑处理，同属计算语言学专业。
圣马力诺世界语科学院院长、西德控制论专家 Frank 教授是致力于世界语和科技相结合的头面人物。Frank 一家都热衷于世界语活动，在1986年71届世界语大会前，他携夫人和女儿全家来访。来之前，北京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主任、老世界语者欧阳文道跟我联系，安排我为 Frank 全家现场表演我编制的两款世界语软件：一个是我的硕士项目，一个世界语到汉语和英语的自动翻译系统（叫 E-Ch/A）；二是我编制的一个英语到世界语的术语自动转写系统（叫 TERMINO）。这是他接待 Frank 教授的一个重头戏。我于是认真准备，在机房等待欧阳先生陪 Frank 全家进来。我的印象是，Frank 教授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太太雍容华贵，和蔼可亲，两个金发女儿，也亮丽鲜艳。我用世界语招呼客人后，一边讲解，一边演示。果然，Frank 教授一家对我的两个系统兴趣浓厚，当场试验了几个句子和一批术语，连连称赞。Frank 当即问我，你能尽快把该系统的概述给我的杂志发表么？ Frank 教授回国后，以最快时间在他的控制论杂志作为首篇刊发了我的系统概述，这成为我学术生涯上在科技刊物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也被吸收为圣马力诺世界语科学院成员。不仅如此，Frank 教授随后在他给陈原和欧阳文道诸先生的的长信中，探讨拟议中的中德合作计划，强调要资助立委硕士到他的实验室继续开发这套系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成行。
给黄华副委员长做翻译
71届世界语大会前夕，中国科学院世协举办了一个国际世界语科技研讨会，有幸请到了黄华副委员长莅临讲话。世协本来安排外交学院世界语前辈沙地教授做黄华的翻译，可临场前一刻钟，沙教授忽然跟我说：“你年轻，脑子快，还是你上场吧”。天哪，我才刚学世界语不到一年，虽然仗着语言学出身和词典的帮助，阅读写作并无障碍，可是并没有多少机会练习口语翻译啊。沙教授看我犹豫，鼓励说：“你肯定行”。也是初生牛犊，糊涂胆大，这一激就呼啦上场了。往黄华身边一站，差点傻眼了，只见无数闪光灯袭来，眼前明晃晃一片白光。毕竟是外交部长出身，黄副委员长出口成章，抑扬顿挫，表情丰富。每说一段，就停下来等我翻译。我强作镇定，努力想复述，也只能挂一漏万。记得黄先生提到圣马力诺世界语科学院，我一时不敢确定圣马力诺在世界语怎么说，黄先生看我卡在那里，提醒道:“San Marino”。这次翻译实在不怎么样。表面上黄先生的每一段，我都应付了几句，但自己都翻译了些啥，根本没数。下场后，心里懊悔极了。我后来想，世协的主办人肯定更加懊悔，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愣头青，早知沙教授临场换人，他们一定会安排其他世界语高手出场，北京世界语界可是高手如林。黄华啊，岂是等闲人物，绝不该有半点差错。不过，这次赶鸭子上架对我个人的命运却非同小可，它成就了我的婚姻。我的太太就是冲着我曾是传说中的黄华翻译，才欣然同意跟我见面，最终结成良缘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二次国际机器翻译最高级会议
1989年夏天，我和导师刘倬去德国慕尼黑参加第二次国际机器翻译最高级会议。此前，由于Victor的推荐，我跟荷兰BSO（Buro voor Systeemontwikkeling BV）公司的机器翻译研究组一直有联络。他们约我为他们的以世界语作为媒介语的多语机器翻译系统 DLT，编写一部现代汉语依从关系的形式句法。我写的文法概括了几乎所有的中文重要句型，那应该是中文依存关系形式化研究的真正开拓期。这篇汉语形式文法的原始版本有链接可以下载（Li, W. 1989. “A Dependency Syntax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SO/DLT Research Report, the Netherlands.）我的工作应该是中国做依存关系最早最完整的作品了。他们听说我们要来欧洲，就邀请我和我的导师，还有董振东老师，会后顺道访问他们的实验室一周，做学术交流。这次活动，他们称作 Chinese Week，重点是共同讨论汉语句法里的一些疑难问题。
刘老师和我是演讲的特邀嘉宾，邀请者是慕尼黑机器翻译峰会的召集人，西门子公司的S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一切陌生而新鲜。大会在大酒店的拱圆形讲演大厅举行，气派豪华。刘倬老师是俄语出身，所以派我上台宣讲论文，介绍我们的JFY英汉系统。初生牛犊不怯场，我报告完后，回答了两个问题下场，正赶上中场休息时间。大概东方面孔的报告人很少，慕尼黑电台的记者现场采访了我。
大会把我们拉到一个郊区，参加一个室外的啤酒节狂欢。此前，我几乎不沾酒，可是慕尼黑的生啤酒，口感真好，也不醉人，一下子就迷上了。也很喜欢那个场景，啤酒杯子海大，那助酒的肉食，是烤熟的或整条或半条的猪啊羊啊，别提有多大气。切割肉食的用具，跟当年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大刀似的，你端过盘子去，一刀就是两斤肉下来。微醉微醺之间，总使我联想起梁山好汉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痛快。仲夏之夜，有身着艳丽繁缛的传统民族服装的异族姑娘在身边穿来穿去，笑容可掬。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处。
BSO的中国周
慕尼黑机器翻译峰会以后，我们乘火车沿莱茵河往阿姆斯特丹，一路风景如画，赏心悦目。河岸高地上屹立着一座座中世纪古城堡，引人遐想。当时，同门同事傅大姐正在阿姆斯特丹进修，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汇合游览。
我们按计划去Utrecht的BSO公司访问一周。DLT 项目研究组十几个人，一半是语言学家，一半是工程师，看得出来，这是个气氛融洽的团队。德国世界语者 Klaus Schubert 博士是系统枢纽“依存关系句法”的设计人，在项目第二阶段继 Witkam 成为项目组长。71届大会后由Sadler博士招进来的美国世界语者 Dan Maxwell 博士，负责东方语言的句法项目的承包、质询和验收，是我的直接领导（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乾坤反转，后来我成为他的领导，这是后话）。Dan一看就是老实人，照顾我们殷勤有加。我看到他早上骑自行车来上班，笑着跟他说：“我在北京上班跟你一样”。
与董振东老师和DLT项目组长Witkam在BSO合影
我在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认识的Victor Sadler 博士是这个研究组的技术骨干。作为高级研究员，他刚刚完成一项研究，利用自动解析过的双语对照的语料库（BKB, or Bilingual Knowledge Base）的统计信息，匹配大小各异的翻译单位（translation unit）进行自动翻译，这一项创新研究比后来流行的同类研究早了5年多。显然，大家都看好这一新的进展，在学术交流中作为重点向我们介绍。整个访问的中心主题，仍然是解答他们关于汉语句法方面一些疑难问题。他们当时正在接洽欧洲和日本的可能的投资人，预备下一步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汉语作为不同语系的重要语言，其可行性研究对于寻找投资意义重大。
期间，Victor以世界语朋友身份，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他住在离公司不远的一栋公寓里，太太来开门，先跟丈夫轻吻，然后招呼我进来。太太也是世界语者，忘了哪国人了，总之是个典型的世界语之家，家庭用语是世界语。Victor告诉我，太太实际上会一些英语，但是用英语对她不公平啊。太太很和善，跟我说，他们俩非常平等，她做饭，Victor洗碗。我说，这跟我家的分工一样，我最爱洗碗这种简单劳动。她笑着说，“Victor, vi havas helpanton hodiau (你今天有帮手了)”。饭后Victor洗碗，并没有让我插手，我站在旁边陪他聊天，一边看他倒进大把的洗涤液，满是泡沫把餐具拿出来，用干布擦干。我告诉他们，这跟我的做法不同，我们总是怀疑化学制品有毒，最后必须用清水涮净才好。太太不解地问：“洗涤液如果有毒，厂家怎么能生产呢？” 这倒把我问住了。Victor夫妇和蔼可亲，我感觉在老朋友家一样，饭后一边吃甜点和水果，一边闲聊，尽兴而归。
2006年四月十六日于美国水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