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生活(外一篇)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想起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倍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我们的骄傲,毛泽东时代就是幸福的时代。”

    这些话都是当年我们中小学生最常说的。

    你说我们信吗?在当时我们确实信,而且是从内心里相信,这些话已深刻在脑海中,融化在血液里,浸入在骨髓处,落实在行动上,固执而坚定,形成定式。

    愚忠也罢,蠢笨也罢,当时我们中小学生大部分人,在大多时间内,是坚信不疑的。

    这应该感谢列宁同志,他在党建学说中创建了“灌输”的理论,开创了政治思想工作新局面。所谓“灌输”,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洗脑。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幸福感油然而生,且是发自内心的。

    这种现象今天也有,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传销活动的发财梦的狂热者,法轮功的虔诚信徒者,各式各样神教信奉者,都忽多忽少也留有这些痕迹,今天的人们笑话昨天的人们,往往是五十步笑百步。

    当年提倡越穷越革命,革命者自然是幸福的。

   发家致富那是落后分子的梦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苦难磨练人的意志,贫困利于人的成长。三代贫雇农是最荣耀的资本,一贫如洗是最大光荣。青少年我也有迷惑,革命目的不就是让人们在精神上物质上过幸福生活吗?不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吗?如果富裕生活会让人不革命,如果富裕生活不利于青年人成长,那富裕生活有什么好?那我们目的有什么必要?那不是培养修正主义吗?

   美化苦难,赞许苦难虽然能激励斗志,但人们总是为摆脱困难而奋斗。没有了苦难我们怎么办,难道为了革命,为了成长要再制造苦难吗?

    我也时时陷入这种悖论之中无法自拔。

    我们赞美工人阶级,我们赞美贫雇农,是因为他们生活贫困,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群体。但是最受压迫,最受歧视,生活最底层的妓女,我们没有赞美,也没有发现革命者。革命的小说也未描述她们的苦难、反抗和革命性,而是仍以反面形象出现。是的,妓女中有败类,但工人阶级也有流氓无产者,妓女应该是最坚定革命者,是最受剥削的无产者。可我们不用阶级观点看待她们,而用封建世俗眼光对待她们,这也让我不解,这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胸怀。

    不过,革命激情让我可以视而不见,让我思絮可以跳跃飞奔,我仍可沉醉在幸福生活之中。

   用现在眼光看,当年的幸福生活纯粹建立在想象和精神生活中,生活在虚幻、梦想、无知和狂热的海市蜃楼上。

    当年最值得称道的是平等,人人都是革命者,个个都是理论家,大家都是革命大家庭中一员,不分贵贱,不分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当年社会是最不平等的!

    有二元结构的农业户和非农业户的不平等。

    有小集体、大集体和全民企业员工不平等。

    有平民、干部和高干的不平等。

   有贫雇农、工人、中农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不平等。

    而这些沟壑在当时是很难逾越的,整个社会其实等级森严,生活在最底层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不担工作、婚姻成问题,而且还可能有随时被抓来批斗的危险。他们甚至连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我最好朋友王根宝,就因其父亲是黄浦军校学员,而被南中拒收,无法完成初中教育。一个连父亲长得何样都不知的孩子,一个生活在新社会儿童,因为血统原因而丧失受教育权利,这叫平等吗?

    那个时代没有公民概念,只有人民理念,而人民的内涵和外延又如此随意,整个社会怎么可能会平等相处呢?

    在物质上,这种反差更大,就更无法自圆其说了。

    当年物资紧缺,城市里小到火柴、肥皂,大到布匹、粮食,全都凭票定量供应。住房人均三到六平方米左右,且绝大部分是破旧平矮简陋房,冬冷夏热。鸡鱼肉很难见到,普通百姓一月能吃两三次,那就算富裕家庭了,咸菜是桌面上最常见的。

    虽说是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只针对非农业户口的工作人员,且必须有单位的那一部分人,并非全民免费,我们学生就没有,农民和城市贫民也没有。而且由于缺医少药,连青霉素都紧缺的社会,公费医疗那也仅仅只能维持基本医疗。

     教育虽然免费,但失学少年很多,我小学毕业时,有百分之十几的同学未能上中学。而我在中学五年,教室窗户没有玻璃,冬天冷得发抖,夏天热的要命,在这样环境下念书,学知识更多是奢望。虽然许多工厂有七二一大学,公社有五七大学,但真正大学教育基本停滞,断了十年。

    在农村,那生活就更苦了,首先是缺衣少粮,大家基本穿打补丁的衣服,主杂粮混吃,农闲时少吃,吃不饱穿不暖。住的也只能是土墙草屋,风雨飘摇。一个村有几户砖墙瓦屋,那定是大队干部之家。一闹水灾,大多人背井离乡,沿街乞讨为生。农村最大成就是所谓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但这更多是宣传,一个仅仅训练几个月的初中生,就能在农村治病,这人命关天之事,就这样解决,不就是鼓励庸医吗?治死或误诊的病人不计其数,所谓一根针,一把草,愚弄我们整整十年,肥皂泡一样,美丽而不长久。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我们幸福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但我们在内心里确确实实感受幸福,确确实实感谢毛主席,确确实实赞美那个时代,没有虚假,没有伪装,没有逼迫,令今天的我,一个过来的人有时都感到无法理解。现在人们是夹着肉吃饭,放下碗骂娘,而我们那时是饿着肚虔诚,赤着膊高歌,精神之亢奋,斗志之旺盛,确有走火入魔之感觉。神奇,太神奇了。

    幸福是一种感觉,不在于物质多寡,我们感觉到了,即使家庭有很大变故,个人受很大挫折时,我们仍充满幸福感,仍很昂扬,仍很激荡。

    加入少先队,我幸福;加入红小兵,我幸福;加入红卫兵,我幸福;加入共青团,我幸福;加入共产党,我幸福。

    评三好生,我幸福;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我幸福;评五好战士,我幸福;评优秀团员,我幸福;评先进标兵,我幸福。

    当年,这些都让我幸福,一波接一波,连绵不绝。

    忘了思考,忘了观察能力,也丧失了客观分析社会的良心。

    当年的幸福快乐,今天也忘的差不多了。那虚荣心的满足,那所谓国内外大事,大多已变得遥远而模糊。但有些小事,有些当时普通而平常的事件,随着时间推移,越感珍贵,当时不在意的事,今天却能永记在心,而当年倍感幸福的事,已随时代风潮飘散的无影无踪。我越来越让我体会到:平凡就是幸福!幸福从平常开始。

   我家就是一个幸福之家,我家共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外婆和我及弟弟妹妹。

   小时,父亲留给我印象是温文尔雅,耐心细致。对病人极为热情,业务上也刻苦忘我,十分热爱自己专业,有一股不服输的钻劲,他在普外、骨外、胸外、妇产科、泌尿、五官科、眼科和放射科都有很高造诣,是个罕见的全科医生。父亲除了热衷开刀动手术外,与世无争,对名利官位看之淡泊。父亲给我们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言传身教,一直是我们兄弟三人学习工作的动力。父亲身体瘦弱,但经常开刀到半夜转点。当年一旦手术超过晚十点后,有二角钱夜餐补助,一般是一大碗肉丝面或是馄饨父亲总舍不得吃,会拿回家,第二天一早让我们兄妹三人吃。我们当时特喜欢吃,常常一抢而空,总希望每天有如此美餐。虽然母亲外婆有时想让父亲自己补补,但我们当时不能体谅父亲的艰辛,总是哄抢这美食佳肴。看着我们如狼似虎的吃相,父亲总挂着那常见的微笑,阻止母亲外婆的念叨。那些年,父亲常不顾自己身体,每年都要卖几次血,主要用于我们几个孩子伙食改善和他自己专业书的购置。父亲没有业余爱好,不运动不钓鱼,不喝酒不打牌,一心就是钻研技术和呵护家庭。每当现在,我看到父亲渐渐苍老的身躯,仍不愿休息,继续上班劳累,晚上还上网关心远在异地的子女,眼水就止不住会默默流出。

    母亲生性刚烈,为人豪爽。待人处事大胆泼辣,雷厉风行。像一团火像一阵风,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母亲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妇产科医生,当年我所住的县医院妇产科仅有二个医生,她们隔一天上二十四小时全班,十多年来如此。母亲一生深受疾病困扰,两次胆管结石开刀,有严重的丝虫病。病魔、疼痛和工作强度让母亲过早衰老,即使这样,母亲仍与外婆操劳我们三个小孩和全部家务,不让父亲分心。最让我忘不掉的是每年夏天,到了傍晚,每家每户搬着竹床到室外乘凉。我们三个小孩一般与小伙伴玩到八点就会回来,躺到竹床上休息,母亲和外婆那时会不停用扇子为我们扇风和赶蚊子,她们就这样扇呀扇呀,一直扇到深夜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待天气稍凉点后,再叫我父亲把我们一个一个抱回家中床上,一个夏天从不间断。母亲本身工作特别忙碌,风险压力也大,但为我们,她毫无怨言。一天几个小时不停的用扇为我们扇风是十分疲劳和枯燥的,是伟大的母爱让她顽强的坚持。母亲太过操劳了,最后她终于在为一个产后大出血做手术的手术台上倒下,再也未能起来,几个月后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一辈子未获奖励的母亲,在去世前获得省先进个人称号,但这一切都换不醒我那亲爱的母亲。母亲苦了一辈子,忙了三十年,是工作、生活、家庭的过度劳累造成母亲英年早逝,使我们无法为她尽点孝心,回报她老人家的大恩大德的母爱,这老天爷也太不公了。

    外婆是个老式农村妇女,没有文化,裹着小脚。但外婆敦厚、开明、朴实、勤劳、有见识、特宽容,是一个很爱整洁、手脚停不住的老人。外婆共生有六男四女十个小孩,存活三男二女,后面两个女孩外婆均送她们上学念书,而男孩都22在家务农,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村呀,可见当年外婆是多么开明。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外婆的到来,一方面减轻了父母的压力,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美好回忆。父亲十分敬重外婆,文革初时,外婆挂着地主婆牌子游街时,父亲就反复对我们说,外婆勤劳持家,节检致富,她身上有着最美好品德,要我们自始至终尊敬她,爱戴她。外婆给我印象最深是,每年夏天的中午,外婆总会在门外大树下坐着,旁边放着针线竹箱,伴随着知了叫声,不停地缝补衣服或纳脚底。每当我们走到门前,她就悄声上前制止我们讲话,让我们去远处玩,不要影响父母的午休。外婆像个护门神,守卫着我的父母,默默地为他们分忧解愁。外婆用她那三寸小脚,支撑了半个家,感动了所有认识她的人,也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弟弟小我两岁,妹妹小我四岁, 我们兄妹三人自记事以来,在家里很少争吵,从未打过一次架,这在县城中也极为少见的。在县城,我兄妹三人小有名气,虽性格各异,但都是大家公认的学习优、很听话、不惹事的好孩子。小时候只要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我和弟弟都会让着小妹,从不与她争抢。吃水果,妹妹吃肉我们吃核;吃鸡鸭,妹妹吃腿我们吃脚;吃包子,妹妹吃馅我们吃皮。我们兄妹三人,十几年都是如此,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弟弟耐心,细致,所以妹妹总是愿意与弟弟一起玩耍。我比较大大咧咧,社会活动较多,但从未以大欺小,打骂过弟弟妹妹,一次也没有。搀扶着、相伴着、欢笑着,我们一起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在贫瘠、恶劣、荒芜环境下,我们互助互爱长大成人。

    当年这些我认为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包含着父爱的伟大,母爱的无私,长辈们无怨无悔的奉献和兄妹间的情谊。他们那些不起眼的每一微小举动,现在都在我脑海中浮现,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成为我生活的动力和幸福的源泉。

    生活就是这样矛盾,这样是非变更,当年那些崇高伟大让我幸福的事,当时虽热烈但不持久,激动我一时的心,却无永恒魅力。今天,能温暖我,感动我,让我铭刻在心,让我幸福回忆的都是小事琐事,都是个人与家庭命运,都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才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伟大来于平凡,崇高源于微小,我幸福,因为我有那平凡的经历。

 

 

外一篇:

         初恋

                           作者:立委

 

    我的初恋是一位”宝姐姐“样的女孩儿。严格地说,不算恋,一般以为,“恋”必须是双向的、相互的。暗恋不算“恋”,画成树形图的话那是依从关系,不对等。不过,在毛的文化革命年代,如果排除单相思,有资格谈初恋的怕是所剩不多了,大概不到5%罢,与阶级敌人的比例相当(主要成分是被称为小流氓的“坏孩子”)。占少年人口95%的革命学生均不屑此道。当然,这些人岁数大了也还是结婚了,但为了结婚找革命伴侣的那种交往,与“初恋”意趣相去甚远,比暗恋更文不对题,不提也罢。

     可毛泽东思想管不住暗恋和春情。我的“初(暗)恋”萌芽于小学一年级,当时我六岁,正是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那年我们全家随父母从县城下放到河湾小镇,支持乡镇医院的开创和建设。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偏远小镇,红小兵造反运动一样有声有色,要打倒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革命,我太小无从介入,但也时而扮演那提浆糊桶的角色,帮助大哥哥大姐姐贴大字报。既然革命没多少我的事儿,童心中就有了小资温情的空间,这一切应该从”宝姐姐“的到来谈起。

     宝姐姐是邻居阿姨带过来的,说是县城表姐的女儿,来乡下玩几天。第一次见她,与其说是宝姐姐,不如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但她确实大我两岁,而且显然有小姐姐的范儿。宝姐姐长得与身边拖着鼻涕怯生生的乡镇小姑娘完全不同,一看就是城里人。梳着小辫儿,清秀端庄,乖巧大方,最让人赞叹的是她的多才多艺。阿姨让她背毛主席语录,她就伶牙俐齿用标准的普通话背诵《为人民服务》,一字不拉。阿姨又让她表演一段样板戏,她就唱了一段沙奶奶,有滋有味。我看得呆了。事到此,还不能算恋,只能说这样可人的女孩儿,让六岁的小屁孩儿心里种下了恋的萌芽。与无数人生邂逅一样,不久,宝姐姐就回县城了。虽然我老哥发起的造反组织“匕首小分队”成立壮大,不断出击,校园文化革命正如火如荼,但我心中的小镇却重归平静,不起波澜。

     一年后,我们全家回到县城医院,正赶上真刀真枪的武斗岁月。县城小学停课多于上课,等武斗消停,全国山河一片红,各派革命大团结的时候,我们也糊里糊涂地升到了三年级。我搜索记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如何与宝姐姐在学校重逢的了。这多少有些遗憾,但生活就是这样。总之,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我突然发现宝姐姐就在身边,与我同班。她显然完全不记得我了,而我从认出她那一刻起,直到后来一起上了中学,一直也没有跟她提起我们曾经相识于小镇,虽然很多次话到了口边,终于还是咽回去了。小镇上的邂逅让我对香桂仰视,是这种仰视使得我一直没勇气提起我们以前曾经相遇。To tell or not to tell, that is a question, 为此比哈姆雷特还苦恼犹疑。一去就是八年,直到离乡上大学,终于未曾提起这段前缘。

     在县城的女孩子中,宝姐姐其实并没有那么漂亮,但她活泼大方,写得一手男孩子一般的好字,文艺天赋是公认的。她最拿手的是老旦。学校组织拉练野营在外,围着篝火,清唱沙奶奶李奶奶的准是她,算是宣传队的腕儿了。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宣传队排演整场的《红灯记》,她自然是李奶奶的不二人选。海选时,我由于据传可以把八个样板戏倒背如流,也进了剧组,可导演老师很快发现我虽然道白唱段连锣鼓歌门儿均能一气呵成倒背如流,但实在不是文艺人,要嗓子没嗓子,要扮相没扮相。滥竽充数被指派跑龙套,扮鬼子甲,整台戏没一句台词,就是上场踢翻一两桌椅而已。剧组的明星有三:一个英气袭人的小子扮的李玉和,宝姐姐扮的李奶奶,还有一个小巧女孩儿演铁梅。这三位不仅千人瞩目,而且在排练中吃小灶,有种种优惠,让人羡慕。跑龙套多少有些让我气馁,但好在可以近距离观察宝姐姐和铁梅小妹妹演戏,有时给她们拿个衣服,递个水什么的,博得一声谢谢,感觉颇不赖。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参加剧组,后来很多年以后,我偶然照镜子看自己,依然不改鬼子甲的不雅面相。

     对宝姐姐的痴迷缓慢而倔强地增长,涵盖了我整个的小学和初中时代,但那是一个深藏心底的绝对秘密。男女同学楚河汉界,鬼子甲与李奶奶间更有天壤之遥,做梦也不敢高攀。可是到了初中,赶上了一年多“修正主义回潮”的好时光,一时间老师、家长和同学都开始重视文化课的学习。功课好的同学,社会地位就扶摇直上。我作为学习委员和数学课代表,开始在班级崭露头角。我写的范文被朗诵。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指派我每天自习课,上讲台讲解习题,辅导同学,还放手让我批改作业和测验题,俨然成了小老师(TA),令我春风得意。  两人的距离逐步拉近,伊人只在一步之遥。尽管如此,我对宝姐姐的恋慕也只能深藏心底,直到有一天差点露馅儿。那是学校举行运动会的时候,见到她在观看跳高决赛,我也围过来观看她。宇宙随风飘去,欢呼声有如天外来音,时隐时现。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端详着这张并不艳丽却总也看不够的脸,自我感觉心怀鬼胎,而且放肆。就在这时候,她似有察觉,下意识地与我对视一眼,这一眼比针刺还厉害。我感觉天机被戳穿,无地以自容,赶紧仓皇逃离。此后的几个月,我总躲着她,从来不敢正眼瞧她一次。

    到我77年考大学的时候,全年级200多同学,第一批只考取本科三人,我家兄弟占据两席,同学纷纷登门祝贺。她也来了,送我一个小笔记本,开篇写道:飞翔吧,天之骄子!龙飞凤舞,飘逸似有仙气。

 

                                 (注:立委是汉阳一江水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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