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华午拾 – 水牛风云》

朝华午拾 – 我的世界语国(五): 水牛风云

作者:立委

纽约州水牛城是我来美奋斗挣扎了八年的地方,我的世界语国也经历了许多的风雨起伏。

我是在美国网络热潮中来到这家创业公司的(见朝华午拾-创业之路》)。在世纪末网络泡沫破灭之前,我协助老板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钱一下多得好像永远用不完似的。老板决定停薪留职,不再承担她的大学教授责任,来到公司当任全职CEO。开始的 executives 就老板和我两个人。我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开发自然语言技术支持的新一代问答系统。

跟钱同时进来的是压力。如果我们无能快速组建团队,老板对投资人就无法交代。扩员的压力很大,我和老板漫天做招工广告,每当发现一个合适对象,并成功招纳,就相互祝贺。如果有一周一个也没有招到,就有挫折感。

当时的气氛跟中国大跃进类似,理性被压抑,冒进被称颂。投资人来视察时,得知我们新的办公楼还在接洽,旧的办公室太过拥挤,难以适应迅速扩张的需求,竟然提议两班倒,“人停机不停”。我们明知科研和开发不是靠“革命热情”和人海战术就可以飞跃的,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也没有办法跟投资人说清这个道理。作为经理,我只好因势利导,每个周末以身作则,来公司加班,并鼓励员工至少周末加班一天。平时每天晚上六点半左右我出去买各式快餐,好像大跃进吃公共食堂的样子,为届时还在办公室的员工提供免费晚餐。

董事会要求我们尽快从当时的五六个员工至少扩充到50-60人的规模。我作为第一位副总,被赋予为我的研究开发组招工扩员20-30人的任务。我的组需要三类人才,一是研究科学家,要懂机器学习算法,跟踪最新学术动态,二是软件工程师,能够开发和优化 real life 软件模块,三是语言学家,可以编制和维护机器语法和词典等软件资源。前两类人比较紧缺,语言学家相对好办。我先从加拿大招来两名语言学家,又在德国招来一名,加上一名中国籍女博士,组建了一支语言学博士队伍。董事会还嫌我们扩张速度不够,不能符合他们的大跃进要求。我们于是实施员工引荐的奖励办法,非经理的员工推荐一人,一旦受聘,可得一千美元奖金。作为经理,内举不避亲,我着手在我的两个社会圈子,华人和世界语朋友中,继续扩招。华人圈子主要是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前后招进10名。其中多是先跟我做暑假实习生(interns),然后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他们多还没有毕业,也没有北美工作经验,需要留在水牛城继续学业,能够来到公司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学位对他们是绝好的选择(水牛城工作机会很有限,我们公司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所在)。老板对中国学生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比印度同学更加踏实能干,所以对我偏向在华人留学生中招员表示支持。

世界语圈子里,我跟加拿大世界语协会主席P先生认识多年,他的博士已经念了七年多了,因为毕业即失业的压力,一直在系里耗着不毕业。我于是去信请他来面试,邀请他加盟我的研究开发组。他询问待遇如何,我告诉他如果被录用,比他现在的 sessional instructor 的工资高出两三倍,他自然喜出望外。拿到 offer 以后,他和他的世界语太太欢天喜地,开车从西海岸沿一号公路横穿加拿大,经多伦多一路开车到水牛城报到。由于他的到来,水牛城成为世界语俱乐部的新据点,来自邻城多伦多和 Rochester 的世界语朋友,也纷纷来他的公寓聚会,我的世界语圈子也随之扩大了。

早在温哥华念博士时期,我就认识了P先生。其实他可以算我的师兄,在我进入语言学系前他就在我系读博士,到我去的时候,他转到邻城的另一所大学继续他漫长的博士生涯。我们在地区性的语言学会议和世界语会议上都见过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典型(stereotyped)的语言学家,有点迂腐,善于做田野工作,detail-oriented,懂得很多门外语,适合当秘书或编辑。我觉得经过培训,他可以胜任机器词典语法的编制维护任务。我离开温哥华前,和他也有一些个人交往,一次开北美语言学会的时候,曾在他家留宿。还有一次开北美西北地区世界语会议以后,我搭乘他的车回温哥华。一路上,他和太太两个兴奋异常,用世界语高谈阔论,突然发现汽车没油了。半夜三更,我们被困在高速公路旁边。当时我们是学生,为省钱都没有加入汽车协会(CAA),所以也无法向CAA求援。P先生后来硬是步行到下一个高速出口边的汽油站,请求好心人帮忙送来一管汽油,我们才得以平安回家。

P先生是在欧洲参加世界语大会时认识太太的。太太是当地的世界语积极分子,跟前夫离异后带着女儿生活。她性格爽朗,滔滔不绝,说话爱夸张,表情丰富。谈起她和P的相识相爱,总是眉飞色舞。她把丈夫看得很高很大,现在丈夫博士还没有答辩就找到了工作,经济一下子翻身了,她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为了表达对我举荐和接纳的感激,她自己绘画,制作一批手工艺卡片送给我的太太,还赠送我一本柴门霍夫传记,扉页写满了对我的溢美之词。

P先生来后,工作按部就班,倒也兢兢业业,但跟现有的几位语言学家相比,也并不突出。我们只做英语,他的外语专长也无法表现。他也不大懂公司文化中的个人表现和隐形的加班要求,总是按时上下班。也难怪,他和太太有很多世界语协会的杂务,编辑加拿大世界语协会通讯,发展会员等等。看的出来,他们满意现状,很 enjoy 目前的生活。我心内认同这样的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但自己不得不过另一种生活:每天天很晚才回家,周末总是加班,难得有时间陪孩子和太太。

有一次跟P聊天,我提到想把同样是世界语者的资深D博士招来,可是联系不上,P先生说可以在世界语朋友中查询他的下落。过了两一个月,他兴冲冲告诉我联络上了,说D博士目前在一家社区学院担任临时讲师。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一拍即合,邀请他前来面试。D博士曾经是我的”上司”(见《朝华午拾-我的世界语国(四): 欧洲之行》):当年在荷兰公司以世界语为媒介语的机器翻译项目DLT中,他负责指导和审查我承包的汉语形式语法。我想,作为资深语言学博士,又跟我一样实际从事过多年的机器翻译工作,他也许可以帮助我指导这个越来越大的团队。

面试并不顺利。D博士年岁较大,反应有点迟钝,我也感觉有些失望,至少他不象是个 group leader 的人才。不过,心里想,他也许经历的挫折较多,至少经验是有的,作为一个 team member,想必没有问题。老板跟我说,D很老实,但是不象是个能干的人,不主张招。不过,如果我觉得能用上,还是由我定。我咬咬牙,还是招了,但没有给资深人士待遇,年薪跟其他语言学家拉平。尽管如此,对于D博士,这无疑是自荷兰公司工作后的多年漂流生涯以来的最好工作。他和他的世界语太太也是欢天喜地来到水牛城,而且来了不久就买了房子,俨然要在水牛城扎根。后来得知,D博士的母亲听到儿子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的喜讯,决定提前把家产划给他,资助他在房价便宜的水牛城置办房产。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语言学家供过于求的北美劳务市场。在西方,有很多冷门专业不断制造着社会不需要的人才,这些专业的大部分博士毕业即失业。冷门专业包括我们从小迷信其威力的数学和物理,我主修的语言学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专业的博士生除了谋求教授职务,在社会上很少有需要其专门技能的岗位。可是教授职位毕竟很有限,往往一个职位出来,就有上百个博士和博士后申请,对于不是一流大学的博士,求教职简直比登天还难。拿语言学来说,就我所知,甚至MIT的博士,也常常需要经过两三轮清贫的博士后中转(博士后是真正的学术“苦力”,一年两万左右薪水,经济上比餐馆打工强不了多少),运气好的最后可能找到一个二流或三流大学的教职。

这就是我所学的可怜的语言学的现实,好在我的研究方向跟电脑有关,运气稍好。可是很多我的同学终身潦倒落魄。少数头脑灵活的丢掉专业转行去干别的,更多的人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只好在大学做临时讲师(sessional instructor,僧多粥少,这种工资很低的临时工也很难找),或者接点翻译或编辑的零活,勉强糊口。别小瞧这些语言学博士,他们尽管没有多少创造性,棱角也早已磨圆了,可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多数都会五六种外语,会十几种外语的也不在少数。我的世界语朋友P先生和D博士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落魄而清高的语言学博士,囊中羞涩,在北美很难得到女士的垂青。可是在前共产主义的东欧,借助世界语的特殊场合,却可能喜结良缘。D博士在荷兰公司的项目完结以后,辗转东欧各国,教授了几年英语,同时投身当地世界语运动。回美国的时候,跟P先生一样,带回来一个世界语者太太。

我们在语言学家中大量招工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当时,我们的几个竞争对手包括AnswerLogic.com 也一样到语言学家中招工,形成了一道社会风景。我们这些活动经过《华尔街日报》题为”No Longer Just Eggheads, Linguists Leap to the Net”的采访报道后,在社会上和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也编译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时间似乎为语言学家开辟了一条新路。作为参与者,我为自己能够帮助同行创造就业机会感到欣慰和自豪。在公司内部,尽管由于劳务市场的供需影响,语言学家作为 knowledge engineers,比同等学历的软件工程师工资要低,我还是尽量为他们谋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待遇。一时间,公司仿佛成为语言学家的天堂。

然而,好景不长。D博士差不多是我们疯狂扩招的最后一个了。世纪末,网络泡沫终于破灭,Nasdaq 科技股市场一落千丈,投资人变得异常挑剔和谨慎。AnswerLogic 拿钱比我们早,烧得比我们快,轰轰烈烈闹腾了不到两年,终于随着Nasdaq的坍台而销声匿迹。还有一家搞自然语言有相当年头的公司,日本投资人决定撤资,拍卖股权,公司负责人找到我们,认为我们两家的技术有很大的互补性,希望我们贱价购买,并接纳他们的技术骨干:负责人实在不忍心对技术骨干裁员。我们的另一个对手,曾经拿到三千万巨额投资,集中了世界一流科学家的 Whizbang! 也遭遇滑铁卢,投资人在烧了一千多万美元以后,决定撤资,撕毁合同,放血大拍卖:他们的所有技术,包括源程序和说明,everything must go! 价格已经降到一两百万美元,让我们不得不动心。可是我们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有能力和精力消化这些技术,只好放弃这个“deal of the century”。股市垮台不到一年,几十家在我的 watch-list 中的对手,只剩下两三家,跟我们一样勉强维持,惨淡经营,朝不保夕。

我们当时还剩下约五百万投资,加上不断增长的政府项目的进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当然,投资人也可以中途撤资,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支持下去。不过,董事会决定重金引进职业经理人,我的老板只好屈居第二。新的CEO精明强干,哈佛MBA出身,此前领导过三家高科技创业公司,并成功转手出售给大公司,有不错的 track record。他的担子很重,在 high-tech 公司纷纷关张的恶劣形势下,必须带领公司闯出新路,度过难关,伺机发展。当时,问答系统的先行者 AskJeeves 盛极而衰,股票一跌千丈,董事会因此认定我们一直在开发的问答系统没有市场,指令转向开发新产品。

CEO上任以后,连续两周听我们详细介绍技术细节,比较我们的技术跟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异同,开始咨询一些外面的高参,探询新产品的路子。同时,他不动声色地考虑如何重组(re-org)公司,减少开支,轻装前进。对于高科技公司,最大的开支是人力资源,re-org 就意味着裁员。他随身总带着一个花名册,上面标有每个员工的职务和工资,他不时在上面写写划划,有的打叉,有的标上问号。最先打叉的就有D博士。这也不怪,D博士来了不久,就犯了几个低级错误,闹了不少笑话,他老朽无能的评价很快就反馈上来了。我很为难,但是知道难以保护他,他确实不上手。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名校博士,有六年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怎么这样不入。他也没有到老糊涂的年岁呀。

D博士自己也有所觉察,有危机感。他有点木纳,不善于迎合其他主管,觉得我是他的唯一的救命稻草,于是请我和全家做客,P先生夫妇作陪,联络感情。他的用心我很明白,可我确实无能为力,在公司正式宣布裁员名单前还必须小心保密。这次请客真让我犯难,跟太太一商量,觉得不能不给他们夫妇一个面子,但又不能让他们有错觉我有能力保护他。最后决定我一个人去,带上礼物赴宴。女主人使出全身解数,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用的餐具也很讲究,可是我没有任何胃口和心情,硬着头皮应付。气氛有点凝重,连平时爱热闹,喜欢多话的P太太,察言观色,也收敛很多。P先生夫妇转着弯子替D博士美言,我只能微笑不语,这是我在世界语国所经历过的最别扭的晚宴。

裁员计划暂缓,因为CEO和董事会还在协商多大的裁员幅度既能节省开支,支持公司开发出新产品,又不伤筋骨,保存骨干。终于,在CEO到来的第三个月,裁员指标在管理层下达,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辛苦发展的60多员工的公司,居然要砍掉一半。这下不但D博士保不住,连P博士(P先生当时已经答辩,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正春风得意)也必须走人。由老板和天使投资人任命的四个年轻副总,也开掉三个,甚至天使投资人的亲弟弟也不能幸免。老的VP就剩下我一个,好腾出位子让CEO引进资深经理人员,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公司的第四号员工,一个挺能干但爱抱怨的西班牙小伙子,也列入黑名单。我感到痛心,毕竟大家同舟共济,一路走过来,我说服老板和我的老搭档、瑞典籍的第一号员工一起去跟CEO说情,还是没有成功。CEO跟我说:I know it’s a great pain, especially for those you have worked with for long. But we all want the comnpany to succeed and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this tough time. I have done this numerous times, believe me, it works. 说的是老实话,可是作为经理,要开掉自己亲手招来的员工,是什么滋味:job 是员工的命根子,你不能把人送上天堂,转手又打入地狱。

煎熬不止这些。我保护华人员工的私心也受到挑战。经过多轮内部讨价还价,最后决定10名华人员工必须裁掉两位。大家乡里乡亲,砸人饭碗的事情怎么忍心去做。就在这个当口,我两年前招进来的中小学同学C博士跟我谈起,他由于个人原因,已经决定海龟(后来应聘招标成为名校的博导和正教授,事业一片光明),但是不想在裁员风潮中辞职,怕人误会是表现不佳,不得不离开。我心内暗喜,他的离开至少救了一位。我说,你不用当心,我们可以安排你在裁员风潮过后离开,而且公司会为他饯行,表彰他两年来的贡献。还剩最后一位华人员工,看样子是保不住了。我不死心,私下跟我的资深助手一起,沟通CEO刚招进来的资深工程副总,说服他工程组需要一位我们研发组出身的既懂技术又懂工程的人,作为两个组的桥梁,这样在新产品开发中可以加速技术转移。说的也是实情,但一切在于权衡。副总新到,对我们老人有所依仗,现在CEO把工程组裁员重组和产品开发的任务交给他,他多方权衡,终于接受我们的方案,接纳了我们推举的人,使我松了口气,总算保全了华人员工。

在大裁员的那一周,我整夜整夜失眠,心急如焚,茶饭不思。更加残酷的是,裁员实施当天,我作为经理,必须履行职责,跟被裁的员工个别谈话,做好善后。不管怎样小心,最后还是有风波,一位被裁的白人女质量检测员,平时受过我的批评有积怨,加上看到华人员工均完好无损,扬言我们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要到法院告我们。公司后来找人沟通,说服她私了了。我的西班牙同事,也是一个实心眼,经常打电话给我,想回到公司,可是开他的人都在台上,怎么可能。他还几次回来看我和其他老同事,跟我说对公司念念不忘,充满love-n-hate的感情。我的中国同事担心他想不开,做什么绝事,劝我躲开他。我了解他的为人,同情他的遭遇,还是一直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他寻找新的工作时给予强烈推荐。

回想起来,不动大手术,公司难以为继,也就没有后来的复苏,成功地开发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使得投资人愿意进一步追加二期和三期的资金。可是,我和老板毕竟是书生,没有职业经理人的“铁石心肠”,感情上很难接受裁员的残酷现实,无法面对员工的惊惶和绝望。

我不能忘记P太太听到丈夫被裁、天雷轰顶一样的反应。裁员前夕,他们夫妇正计划利用每年的假日去参加北美世界语会议,老板跟我商量,决定暂先不告诉他们裁员的消息,以免影响他们的心情。可以想见,当他们在世界语国欢度一周回来后落到深渊的感受。从我们这里出去,P博士回到加拿大担任了一段园林工人,后来好像找到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在某大学帮忙。D博士此后失业很久,一直找不到工作,也不知他刚买的房子怎么了结。

好久好久,裁员的阴影挥之不去。太太安慰我说:你已尽了努力,他们的工作在紧缩时确实是可有可无,无法保全。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们本来是没有机会的,我毕竟给了他们机会,并没有因此耽误他们的其他机会。

我很佩服CEO,在随后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转移过程中,跟他配合默契。但在他领导公司走向成功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凉。命运使我凑巧进入小公司的senior management,八年下来,我的体会是,经理,这不是我等意志薄弱者应该干的活计。

Wei Li
记于2006年独立节

立委《我的世界语国》入《世运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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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博士,自然语言处理(NLP)资深架构师,Research Director, Beyond AI.前 Principle Scientist, jd-valley, 主攻深度解析和知识图谱及其应用。Netbase前首席科学家,期间指挥研发了18种语言的理解和应用系统。特别是汉语和英语,具有世界一流的解析(parsing)精度,并且做到鲁棒、线速,scale up to 大数据,语义落地到数据挖掘和问答产品。Cymfony前研发副总,曾荣获第一届问答系统第一名(TREC-8 QA Track),并赢得联邦政府17个小企业创新研究的信息抽取项目(PI for 17 SBIRs)。立委NLP工作的应用方向包括大数据舆情挖掘、客户情报、信息抽取、知识图谱、问答系统、智能助理、语义搜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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