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久远的动人故事，只是结局有些让人扫兴。说是一位爱幻想的村姑，左手一只老母鸡，右手一篮子鸡蛋，走在冰天雪地里。她开始幻想这些鸡蛋都孵出小鸡，小鸡长大又下更多的蛋，这些蛋再孵出更多的小鸡，直到她拥有了全世界。她正数小鸡数不过来，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鸡飞蛋打。

 

太太最近问我：“我们上次数小鸡是什么时候？你现在怎么不数了？” 我苦笑。经历太多的风雨跌宕，已经难有心情了，而且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当年的想像力了。可太太说：我就爱听你数小鸡。是的，我们都很怀念以前数小鸡的日子。

 

那是20年前，改革开放初见成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硕士毕业留社科院，事业顺风，提前一年获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又巧遇太太，喜结良缘，新婚燕尔，生活温馨甜蜜（见《朝华午拾：爱情自白》,《朝华午拾：牵手》）。

 

导师成为老板，项目正要用人，自然百般呵护。除了不愿意让我出国外，其余一切均有照应，还主动介绍我到师母所在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研究生英语，可以挣点外快。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免除了很多为分房职称而你争我斗的烦恼，没有后顾之忧，项目又能发挥专长，我当然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老板，太太和我皆大欢喜。

 

说起教英语，我当年的学生中名人可不少，皆因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能够攻读研究生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甚至名冠中外的作曲家金湘（当时是作曲系主任，曾创作歌剧《原野》，华夏文摘当年为他出过专集，说他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也是我的编外学生。其他学生如今有的官至音乐学院副院长，有的是中国琵琶皇后，还有的被誉为某少数民族偶像级“夜莺”。最知名的当然是彭丽媛。平时聊起来，她对媒体恭维她是歌唱皇后或巨星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她 preferred 的称号是歌唱艺术家。其实彭丽媛一个学期也就能上5－6节课意思意思。就这样，常常她在上课，门外就有记者等着采访她。因为长期缺课，她实际上跟不上进度，但她到堂了，总不能晾在一边。所以，当我循环提问时，就找比较容易的给她，比如让她重复我的句子。让人惊异的是，无论句子多长，我说得多快，她都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复述出来。有些句子显然她并不理解，看来她的音乐训练培养了她敏感的听觉。这样一学期下来，到期末我开始犯愁，怎样给这个特殊人物评分呢？跟学院教导处一商量，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看着办吧。我体会的言下之意是，总不能不让她及格吧。音乐学院的公共外语虽然是研究生必修课程，毕竟不是他／她们 career 的重要内容。后来，我网开一面，期末给她单独出题，允许查词典，让她带回家做，第二天交来。她大概是熬了夜认真做的，可以看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也确实花了功夫。里面存在一些低级错误，可以判断她是诚实的（其实她那样的地位请人代劳是很容易的）。看在她对这份试卷的认真态度上，我最终给了65分。

 

除了音乐学院代课，我还先后在社科院夜校和建国饭店讲授英语，学生有饭店招待，出租司机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些课太太也去听，她坐在后排，观察学生对我讲课的反应，回来跟我说，你就是纸糊马大嗓，没想到学生还挺服你。我当年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教英语不过是小打小闹，从来不认真备课，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专业上。在年轻人中，我的成绩出类拔萃，在导师的支持下，我开始申请破格提拔副研究员。

 

太太是双倍开心，因为我不但专业上受到重用，前景光明，而且在经济上也比同类知识分子强很多。社科院名声在外，却是清水衙门，在那个年代，多数人就靠每个月百十来块钱的工资。而我总有外快，头两年教授英语，后来兼职在中关村公司，做技术转移，开发机器翻译的产品，兼职的收入比工资还高，更不用提还曾挣到外汇，一不留神一夜成了万元户（见《朝华午拾：一夜成为万元户》）。当年也没有去银行的习惯，挣来的工资和外快全是现金，就压在枕头下面。记得每次拿钱回来上交太太，太太总是把新钱跟老钱放在一起，然后细细数它三遍，无误后再放回枕头底下。我开始不理解，提醒太太只要把新挣来的钱数对就好，不用麻烦整个再数，还容易出错。太太笑而不答，我行我素，很enjoy的样子，我才明白原来数钱正是妙处所在。后来到海外很多年，起起落落，也有一贫如洗的日子，也有挣钱较多的时候，太太感叹道，银行是好，不管什么钱都直接入账，可再也没有以前数钱的乐趣了。

 

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当时我们在岳母家住，岳父母辛劳一辈子把四个孩子带大，三个送入大学，一个进了中专，个个都很有出息，在四合大院百多户人家成为美谈。可是，光靠老俩口的工资，勉强度日可以，大件是没有能力置办的。太太是四个孩子的老大，最先工作和结婚，自然当仁不让。百废俱兴，家庭基本建设正需要钱的时候。所以，厚厚一叠的票子，买个大冰箱，哗，下去了一多半。钱很快又长高了，岳父弄来一张很难得的彩电票，全家买台彩电热闹热闹，哗，又下去一截，如此反复。让太太特别得意的是，不管怎么花，这钱总会再涨回来。太太告诉我，还是你们研究所大姐那天说的对：不能找金山，因为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要找就找立委这样的金钥匙。

 

当年工作真是刻苦，尽管社科院不需要坐班，而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单位干到很晚，直到饥肠辘辘顶不下去了才骑自行车匆忙回家。一边骑车，一边想着岳母做的炸酱面、烙馅饼和其他家常美味（岳母和太太总是把我那一份留出来）。太太全力支持，对我晚回来从无怨言，可是看到我天黑未归，总是惦念。当年，整个大院才有一部传呼电话，很难互相沟通。很多时候，都是她等不及了，就出胡同去迎我，有时走出去好几条街也不见。好多次，我们俩走岔了，回到家，一看人没在，赶紧骑车回找。找到就带在车后回转，进入长长的胡同时，总是小俩口牵着手，一路聊着天回家，感觉温馨而浪漫。

 

岳母家在东城区鼓楼附近的老四合院里面。周末我们常常在胡同散步，一边胡吹乱侃地“数小鸡”。太太常说，连想都不敢想的人，还会有什么出息。她坚信我无所不能，总是鼓励我解放思想。我逐渐发现，无论我怎么海吹，她都很开心。而且吹得越神，她就越开心。不就是图个开心么，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又没有外人听见，所以我就可劲地吹。从茅盾故居门前过，我就说，赶明儿把这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揽下来吧。后来一商量，觉得茅盾的四合院毕竟太小家子气，家门口的乌兰夫府上倒挺大，可外观也太寒碜，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个监狱似的。于是开始把眼光瞄向北海附近的郭沫若旧居和宋庆龄的宫殿。终于有一天，小鸡数到了我们当年能够想像的极限：“干脆把十里长安街包下来得了。”

 

太太问：“包括紫禁城和中南海么？”
我说：“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