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自屈原始，就喜欢炫耀自己的祖上，“帝高阳之苗裔兮”云云，以示自己根正苗红，血统高贵。早年整理校对《李老夫子遗墨：序类》，第一篇“李氏创修宗谱序”也提到“李氏”的来源如下：
“按李氏之先，自嬴姓顓頊高阳氏曰皋陶者，为堯大理官，始为理氏，至殷紂时有曰利贞者，偕母逃难于伊候之墟，食李实以全生，复改理为李，子孙因以为氏焉。”
以前读《李老夫子遗墨》比较偷懒，基本跳过晦涩难懂的李老夫子正文，而对《遗墨附录》中更贴近近現代生活的两位叔爷的“时文”感兴趣，因此对这段“李氏”来源的掌故没有印象。女儿小时候问我：“Dad, you said our family name Li means plum, how come? Does that mean we Li family like plums in particular?” 我当时不知道“李氏”跟李子到底有沒有关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告诉甜甜，据最新统计，“李氏”似乎已经上升到中国的（可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姓，就連小小的水牛城辦公室就有兩位 Uncle Li's, 其中一位還是朝鮮族裔，但八百年前都是一家人哪。
李老夫子對祖上家道中落、改“理”為“李”、“指树为姓”的歷史，撰述失之簡陋。于是上網進一步搜尋資料，查得《李姓血祖皋陶并李姓考》。原來，李家的始祖皋陶在堯舜時代就任國家重臣“大理官”（司法部長），清明正則，功勛卓著，經邦緯國，英名蓋世，舜帝親立為接班人，甚至孔夫子也拜其为上古“四圣”之一。古人以官为氏，因称理氏。所惜圣皋陶帝業未举而病亡。至商紂王朝，圣皋陶的后代理征仍繼任理官，正直清廉，为荒淫昏庸的纣王所不容，终遭殺身之祸。于是，“理征的妻子契和氏带着幼子利贞逃了出来，奔于伊候之墟（今河南境内），饥饿不堪，见一树上结有果实，便采了来吃，母子得以活命，其后，利贞畏于纣王的追捕而不敢姓理，于是以‘木子’救命之恩，改称李氏”。天下第一大姓李氏由此而宗派繁衍，生生不息。
我告訴女儿：咱們非但出身書香門第，還是大圣人皋陶的传人呢。
李老夫子（李咸昇，號學香）是我的曾祖父。《李老夫子遺墨》（現代文言，又稱“時文”）收集了其徒子徒孫傳抄的李老夫子遺作，包括詩詞歌賦、喜壽輓聯、序傳雜文等，由他的門生編輯成冊，內部發行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
《遗墨》還收錄了我的兩位叔爺（伯祖父李應文和叔祖父李應會）的作品。曾祖父非常開明，重視教育，不惜變賣田產送孩子（我的叔爺）去日本留學深造。但我的爺爺（李應期，行二）被曾祖父留下來幫助理家，失去了留學機會。據說，我爺爺當年每年去南京一趟，將家產變賣的銀子匯款到日本，供給兩個兄弟的學業。兩位叔爺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分別獲得明治大學法學士和政學士學位歸國。在那個年代，有這樣教育背景的人才很難得，本可做一番大事業。他們後來的建樹不大（與其教育水平不成比例），影響止於本地，我猜想原因有三：一是年代不濟，中國自上世紀初開始，兵荒馬亂不斷；二是曾祖父淡泊名利，進而要求孩子們繼承父業，在家鄉興辦教育，而不是鼓勵孩子們出去闖天下；三是兩位叔爺身體都不大好，沒有“革命”的本錢：伯祖父久卧病榻，是鄉間生活使他休養生息，逐漸康復；叔祖父更是不幸，英年早逝。但是從他們所著文字，可以看出，他們思想開明，關註時事。除了鄉居閑篇如“李應文－哀死鴿文”外，也不乏豪情熱血之作，如“李應會－抗日會宣言（仿討武曌檄）”，“李應文－王君加入義勇軍序”。
我爺爺在我出生那年死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大飢荒。三兄弟中，就數伯祖父李應文比較幸運，1965年在老家壽終正寢。李家所有晚輩全部到齊，舉行隆重葬禮（李家合影見下）。還記得我們孫兒輩，在棺柩落地後，每人輪流掬一捧黃土。伯祖父生前作為開明紳士和“統戰對象”，受到當地政府的禮遇，曾經當選為縣人大代表，幸免於政治運動的波及。仙逝於文革前一年，更是大幸，否則，以他歷史上的複雜經歷，大革命中少吃不了苦頭。一直看顧我們長大的外祖母在文革中，就被揪鬥，每日掛著“地主分子”的牌子，受盡羞辱，給我們幼小心靈蒙上陰影。
以上可算是我的“書香門第”背景。只不過，到我父親這一輩，由於國家內憂外患（抗日和內戰），連年戰亂，家道中落，生活日漸艱難。我父親小時候忍飢挨凍的事常有。想當年，李家“崇實學校”在當地可是富有盛名，桃李滿天下。不過，家道衰落倒成為一件好事：土改的时候，家庭由此被定為“小土地出租”，而不是“地主”、“富農”這樣的“四類分子”（指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四類，後來又加上57年劃分的“右派”），使得我們後輩少受政治運動的衝擊。
說到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還有一些故事。在我們小時候，家庭成分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標簽：“貧下中農”子弟被認為天生革命，“根正苗紅”，高人一等；而“地、富、反、壞、右”子弟受到極端的社會歧視，被剝奪很多機會（招工、上學等），而且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受欺侮。還記得我們小學時班上有一個女生，家庭出生地主，很可憐的樣子，總是抬不起頭。就這樣，還常常有同學羞辱她。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每個人對家庭出身自然很敏感。我家情況不是很妙，母親出身地主（是個可憐的土地主：外祖父做小生意賺了點錢，捨不得吃和穿，一家人勒緊褲腰帶，卯足勁置辦田產，以期小康，換來了一個地主帽子），成了我們的一個死守的秘密。好在子女家庭出身隨父，所以我們每次填表，家庭成分欄都是“小土地出租”。問題出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搞不清這個比較偏僻拗口的成分的政治含義，心裡不免惴惴。記得在班上，有幾個同學議論我家這個奇怪的出身，其中一個自作聰明地說：“小土地出租，就是小地主”（其實這個理解不算離譜），一下子把我們推到“階級敵人”陣營，讓我們無地自容。我的堂兄也有同樣的煩惱。有一天，他很高興地宣佈，經過深入研究，學習毛主席著作和有關黨的政策文件，發現“小土地出租”大體相當於“上中農”，屬於革命隊伍的團結對象。而且黨的主席毛澤東也出身於上中農家庭。這些偉大發現使我們大大松了一口氣。
磕山老家，小时候去过，堂兄还领着爬山，感觉是个花果山，僻静偏远。几年前回国探亲，哥哥开车带我们又去了趟老家，至今仍是被遗忘的角落，一条山区小路，颠簸起伏，尘土飞扬。临近老家，山路狭窄到勉强可以过一辆车。当年，先辈择此江南山地而居，大兴土木，大约很有些躲避尘世，开辟桃园的想法。老爸的回忆录《风雨几春秋》中对老家的李家学堂有生动记述：
故居回眸 深宅大院，古色古香，依山面溪，坐东朝西。大门上“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经年常在。正房是前后各五大间，中间一排由三个天井和两边二个厢房 组成。这样前后三排，上下两层，构成一体。楼上形成环状贯通的走马楼，左 边有两间“新屋”，右边及后面是一排裙屋。前面院子，有大小院门，院内七个 花台，松柏相衬，花簇绵秀，果实飘香。花有梅、菊、桂、及玫瑰、蔷薇、天竹；果有柿、桃、杏、李、枣等。所有大门均有石鼓、石狮，天井是大理石铺成。建房的砖瓦是自家建窑特制，质量堪称上乘；木材取自江西，放排顺江而 下，更是一流，足见主事者之匠心。正屋楼上是教学场所和学生宿舍，楼下和 “新屋”是家人生活区，脚屋是酿酒作坊和厨房、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