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之前，家庭和社会塑造了我们性格和世界观。 父母是天，兄妹是我的依靠和牵挂。
“永做毛主席的红小兵”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六岁。半个多世纪了，有些记忆依然清晰如昨。
兄妹仨臂佩红小兵袖章摄于文革1966年12月8日
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最先是看到临街墙上把刘主席的标准像倒贴过来，打上红叉。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长幅标语在大街上，“火烧刘少奇”，“油炸刘少奇”。接着，作为反面教材，放映了纪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片子里面的女音讲解，甜腻腻的，一口一个刘主席和雅加达，当时听起来觉得象女特务，不断被场内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淹没：“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电影上的王光美，打扮得很光鲜，符合资产阶级臭婆娘的标准定义。再后来，看到过几个批判刘少奇的活报剧，刘的形象被脸谱化，马脸，高鼻子，一副奸臣像。记得同时还有一个活报剧《火烧英国代办处》，演的是首都红卫兵，对英帝国主义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机智果断纵火焚烧英国大使馆的光荣业绩（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给周恩来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和后遗症）。还记得，舞台上演纵火时的场面，好像是把火把往使馆内一扔，砰一声炸响，一股浓烟就冒出来，我在前排，呛得直咳嗽，也吓了一大跳。革命群众的艺术创造力所造成的舞台逼真效果，在一个六岁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前后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我们各家各户主动把涉嫌四旧的物品，比如，铜钱、手镯、装饰品，甚至小猫小狗的瓷玩具，统统缴公销毁。石桥旁的石头狮子也被红卫兵小将推倒在河沟，因为实在砸不烂，就用凿子破相。影响所及，67年初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大人没有节假，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同时取消了所有过年的庆祝和消遣活动，连四角压岁钱也自觉停止发放了。
当时有些老人一辈子的习惯改不了，仍然称火柴为“洋火”，铁钉为“洋钉”等。老称呼源于旧中国日常生活品连火柴和铁钉都无力生产，需要进口。可是到了66年，这些旧称呼会带来麻烦。我就看到过小脚老太太颤颤巍巍到小卖店要买“洋火”，营业员冷冷一句：“没有”。当老人指着柜台里面的商品，营业员就大发雷霆。
武斗开始之前，用于文斗的大辩论开始盛行，连小学生也互相辩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我太小插不上嘴，但是很愿意旁听。辩论什么大多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个题目是反复辩论过的：家庭出身和自我表现的辩证关系。正方的论点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反方强调“重在个人表现”。感觉双方都义正词严，都懂得引用毛主席语录，似乎哪一方都很有道理。后来，我哥哥领头成立红小兵革命组织（背后有个五年级的孩子做军师），叫“匕首小分队”，其中各年级都有代表。由于这层关系，我也光荣卷入革命运动，比如给贴大字报的小将提浆糊筒之类。我印象我哥哥一伙还在我父亲的医院走廊尽头，摆了张桌子，设立了“匕首小分队”办事处。小分队的光荣事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大闹会场的事件。小分队得知晚上七点学校领导开教务会议，于是决定来个突然袭击。我有幸跟着哥哥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记得会议进行中，小分队一行冲进屋内，叫道：“你们这是开的什么黑会？”领导看是一帮孩子，哭笑不得，解释说，这是例行的校务工作会议。分队头头说：“那我们也要参加”。好像是某领导劝告说，工作会议，学生参加不方便。这一下炸了窝，小将们个个义正词严予以驳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不参加谁参加？你们背着革命小将开黑会，用心何其毒也。我们不但要参加，还要你们老实交出以前会议的所有记录。你们不敢公开会议记录，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诸如此类。记得校领导最后让步，同意小将可以派代表参加所有校务会议。我跟大家一样兴奋，充满了斗争初步胜利的豪情。不过，倒霉的是我当时患有夜盲症，回来路上，两眼一片漆黑，是由一位高年级大姐姐，牵着我手送我回家的（哥哥作为造反派头头留下来商量下一步的斗争策略）。这次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小将的斗志，拉开了向小学领导造反的序幕，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揭露走资派阴谋的大字报。
大革命初期，我们兄妹三每天在哥哥带领下，在宝书台前，早请示，晚汇报，煞有介事，坚持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