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情
我的“初恋”是一位宝姐姐样的女孩儿。严格地说，不算恋，一般以为，“恋”必须是双向的。初次暗恋不算“恋”，画成树形图的话那是依从关系，不对等。不过，在文化革命年代，如果排除单相思，有资格谈初恋的怕是所剩不多了，大概不到5%，与阶级敌人的比例相当，主要分子多是被称为小流氓的“坏孩子”。占少年人口95%的我们革命学生不屑此道。当然，这些人岁数大了也还是结婚了，但为了结婚找革命伴侣的那种交往，与“初恋”意趣相去甚远，比暗恋更文不对题，不提也罢。
可毛泽东思想管不住暗恋和春情。我的暗恋萌芽于小学一年级，当时我六岁，正是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那年我们全家随父母从县城下放到何湾小镇，支持乡镇医院的开创和建设。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偏远小镇，红小兵造反运动一样有声有色，要打倒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革命，我太小无从介入，但也时而扮演那提浆糊桶的角色，帮助大哥哥大姐姐贴大字报。既然革命没多少我的事儿，童心中就有了小资温情的空间，这一切应该从“宝姐姐”的到来谈起。
宝姐姐是邻居阿姨带过来的，说是县城表姐的女儿，来乡下玩几天。第一次见她，与其说是宝姐姐，不如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但她确实大我两岁，而且显然有小姐姐的范儿。宝姐姐长得与身边拖着鼻涕怯生生的乡镇小姑娘完全不同，一看就是城里人。梳着小辫儿，清秀端庄，乖巧大方，最让人赞叹的是她的多才多艺。阿姨让她背毛主席语录，她就伶牙俐齿用标准的普通话背诵《为人民服务》，一字不拉。阿姨又让她表演一段样板戏，她就唱了一段沙奶奶，有滋有味。我看得呆了。事到此，还不能算恋，只能说这样可人的女孩儿，让六岁的小屁孩儿心里种下了恋的萌芽。与无数人生邂逅一样，不久，宝姐姐就回县城了。虽然我老哥发起的造反组织“匕首小分队”成立壮大，不断出击，校园革命正如火如荼，但我心中的小镇却重归平静，不起波澜。
一年后，我们全家回到县城医院，正赶上真刀真枪的武斗岁月。县城小学停课多于上课，等武斗消停，全国山河一片红，各派革命大团结的时候，我们也糊里糊涂地升到了三年级。我搜索记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如何与宝姐姐在学校重逢的了。这多少有些遗憾，但生活就是这样。总之，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我突然发现宝姐姐就在身边，与我同班。她显然完全不记得我了，而我从认出她那一刻起，直到后来一起上了中学，一直也没有跟她提起我们曾经相识于小镇。虽然很多次话到了口边，终于还是咽回去了。小镇上的邂逅让我对宝姐姐仰视，是这种仰视使得我一直没勇气提起我们以前曾经相遇。To tell or not to tell, that is a question, 为此比哈姆雷特还苦恼犹疑。一去就是八年，直到离乡上大学，终于未曾提起这段前缘。
在县城的女孩子中，宝姐姐其实并没有那么漂亮，但她活泼大方，写得一手男孩子一般的好字，文艺天赋是公认的。她最拿手的是老旦。学校组织拉练野营在外，围着篝火，清唱沙奶奶李奶奶的准是她，算是宣传队的腕儿了。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宣传队排演整场的《红灯记》，她自然是李奶奶的不二人选。海选时，我由于据传可以把八个样板戏倒背如流，也进了剧组，可导演老师很快发现我虽然道白唱段连锣鼓歌门儿均能一气呵成倒背如流，但实在不是文艺人，要嗓子没嗓子，要扮相没扮相。滥竽充数被指派跑龙套，扮鬼子甲，整台戏没一句台词，就是上场踢翻一两桌椅而已。剧组的明星有三：一个英气袭人的小子扮的李玉和，宝姐姐扮的李奶奶，还有一个小巧女孩儿演铁梅。这三位不仅千人瞩目，而且在排练中吃小灶，有种种优惠，让人羡慕。跑龙套多少有些让我气馁，但好在可以近距离观察宝姐姐和铁梅小妹妹演戏，有时给她们拿个衣服，递个水什么的，博得一声谢谢，感觉颇不赖。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参加剧组，后来很多年以后，我偶然照镜子看自己，依然不改鬼子甲的不雅面相。
对宝姐姐的痴迷缓慢而倔强地增长，涵盖了我整个的小学和初中时代，但那是一个深藏心底的绝对秘密。男女同学楚河汉界，鬼子甲与李奶奶间更有天壤之遥，做梦也不敢高攀。可是到了初中，赶上了一年多“修正主义回潮”的好时光，一时间老师、家长和同学都开始重视文化课的学习。功课好的同学，社会地位就扶摇直上。我作为学习委员和数学课代表，开始在班级崭露头角。我写的东西作为范文被朗诵。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指派我每天自习课时间，上讲台讲解习题，辅导同学，还放手让我批改作业和测验题，俨然成了小老师，令我春风得意。宝姐姐、还有女班长和女支书和我都是班委会成员，开始有了接触。两人的距离逐步拉近，伊人只在一步之遥。尽管如此，我对宝姐姐的恋慕也只能深藏心底，直到有一天差点露馅儿。那是学校举行运动会的时候，见到她在观看跳高决赛，我也围过来观看她。宇宙随风飘去，欢呼声有如天外来音，时隐时现。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端详着这张并不艳丽却总也看不够的脸，自我感觉心怀鬼胎，而且放肆。就在这时候，她似有察觉，下意识地与我对视一眼，这一眼比针刺还厉害。我感觉天机被戳穿，无地以自容，赶紧仓皇逃离。此后的几个月，我总躲着她，从来不敢正眼瞧她一次。
到我77年考大学的时候，全年级200多同学，第一批只考取本科三人，我家兄弟占据两席，同学纷纷登门祝贺。她也来了，送我一个小笔记本，开篇写道：飞翔吧，天之骄子！龙飞凤舞，飘逸似有仙气。
记于2013年10月10日
失意阳光
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干部，不是学习委员就是副班长。这官当长了，就觉得理所当然。升高中，两个学校合并，加入了一批“二中”的人。新班主任是个秃老头，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还是他没有研究我的履历，总之是他决定把我排除在班委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或高管）之外，给了我一个小组长的头衔（相当于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基层管理人员）。一个班有四个小组长，管本组收作业，但不能参与班委会决策，除非遇到大事召集“常委扩大会议”，才介入决策过程。当时真觉得天要塌了。少年失意的心情无法跟任何人叙说，心灰意懒，无所排解，转而很有些玩世不恭的样子。现在理解了，搞政治是很辛苦的，难怪见官场不顺的人显得那么痛苦。
在这仕途艰难之时，有一句温暖的话，让我至今感怀不忘。有一位二中新来的女同学，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为人落落大方，笑容很灿烂。她就是我们班新当选的文娱委员，能唱会跳，男生都很喜欢她。不知怎么，她察觉了我的失意，跟我说：“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是我占了你指标。” 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觉得是她当了文娱委员，把我的班委会入围指标占用了。学习委员的位置是二中来的一个语文不错的臭小子占据的，倒是副班长这个虚职，如果我入围，应该可以安置我这样的六朝元老。可是那是班主任独裁的体制，入围与否他老人家说了算。无论如何，她能这样说话，真地让我感激得很，尤其是出自这样一个性格阳光和人见人爱的女孩。她的性情特别好，善解人意，让人舒服。后来几次交往也加深了这种好印象。
有一次从二楼教室下楼，我随口一啐，没想到她正好在楼梯口，不偏不倚落在她袖口上。当年不懂五讲四美，几乎人人都随地吐痰，并不觉得是恶习。可口水吐到了女同学身上，还是羞得我无地自容。可她一点不恼，自己擦去，一样笑吟吟地从身边点头走过，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件小事使女孩的形象高大光辉起来，在我心目中有如圣女。
记于2008年12月7日
青涩少年记事
上个世纪74-75年左右，大概是初三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学军，长途拉练，步行100多里路，去皖南新四军旧址云岭和茂林参观。我比较弱小，那次长途跋涉，真把我坑苦了，一辈子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程，似乎没有尽头。学生队伍前后拉了好几里路长。我一瘸一拐，一根一根电线杆数着往前挪动。终于，有同学报信说，目的地已经在望，就是前面的那座小山。于是，鼓作最后的勇气。可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的山，还是走了一两个小时，直到天快黑了才赶到。
吃罢晚饭，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礼堂里面休息。一屁股坐下去，就瘫软在地，居然再也起不来了。脚也没洗，在同学帮助下，挪到临时搭起的铺子和衣睡下。第二天早上，全身没有一块筋骨不疼，勉强可以站立。
虽然很狼狈，对于拉练在外的生活还是感到新鲜兴奋。特别难忘的是参观新四军事迹展览时和女同学耳鬓厮磨的经历，连带当时的心跳和惶惑。
我们那个年代，男女生有一条无形的界限，在校园很少交往。不过，我是学习委员，在班委会活动中还是跟女班长和女团支书有工作往来，彼此印象都不错。尽管文化课已经不是学校主业，大概是惯性，学习好的同学还是自然受到青睐。不过她们都比我大两岁，感觉是姐姐一样的形象。女班长是个假小子，面色黝黑，作风泼辣，相处很愉快。团支书端庄秀气，能干老练而不失文静。我平时到城外后桥河去游泳，每次经过她家门前，总见她在门口坐着织毛衣，仪态娴雅。她见到我也总落落大方地招呼一声，可我总自我感觉灰溜溜的，不知如何回应。
小男孩情窦初开的表现，记得在马克吐温的历险记里有精彩描述，说的是十二、三岁的男孩，总是使出全身解数吸引心仪女生的注意。国人晚熟，男女界限也分明，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拉练在外，男女生就比较亲近起来，不象在校园那样拘束，这是当年学工学农学军最让人兴奋的地方。第二天参观新四军展览，不知怎的，跟团支书混在一起。她个头比我略高，站在身后，挨得很近，耳边是她温热的气息。我们两个人拉在最后，仔细切磋揣摩那些展示的图片和实物。两人很默契，一步一步向前挪动，有意无意身子碰到一起。我心痒如蚁，强作镇定，不敢回视。
那一年我14岁。西皮居士有诗云：
野营拉练知何似？跑马望山苦嫩兵。
学军之意不惟军，立委心飞云雨情。
当年流行的暑假打工，也是少男少女接触的场合。高中时我去了一家农村粮站当“协助员”， 遇到一个心仪女生。青涩少年的心态很微妙。我当年看《红楼梦》入迷，看了五六遍，就跟她侃红楼梦，直侃得天昏地暗，把那女孩也侃晕了。小伙伴们在旁多少有些嫉妒，背后给我起外号叫“红大哥”，叫那个女孩“红大嫂”。那真是纯洁地交往，侃了一夏天，连手都没有拉过。暑假结束快要离开的时候，心里那份难受，就甭提了。当年闹地震，到处搭防震棚，我当时就盼望地震早点来到。心里想，地震一来，该多好，大家就都集中到那个硕大的防震棚里面过共产主义生活，我也就有机会跟那个女孩不分昼夜地继续侃红楼梦了。
由于盼望的地震没有来临，暑假结束我不得不离开小镇粮站回县城的家。回家前一天，郁闷不舍，可又无可奈何。粮站附近有一条小河，清澈见底，是我们每日傍晚戏耍的所在。那天傍晚最后一次玩水，没想到”红大嫂”也来到河边洗衣。白天已经说过再见了，她这一来，我感觉是看到救命稻草，想抓住这最后一刻，可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不顾同伴可能的取笑，慢慢蹭到她面前搭讪。这个妞也怪，少不更事，根本不懂人家的心事，没事人一样答话。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当时我幸亏没有挑破，按照当年她的认识水平，任何中学生谈恋爱都是流氓行为。倘若我冒失示爱，保不准会臭骂我一顿。
后来她起身要回，我急了，站起来，光着膀子，短裤衩滴着水，不知找了个什么借口，就跟着她回粮站。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想答茬也不知从何说起，老觉得有人在盯着取笑我。为了遮掩，我只好半弯着腰，枝枝杈杈地走完这段艰难的路程，最后连再招呼她一声的勇气也没有了，就此别离。
那是1976年的暑假，我高二，16岁。
回到家，还做梦一样时时想着她。两三个月后，一天下午睡午觉刚醒，懵懵懂懂的，她居然登门来访。早上还在想她，下午真来了，简直不敢相信，暗自掐自己，发现不是做梦。原来她到县城姑姑（也是我们医院的）家来，想起来找我聊一聊，还借了两本书，答应看完让她姑姑还我。这真是个淳朴的乡镇姑娘，根本没有男女界限的概念，而我的心里却早已揣了100只兔子。
李商隐有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记于2007年二月十九日（阴历大年初二）
吴语软侬20年
我有个女同学是苏州人，人长得秀气轻灵，让我见识了苏州话的魔力，真是好听。可惜的是，她很少说家乡话。
有一次赶巧，约好一起去看毛主席纪念堂，排着长长的队，我就请她教我点苏州话，听了让人发酥那种。
虽然弱不禁风的样子，这可是个才女。
昨天晚上去拜访这位"表师妹"。刚联系上，分开已经20年了。见面前我说我老了，要是在街上碰到大概认不出来了。她的声音未变，还是那样动听，说："我们都老了。上次回国见大学同学，简直无法相信。"
可是，见面一看，她还是那样纤弱小巧，岁月无痕，她坚持说我也无大变化。我们一起听着老歌，吃着火锅，感叹人生如梦。她当年的男友，现在的丈夫，还记得我的好处：当年我帮助他拷贝中文软件CCDOS 和 汉化的 WordStar 帮了忙（当年根本不懂软件还有版权一说，CDDOS的开发者科学院计算所根本不知道如何从操作系统上赚钱）。另外，当年我跟机房韩老师关系特好，她不在的时候，由我管理机房（只有一台IBM-PC-XT），还给我在机房旁边配了一个单间。同学夫妇当年从我处拿钥匙进机房通宵玩游戏，全仗我的掩护。
老同学见面的感觉真好。回来后我发了个伊妹儿：
"We are now in an age when memories and life mix together all the time. Time flies. Life is short. Moments are treasured. Thanks are given."
同辈人感受相同，她回道：
"We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over. Old friends take on new significance as we age. The other day, as we could hear Christmas carols in the air, I was telling my son those were the first English songs I learned to sing at college. Guess what he had to say? "Mom, when your memories exceed your ambitions, you know you're going downhill." Gosh, he's brutally honest with me. Now I have to hide the fact that I keep thinking back in time, refuse to be on the downhill yet."
记于2006年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