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可以称作导师的人不多。导师是在人生中对你具有终身影响的人。严格意义上的导师当然是我的学位导师：硕士阶段的两位刘老师；博士阶段的文理两位教授。导师的影响不仅是学问上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导师，人生之路就要完全改写。
博士导师
博士导师，语言学系Paul McFetridge，电脑系教授Fred Popowich
我在SFU（Simon Fraser University）博士时期的主导师叫保罗，他祖籍爱尔兰，留着络腮胡子，眼光深邃，有点像青年马克思，是个智慧而不苟言笑的人。保罗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是他的 RA 资助把我带到了加拿大温哥华，为此我心存感激和敬畏。然而，博士后期，我也领教了他的严苛，一度几近崩溃。
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改变你命运的人是值得仰望与敬畏的，不管你当初从他那儿受过多少委屈。没有保罗，我和太太不会移民加拿大，我们的女儿也不会在温哥华出生，我们全家的生活走向怎样的另一条道路，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我们对走过的道路心存敬畏，感恩就是自然的归宿。
转学温哥华
早在我留学英国之前，我与保罗就有了联系。他当时刚做助理教授不久，正在物色像我这样的研究生候选人。1990年去英国曼彻斯特UMIST计算语言学中心，拿的是博士奖学金，本来是要在UMIST继续深造机器翻译的。与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在曼城住在离学校很近的欧洲最大的贫民窟Hulme附近。不到一年，遭遇抢劫、盗窃，帮派火拼、野狗狂吠，感觉非常恐怖。 于是想到与保罗联系转学的事宜。
保罗听说我对英国不满，很高兴。当时正好赶上我们这个领域的国际会议 COLING 要在法国举行，于是约好在会议期间见面详谈。这个非正式的面试是由他请我和太太吃的晚餐，随后一同游览了小城的城堡。
保罗对我这个未来的学生非常满意，回到加拿大就积极准备我转学SFU的 工作。当时他刚拿到一个研究项目，于是决定给我两年的 RA资助，并且一再跟我强调温哥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五个城市之一。此后的过程一切顺利，我们于 1992 年年底来到了天堂般的温哥华，远离了噩梦一样的英国生活，开始了全新而漫长的留学生涯。
未来的导师保罗请我和太太晚餐 (1992 年在法国 Nantes 小镇)
来到温哥华，一切按照导师的安排开始选修研究生课程，好像我以前在国内的三年硕士不存在一样。在我们这批出国的人中，这种现象很普遍：国内的硕士经历对于取得奖学金和教授的资助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学分并不能转到这边的博士项目来。在国内硕士以后我还在中关村做了四五年的研发，出国后又在英国被文化冲击和强盗野狗耽误了一年。本来一直总是班级年岁最小的“小立委”，经不起这么一来二去，到加拿大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三十不立。但这在当时根本不是问题，我的中国同学大多如此，而且很少见到比我运气更好的，一来就有了导师两年 RA 的全额保障（当年全额奖学金或者RA是一万五千加元，维持生活没有问题）。
在SFU校园与本系中国同学合影
我本来以为 RA 需要给导师干点儿活，结果保罗从来对我没有要求，等于是白拿他的资助（其实我心里更愿意做一些助理工作）。他只指派我帮助审阅过一些会议论文。除此之外，他交待我好好上课就好了。语言学的课程对我不是负担，文科的系不像理工那样课业繁重，我的日子过得很轻松。那几年，到了周末小两口就一起乘坐公共汽车把大温哥华地区的每个角落玩遍，自得其乐。
导师保罗
保罗是极有性格的爱尔兰人，寡言和不怒而威在学校很出名。保罗虽然平时显得严肃寡言，实际上非常喜欢聊天。每个周三下午，他都带领我们三个弟子到面对峡谷的大学酒馆里去喝啤酒，听他神聊几个小时。我虽然不大能插上话，但是很喜欢与导师和师姐妹围坐一起的那种温馨随意的气氛。每次我都点导师点同一个牌子的啤酒，可与德国啤酒节上的生啤媲美，沁人心脾，非常享受。
保罗当时带我们三个学生同届（还有一位中国同学找到工作就提前离开了），我的师姐来自德国，师妹来自澳大利亚。作为年轻教授，他有能力从全世界招收到资质上乘的研究生，他很满意。
保罗一直单身，无家庭牵累，无拘无束。平时工作压力大，他又是骨子里好强自负的性格，因此每周的这次神聊大概是他的疏解渠道。偶然几次女弟子不能去陪他喝酒聊天，我就感到他明显的失望失落的样子。他的神聊漫无边际，我的师姐最懂与他呼应，两人默契，师妹也能搭上话，就数我最窝囊，只有默默点头喝酒的份儿。文化差异这种东西，并不因为语言能力的改善而有大的改观。好在当时他对我很欣赏，我也就不觉得尴尬了。
保罗说他自己的经历很有意思。你们知道么，我一直到大学都是野孩子，所有坏孩子做的事情我都做过，偷窃、吸毒，不一而足。我们是嬉皮的一代，从不循规蹈矩。不过，我与我的伙伴们不同的是，我比他们都聪明。所以，我做坏事从来没有被抓住过。不等警察来抓，我早跑了。而我的那些伙伴没有不进局子过的，有的是常入常出。这样混到20多岁，突然有一天我觉得玩腻了，我就跟自己说，我要做学术（academia），于是我开始做学问，然后就成了教授。
保罗说话喜欢夸张跳跃，造成惊异的效果。我们都能感受到他那种极端自豪自负的情绪。他给我们创造的形象是，他无所不能。后来我才逐渐发现，他当然是绝顶聪明的人，但单凭聪明，他也走不通教授的道路，特别是留校做教授的这种西方大学忌讳的路子。他善于寻找机会，追随时代潮流，绝对不是死读书那种。他的语言学博士论文虽然艰深而偏门，但他没有忘记在写纯语言学论文那几年中，“业余”自学了计算语言学的研究和编程技能，攀上了学校一位重量级老教授、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一起做相关项目，并帮助组建了学校的计算语言学实验室。他后来答辩完留校任教也就顺理成章了。他是实验室的开创人，手里有项目有钱，加上他的上层路线，以及新发展的计算语言学研究方向，使得他在系里的地位从一开始就稳稳在上。过了没几年，就开始代理系主任从事系里的管理工作，这是从外面聘来的如履薄冰的初级教授无法开创的局面。
犯不起的错误
在我到 SFU 的头几年，我确是导师保罗非常欣赏关爱的学生，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回想起来，我和导师关系的转折是由我的不谨慎引起的。人的一辈子可以而且必然犯很多错误，我们都是在错误和教训中成长起来。然而，有的错误是不可以犯的，它会造成难以释嫌的误会和伤筋动骨的伤害。多年以后，这个失误仍然使我心有余悸，不堪回首。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也许可以给后来者以有益启发。
与从校门到校门一张白纸一样的研究生不同，我读洋博士前，是在国内最好的研究所师从本领域最牛的两位刘教授，先做了三年硕士，留所后又跟着导师与中关村合作做了四年多研发，成功开发了机器翻译产品。在社会科学院，我提前一年拿到了助理研究员的职称，而且在刘倬老师的支持下为破格选拔副研究员提了申报。无论学界业界，我在国内的发展可谓一路顺风，前程似锦，直到出国浪潮把我抛出既定轨道。一跨出国门，一切归零，我以前的一切成就消弭于无形。
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专业背景，保罗早在我留英前就看中了我，但当时他手上没有项目基金来资助我。留英前还收到过以计算语言学著称的宾州大学录取信。宾大博士录取信是这么写的，说语言学博士很难找到工作，可是我们宾大语言学博士出去找到工作的很多。后来又给我一封信，说我们知道没有资助，你可能来不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当口确实没有办法给你正式许诺一个资助名额。但是，过去的历史表明，凡是来系里读博士的，无一例外都得到了不同方式的资助。这个意思是说，只要我过来注册，就可以攻读博士。可我也没有海外关系，无人担保，根本就办不下签证。当年对任何不同时给全额助学金的录取只能扔在一边：出国留学必须是有奶便是娘，管它是常春藤名校，还是二流三流。
来到加拿大，在初期的新鲜以后，紧跟着的是漫长的北美博士学制，看不到尽头。头两年修课，生活充实一些。到开始考虑博士课题的时候，一边随着两位导师的研究路子做一些英语和汉语的双向机器翻译实验，试图作为博士课题的支撑，一边心里的焦虑开始发酵，总觉得我有满身力气无处使，一片迷茫。语言学系是文科，博士毕业大多找不到工作，所以系里的学长有不少就拖着不毕业，每年耗在那里靠给本科生的课程做助教或者临时讲员维持。系里有不少比我岁数大的老 ABD（all but degree，博士前，只差答辩）。这样的样板和环境给人的不是活力和希望，而是了无尽头的学生生涯。我需要考虑我的人生之路该怎么往下走。
步入中年的博士生立委（摄于SFU山上）
当时对北美新大陆的职场完全不了解，还不敢设想自己在工业界的出路。那么唯一看得见的出路就是与所有博士一样，希望奇迹发生，可以在毕业后去谋一个博士后或者教职。SFU 这样的大学文科博士，其实是没有那个学术环境和能力培养教授的；最多去做博士后，或者到第三世界去谋教职（我的德国师姐各种机缘巧合最后留校做了教授，纯属例外，跟保罗一样）。可是我看不到其他前途。这样的心情使得我对自己的学术记录极其担心。
导师当时整天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职称，也不怎么管我。在他看来，我才来三年，一切按部就班即可。在实验室做着玩具系统，系里拿着助教资助，然后像其他研究生一样，慢慢找一个博士课题，写成论文，顺理成章。他从来不催促我，每个学期也就会见一两次，简单聊一下情况。
我自己心里着急，觉得应该有正规的发表，好为未来铺路。两位导师的研究我卷入不了，因为我们这个语言系和电脑系的交叉实验室里磨一篇论文出来，通常都有六七个作者，包括两位导师和实验室的博士后和资深研究人员，轮不到我这个博士生新手去分一杯羹。我们这个领域像样一点的学术会议门槛都不低。自从统计学家占领了计算语言学学术舞台以后，非机器学习的论文很难发表。后来我查到了一个亚太地区的会议。不过，我当时不知道深浅，只是想试试。根据我的玩具系统实验的一些中文自动分析结果，我写了一篇现在回头看没什么水平的论文提交了。问题在，我提交论文的事情没有请示保罗，也没有署他名（其实那倒不是我小气，而是我没有经过他，不敢署他名）。为什么没有请示他，我过后很多年无数遍回想过这件事。想来想去，觉得其实是阴错阳差，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的敏感性。阴错阳差在，我跟保罗那时交流不多，觉得自己的工作拿不出手，他对我的玩具系统和实验想法也无暇顾及（他当时一路向上，为自己的职称和将来的系主任前途正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把论文投出去，我心里完全没有自信，我觉得是不可能通过审阅的。没想到后来录用通知来了。我既高兴又有点傻眼。后来知道，保罗也是这个亚太地区性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几个发起人是轮流坐庄，抱团取暖，为他们各家提供了一个发表平台。作为主要审稿人，那一年主办这个会议的澳大利亚教授看到他的搭档教授的学生提交论文，只要不太离谱，他是不可能拒绝的。接到通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的不妥，怎么跟保罗说呢？为什么要瞒着他（尽管不是有意）？想来想去，我不得不给他写电子邮件汇报。我回避了对先斩后奏的论文提交做解释，实际上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我只是告知我提交的一篇论文被录用了，询问学校对博士生发表有何规定，如何取得参加学术会议的资助。显然这封信写得不得体。也许也有文化隔阂的因素，总之，从缺乏情商和不善沟通来看，我可以说是相当拙劣。
这封电子邮件发出以后，一周没得到回复，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确实不对劲，这是我博士生涯一切麻烦的开始，它标志着师生蜜月期的结束，是我攻博炼狱的真正开始，因为它触犯了大学导师与研究生关系中最敏感的神经。作为受到教授资助和指导的博士生，无论按照哪个大学的常规，都应该就自己的研究结果和论文想法向导师汇报，求得指导和署名。这是博士训练的题中应有之义，绝不可以暗中作业。
背叛。自私。小人。不可信。毫无感恩之心。这么多年来，这些词汇一直在我脑海萦回。我无数遍地想象当年保罗由此对我的愤怒和鄙视。这是我能想到的保罗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冷面的唯一合理的解释，而这一切都源于我自己的疏忽。
一周以后，保罗找我到办公室，铁青着脸说他可以用它的科研经费资助我去开会。不过，你的文章太糟糕拿不出手，必须做大手术。他当然有理由不资助我私下投递的论文，但最后还是决定资助我，想来是因为，其一，这个会议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他在澳大利亚教授面前也有个面子问题；二来这篇发表了，也多少增加了他的一个记录。我得到他的表态后，马上表示要好好修改。我打印了一份草稿，特地把他的名字署在我的前面，请他提修改建议。说老实话，这种谈论中文语法结构某种现象处理的文章他根本没兴趣，心内估计也看不起它，他也提不出什么点石成金的指导意见来。过了几天。他叫我到办公室来修改论文，因为死期快到了。我见他把署名顺序倒过来，排我为第一作者。文末给了几句不知所云的建议。我就开始埋头考虑怎样修改这篇烫手的文章。我的办公室在他的隔壁，都在主楼的地下室，平时两个办公室之间的门是关着的，保罗可以不受干扰。那天我从他办公室拿回论文回自己办公室修改，门一直开着，放佛可以听到导师的喘气声。我大气不敢出，心情很紧张，不知道自己的修改怎么才能过关，那种度日如年的滋味很不好受。
这样熬到快天黑了，我总算糊里糊涂地改完了，战战兢兢拿回去请他过目。他不屑一顾地扔在桌上，轻轻挥挥手，似乎是让我先走。我想明天就是死期，他要是不满意，有什么新要求，我怎么办。事实上，第二天他把论文丢在我的桌上，什么批改也没有，算是默认我可以寄出了。
保罗后来让我拿他的信用卡到他的挂口旅行社买了机票。我没想到温哥华到澳大利亚是如此遥远，这是我乘坐过的最远的航程。虽然论文事件在我心中有一个阴影，澳洲之行却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经历。赶巧我开会的地点离我澳大利亚学妹的家不远，学妹热心介绍我去她父母家做客，游玩那里的黄金海滩，见识了温哥华之外别样的天堂风光。另一个让人兴奋的巧合是，这次会议特邀了与乔姆斯基东西对峙的另一位语言学泰斗，伯克利的菲尔墨教授做主题演讲。菲尔墨是我自从入行就景仰已久的语义学大师。这次会议得以亲聆演讲，感到很荣幸。老教授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架子。我们几个年轻人与他一起游玩澳洲的动物园，有位台湾小伙子特别殷勤，上坡下坡，常搀扶着他。大家一起与袋鼠合影。当时特地给他拍了一些照片，后来邮寄给他。多年之后我们公司的硅谷办公室要命名会议室，是我提议的用乔姆斯基和菲尔墨。再后来，伯克利毕业的两位公司创始人还特地回校请他到我们公司来开参谋咨询会，他老人家居然也欣然应允。
回来以后我发现，论文事件的阴影仅仅是个开始。
炼狱
保罗从此就不再理会我，不再过问我的学业和选题，几乎没有沟通。我也越来越怕与他照面。常常一个学期下来一次会面、一句话也没有。我完全不了解他对我的博士论文有什么要求，如何满足他的要求才能顺利毕业。
论文事件正好发生在我博士课程已经完成，博士论文选题还没有着落的当口。SFU 的文科博士其实没有那么严格，进入博士不需要考 GRE，修完博士课程的学分后也没有一个“qualify” 的鬼门关。博士论文怎样完成，到什么程度，一切看导师。对于像我导师这样的比较强势的教授，只要他高兴，博士过程本应顺顺当当，答辩也不会有问题。我的师姐和学妹就是如此，她们的论文在选题阶段尽管也有一些反复，但整个过程是一路顺风水到渠成的。可我就不一样了。
我有个语言所的同门黄姓学长，文革后第一批随二刘老师学习机器翻译，被认为是当年10来个学生中最聪明能干的之一，是我羡慕和效法的样板。他后来师从赫赫有名的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大师 Wilks （英国学者，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领域的老前辈，主持大英百科全书我们这个领域的条目，在新墨西哥大学的实验室创立了“优选语义学”，后回到英国），看上去是 Wilks 的得意门生，经常随导师全世界转。他用 Prolog 做英汉双向机器翻译。我仔细研读了他的博士论文，发现跟我们当年做硕士论文基本是一个路子，就是实现一个系统原型，然后对系统做介绍，挑选有意思的分析案例再往深里论述（他主要论的是用回溯算法做歧义区分）。导师不给具体指导，我想，我就照黄学长的路子走，人家的论文连 Wilks 老教授都欣赏，总不会有问题吧。
导师研究的是当时时兴的一种形式文法叫做HPSG。我一边用 HPSG 文法机制在导师实验室的平台上实现了汉语的自动解析，然后利用实验室现存的HPSG英语文法解析器，配上一部双语词典，完成了一个同样是双向的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当然是玩具系统，但看上去还算体面，测试调通了几百个句子。傻子过年看隔壁，照着我所敬佩的黄学长，我觉得可以拉出一个博士论文的提纲来了。我把提纲电子邮件寄给保罗，请他审阅。
这一等就是几个月，什么回应都没有。我不敢催他，直到一个学期过去，新的学期开始。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只是个提纲，这样拖下去，我何年何月才能完成这个博士啊，心内一片灰暗。我于是写了一封邮件提醒他，请他早日指教。这封邮件似乎激怒他了，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一顿狂批，把我的论文提纲说的狗屎不如。这顿闷棍把我打得晕头转向，还是没搞清楚他到底期望什么样的论文，一点提示都没有。总之我一无是处。我心里不服，无论如何我是按照领域大师的弟子的套路来的。不服归不服，我必须忍受。问题是，我这样不行，怎样才行呢？我漆黑一片。
论文事件使 Paul 从对我的关爱转变为不屑一顾不管不问。期间只有一次转机，那是唯一的一次转机，可是我却错过了。那一天不知道遇到什么喜事（拿到项目了，或者提升职称了之类），保罗特别开心轻松。我们在办公室相遇，破天荒地，他给了我个笑脸，主动招呼我，Wei，似乎要说什么。我被冷待太久，一直抑郁寡欢，被他突然的笑脸搞懵了。几乎是本能的，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我往旁边一闪，不敢相信地看着他，没有丝毫的笑意回应。很快，他收回了自己的笑脸，也不再跟我交谈。一切回归从前。说到底，还是我不善沟通，不会化解。当时要是有过来人指点一下，应该可以慢慢改善关系的。根本上，我不能毕业，他作为导师也没有好处，他也没有必要对我这个学生辈的一直怨恨下去。可是当时我就是想认错讨好，也不知道从何着手，既不会说话，也缺乏情商。事情就这样僵着。期间又有至少两次，我调整论文方案，他还是一样一拖就是三个月，不看不回应，我被当作了无物。
我在温哥华一共呆了五年，最后两年一直处在这样沮丧抑郁的黑暗中，不能自拔。也就在那时候，有一阵我头发突然白了一大片，后来在水牛城心情好转的时候，重又转黑。太太对这种转变印象深刻，坚信一夜愁白头绝不是子虚乌有的说法。当时的情形是，系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在系里还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也没人发现我的博士论文进展停滞。我们这个不大的文科系有这么一个好处，教授、系秘书和研究生们关系比较亲密，经常有派对联欢，让人觉得温暖。除了保罗以外，我和系里所有的教授、秘书和研究生同窗们都相处融洽，而这一点温馨的感觉更加反衬了导师关系紧张的尴尬和无奈。当然，我每年还是可以从系里 TA 的资助里面拿到属于我的份额，但已经有迹象系里的资助有些吃紧了。
我当年快绝望的时候仔细研读过研究生手册，理论上是有办法绕过保罗继续博士之路的。单凭他放弃指导责任，对学生的论文提纲计划一拖就是几个月不予批复，通过上诉程序，就足以剥夺他与我的的导师关系，而且为防打击报复，他从此不得参与我今后的答辩。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因为他不做导师，我必须换导师，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一个小系， 没有这个专业的其他导师可以投奔。而当时保罗正处于上升期，在系里代理主任。只有一个教授《HPSG》课程的女教授与我的专业相关，平常也很欣赏我（多年后她成为系主任，并保举我为杰出校友）。但她当年一直很推崇保罗，在系内政治中始终站在他这边。当我表示想换她做导师时，她觉得很为难，她只是答应帮助我沟通。我理解她的处境，确实难为她了。还有就是我的电脑系副导师。他也有同样的难处。他与保罗是多年搭档，共同管理NLP实验室，不大可能取而代之。他也答应帮助我沟通，最后阶段也的确起到了沟通的作用。
这种紧张的关系持续数年，成为几乎逼疯我的慢性毒药，直到学校规定的极限时间（博士学位必须在八年之内完成）才找到了解药。所谓解药，那是在历经磨难和炼狱以后才想到的贵人，那时我已经是美国新创公司的技术副总，同时担纲政府项目的PI，事业上小有所成。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新加坡召开一个中文处理的国际会议，两个大会主席董振东老师和赖博士都跟我很熟，他们力邀我参加大会。我说中文处理的论文我可以写，但我找不到资助去海外参加会议。两位老师一商量，说没问题，他们有赞助商，有两个赞助差旅费的名额，可以把一个给我。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答应了，他们寄来一个申请表让我填，其中有导师评语签字的一栏，本来就是一个程序，到我这里却成了一个难题。回想起来，处理得好的话，这其实是一个机会，我可以请导师对我的论文提供意见，然后共同署名，跟他讨个好。我心内当然巴不得这样做，但因为有上次论文事件的巨大阴影，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害怕导师对我工作的鄙夷的眼神。我也怕语言不够诚恳，被导师回绝甚至嘲讽（知道有些老实人想送礼却不知道怎么送吧，就是那种心情）。终于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取悦他的念头，只是硬着头皮请保罗签字。就这么个签字，他耗了我两周，直到截止日期到了，在我的小心提醒下，才满脸不屑地签了，也不写任何评语。新加坡之行见到很多老朋友和同行，本来应该是很高兴的旅行，由于这个阴影，却让我的情绪跌落到最低点。这个我以前在我的NLP博客频道记述过：
一辈子有半辈子在学校转悠，从安徽到北京，再到英国，最终转到加拿大。读书不是很苦，苦的是临近毕业找工作的压力。跟导师关系出现裂痕，毕业课题和论文他不管不看。系里面对学生的资助也在削减，就是想混下去也难。偏偏在这个节骨眼，生了孩子，前半年忙到昏天黑地。想不到出路，下决心去找工作。找了半年也没头绪，灰心到极点，那种压力无法回首。人生无奈无助，彻骨透心。
那年，我到新加坡开会，正是我情绪最差的时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傍晚看到很多学生排队，跟一位天主教神父忏悔或者请教。我就也排队，但是并不知道怎样诉说烦恼。我问：“为什么我负担这么重？”神父得知我还不是教徒，说：“你要敞开胸怀，接受神，而不要锁住心门。要向他祈祷，把你的负担全部托付给神，把明天交到他手中。要相信神是万能的，他总有对你的规划。总之，要信靠神。”我当时对宗教很陌生，半懂不懂，但是他很慈祥的样子，还是让人有少许宽慰。是啊，既然无奈，何苦烦恼，把明天交给上帝。
天无绝人之路
到博士第四年的时候，由于系里研究生资助经费的紧张，我开始寻找其他资助的机会，发现卑诗省政府科研局有一种全额奖学金，专门资助对本地工业有应用前景的博士研究。我觉得应该全力申请。
这个名为 GREAT 的奖学金要求有本省的挂口公司做名义上的赞助方（无需出钱，但要表明对我的研究项目的应用前景看好，并指明一位工业导师确保博士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资助申请如果成功，也可以减轻系里的资助负担，我跟导师说了这个想法。作为代理系主任的保罗也觉得是好事，他答应请他科研项目的合作公司出面，也确实请公司CEO签名同意做我的工业导师。我有点喜出望外。我写好研究计划，仔细填写了申请表，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居然顺利拿到了 offer。
我向保罗报告了这个喜讯，他没有回音。这倒不奇怪，他情绪无常，无视我也很久了。我于是撤回了系里的资助申请，但当时还有5000加元的校长奖学金（每个“资深”博士前都有一次轮流拿奖的机会）已经到帐。加上这笔一万五千的省政府奖学金，共计两万，刚好没有超出学校规定的最高限额两万二千。这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当时我们已经怀上了女儿甜甜，正是要用钱的时候，感觉这个资助来得太是时候了。
接下来的事情有点不可思议。省政府的 offer 下来以后需要一个回执，当然还要要求导师签字以及我的工业导师签字。我小心翼翼把这份表格填完后交给保罗，他却一直不办，直到过了截止日期。期间我提醒两次，依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在等待他签字的几周内，我一日比一日紧张，心口像堵着一块滚烫的大石头，Mary也与我一样紧张。随着截止日期的来临，希望眼看破灭，我狂咳不止，突然吐出一大口又粘又腥的液体。Mary一看，吓傻了，原来是一大口鲜血。我终于哭着说，怎么办，我们今年的日子怎么过呢？Mary搂着我说，没关系，天无绝人之路。
过了两天，省政府科研局给我和保罗同时来函问怎么回事，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他们把截止日期延长了几天。保罗这次终于签字了，虽然依然铁青着脸，他说，约翰（我的工业导师）那儿，我去fax给他签字。至此，我和领导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
博士做到第五年，我如坐针毡。虽然系里的学长花六年到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不乏其人，而我前四年有一年忙于甜甜的出生，这样算来也并不落后。问题是我看不到进展的可能，红灯绿灯生杀予夺的权利在导师手中。我想逃避现实。既然解不开这个结，那就绕过去，以后再说。于是，我不得不加紧计划我的出路，包括上网留心招工的消息，开始投寄履历。与我的专业有关的招工信息主要从 Linguist List 的邮件列表里查得。
老友相助
头一年的艰苦创业使我暂时忘记了博士项目停滞的烦恼，但这终是我绕不过去的关卡。我逐渐恢复博士论文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琢磨论文的章节。可保罗是一如既往地难得回应，没有他的首肯，一切工作都是在黑暗中。这使我心力憔悴。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几乎就没有上床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每天在公司奋战一天下班，吃完晚饭，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打磨论文的初稿，查找文献资料。到后来，看自己的论文几乎要吐。Mary只会鞭策，当我是铁人，以为只要精益求精，我的论文就会过关。直到我博士生涯的第七年，我与导师依旧缺乏沟通，他还是没有放行的任何迹象。博士八年的死期越来越近，我几乎发狂。
我隐约觉得我是在做无用功。这里面的关键不是我的论文质量，而是与导师关系僵局始终没有突破。我的怨恨日益增长，但无计可施。好多次，我有一种冲动，想去信把保罗大骂一顿，然后潇洒地说一声，I quit，老子不干了。我的能力已经不需要一顶博士帽来装饰，而且以我当时对公司的贡献和价值，我有没有博士，老板都离不开我。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我的心灵已经承受不了这种经年的折磨，何不放下这个执着心。我可以想象太太的沮丧，以及亲友的失望，但这些都不是我决定放弃的真正顾虑。我的最大问题是，我的研发副总的高管职务和我10多个研发项目 PI 的地位，都要求我起码具有博士的学位。在我的研发组，我的手下有一批博士，Rice 毕业的，多伦多大学的，后来还从德国博士后招回了一个 UCLA 的资深博士和一位 UPenn 的女博士。虽然我的地位由于我创业的功勋和实际工作能力看上去不可动摇，我仍然时时感受到这种尴尬。记得到华尔街游说机构投资人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天使，一位印度裔的华尔街亿万富翁，从来都是称呼我Dr Li，口口声声 Dr Li 有怎样怎样的奇才，创造了这个革命性的搜索工具。我不止一次跟他说我还是 ABD，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不以为然。没关系，引荐投资机构做，介绍你必须这样。我知道，在工业界，对于绝大多数研发人员，有没有博士无关紧要，硕士已经很好了，关键是看你的工作能力。但在研发高管的职位上，没有博士是说不过去的。这是我想放下却怎么也放不下的心结。
那年我与老板开车去蒙特利尔开领域学术会议。我见到了我的电脑系副导师，一起吃饭。他了解了我在公司的发展情况，也过问了我的论文情况，我告诉他，论文草稿反复写了好几遍了，但保罗一直没表态。他让我把论文寄给他，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催一下保罗。我的女老板见到我的副导师，也半开玩笑地说，Wei 的论文怎么了，你们还不放行啊。从蒙特利尔回水牛城的路上，我还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突破口在哪里呢？突然想到了J。J是我中学同学中少有的几个与我一样一路走到研究生并先后出国的好朋友。J 人极聪明，留学美国后一路顺风，在短短四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另修了统计硕士。他顺顺当当拿到了教职，当时已经做到了系主任的位置，成为领域最年轻的权威。我突然想到他在北美大学打拼这么多年，如鱼得水，如此成功，何不请他出个主意，怎样解套呢？
我于是把事情的的经过和我的困境一五一十跟 J 说了。他马上就理解了症结所在，说，你的问题不是论文，而是沟通。沟通的渠道不打开，论文再努力也没用。我说，我知道，可是我真地不知道怎样沟通，我很怕与保罗通信，无论怎样小心翼翼，还是害怕，也几乎从来没有结果。那是你不够诚恳，他说，要动之以情。我说，我还是不知道怎样说，怎样都可以，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吧。他知道在我委屈怨恨的情绪下，我不可能打开这个结，于是代我起草了一封给导师的信，让我寄出去。信中只字不提那次论文事件，主要是表达感激和请求指点。提到我和全家都永远感激他，我们能顺利到加拿大留学、取得身份，甜甜能顺利成长，我能来美取得事业上的进展，这一切一切都源于保罗的关照和支持。这前半部分说的都是实情，只不过他表达得更加甜蜜而已。然后做了自我批评，说我论文进展缓慢，是我不能好好领会他的教导指引（我心里不服，当时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指导，怎么成了我不听指导？），非常希望他批评指正，以帮助我走上正轨。信中用了很多我自己不可能使用，我当时觉得读起来感觉肉麻的词藻。
But it worked， like magic。此后顺风顺水。
30 多年前，我可算是 J 的英文老师，当时为了帮助他修习英语，为研究生备考，我特意用砖头录音机把我认为重要的英语词汇和定义录成磁带，给他温习。如今，他成了我的英文老师。除了帮助我与保罗通信沟通，此后所有重要的应用文我都要向他请教，而他的改正和措辞，都显示出了一位杰出教授所具有的分寸感以及对语言风格恰到好处的拿捏，让我折服。
最后几个月，保罗的反馈按章寄来，基本上是一些措辞上的建议，没有方向上的批评。其中有一章我费了好大力气论述的句法词法接口方面的难题，他建议我删除，说没有它，论文依然完整，而有了它，会招来不必要的质疑。我觉得他说得对，这显然是避难就易的最好办法。就这样，在我博士生涯的第八年年尾，就在学校限期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终于安排就绪。我在回温哥华的路上还是有点担心答辩出问题，反复设想各种问题，精心制作了幻灯片。整个答辩异常顺利，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本系老教授，我以前接触不多，他也不做计算语言学。没想到他一开场就说我的论文写得好，论点论据组织都很到位。他的评语给答辩定下了基调。整个过程没有一个问题具有挑战性。倒是保罗让我自己提名，由他从新加坡请来的院外评审赖博士，书面提问这个系统的输入、输出，测试集以及测试分析都是怎样的。原来他把我的论文当成工程博士的论文看，而我以前的系统描述和分析部分早已被保罗批为垃圾扔掉了。保罗说，这样吧，你把系统测试结果作为附录加上，算是对他的一个交待，论文主体就不要动了。
等我拿到博士证书的时候，系里还同时寄来一张荣誉证书，授予我“杰出成就奖”。当时保罗是系里的代理主任，我回信说，我没想到我博士八年，居然还得到奖状，感谢他一路的指导。他回道：that is how we are made strong.
2014年，保罗在自己的公寓不幸突然去世，终年才59岁。据说可能是心脏病悴发，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令人震惊哀叹。2015年SFU母校50周年校庆，由于我来美技术创业在工业界做出了一点成就，被评为50杰出校友之一。重返旧地，导师已去，物是人非，生命无常，让人不胜唏嘘。
记于2014年三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