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大院》12: 风雨几春秋续篇二

名杰《风雨春秋》之四

五

回忆文革40周年

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后，让全国人民“朦”了，国家发生了什么？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铺天盖地充斥全国城乡各个角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神”，连篇累牍，兴师动众，刹时暴风骤雨，如火如荼。

直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笼后，事主之“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打倒中国“赫鲁晓夫”。然高层内幕有谁知晓?一言九鼎之“红太阳”把全国人民带入一场政治游戏泥潭之中，随之而来的“文斗”、“武斗”硝烟弥彻中华大地，煞有介事地陷入一场没有“敌军”的“人民战争”，真的是运动群众了。

此时正值“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被派往何湾创建一所“战备医院”。按当时反动“血统论”理念，对于我这样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料定是整肃对象。然，我逃出人声鼎沸的县医院，在这难得的世外桃源，躲过一劫。

我对这场莫名的“运动”和后来演变成全国性武斗格杀，没有兴趣和热情。也因为出身不“硬”，有点“明哲保身”。自己又处于事业初期，所以我，不“抓革命”，只“促生产”，埋头看书、开刀，日夜兼程，既治病又治伤，练就手术本领。

说说当时“运动”之深度、广度，我的三个孩子是4、6、8岁，我下乡，他们没有幼儿园上，老大、老二就一把掳进一年级。不久，停学闹革命，这些娃娃们没事干，也跟着大人“革命”了，老大扬新也领着他们小伙伴，成立” “匕首“小分队”革命组织“，被推任为“司令”。全社会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人来管他们，老师、家长也不敢干预“革命”。居然，他们有自己的队旗、袖章、公章和办公室（记得那时上二年级的扬新为此独自去县城刻章、做旗、串联、取经，住在他同学、好友杨国民家。），也上街搞“四大”，还造他们校长的反，真的像模像样，光荣地自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要让江山万年红、代代红“。荒诞的岁月，造就奇事、怪才，这9岁的娃娃，也能独闯江山闹革命，超过了当年我11岁那次“鸡毛信”。

67年，弟弟妹妹趁着哥哥这司令权威，也挤了进去。帮人家贴大字报，他俩拎浆糊桶；人家造反，他俩听得也起劲。仨兄妹带上红袖章，英姿飒爽的风采，40年啦，依然让人难忘当年的那场政治游戏。

“革命”闹了一年多，时至1967年夏，全社会瘫痪了。医院里的一派“扫黑线”，外出“革命大串连”，守家的另一派“批联部”，不能支撑开诊，尤其是外科。该派头头们就令当局将我从的乡下调回，（原本我下乡一年，后来革命乱了没人管，至此我已离院一年半了，然我正好“蛰居”安稳。）主持外科病房工作。

武斗，就有“人为”伤员，让我有用武之地，为此，受到“敌对”双方的重用和保护。我“安分守己”，钻研业务，提高技术，成为名震一方“一把刀”、生命的守护神。多救了不少病弱，减少不少无辜因“革命”的牺牲者，真的功德无量，于公于私，两利双赢。

我仍然坚守“不革命、只生产”的自定准则和底线，不是我胆小怕事。当时，压根就没有悟出“斗争”有何价值？牺牲更不值得。发疯似的全国大宣传，也没能让我心服！但也只能消极怠慢，不敢顶撞，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高压，螳臂当车，不啻是自取灭亡。

那时光，人像疯了一样，昏天黑地。挂牌、游街、戴高帽、搞喷气式，除了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还有共产党的各级大小当权派，都是打击对象。多如牛毛的“革命”组织，“无法无天”，都声称“悍卫毛泽东思想”，后来大致都发展成对立的两派。各立据点，抢枪抢炮，真枪实弹。就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武斗中就死了10个人，都是青年学生和工人，恒古没有结案，不了了之。这，何止是“触及灵魂”，更泯灭其躯体，真的攸关黎民百姓身家性命。然而人们的“热情”是空前绝后，火药味极浓，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前赴后继，死而后已。而我却“无动于衷”，虽然我也被卷进“批联部”一派，但连派会我也极少参加。更何况文斗、武斗，好友们戏称我是“逍遥派”。

1967年夏秋之交，武斗正酣，“工事、战壕”遍布，俨然是一场“人民战争”。处处是战场，枪声、炮声，弹痕累累，造反派可随意抓人、关人甚至杀人，一抹“红色恐怖”。武斗跟文斗不同，语言罪，文字狱，虽可无端，但还只是批呀、斗呀。而武斗那怕是一人也可向你下手，让你瞬遭不测，人身安全，全无保障，比战乱更可怕。知情人之间内讧，外加冷枪流弹，让人人害怕。我虽素来与人为善，人缘不错，但也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一天傍晚时分，“批”派一个“便衣女战士”从我家后门直冲我内室，从鞋底里抠出一张纸条，是该派浦司令的手令，让我火速赶去大本营“救人”。当然是“天命”了（一则天命不可违抗，二则救人不得迟疑，再则保己也无二选），立马出家，可我家是“扫”派阵地，敌对双方，哪能包容此举，（就是正式战场上，还容“红十字”救人。）所以我的这一出诊，也是一次冒险。好在一出门，就有“便衣”一队护卫，以防堵截，火速抵达目的地。

一位中学生红卫兵战士受伤，子弹穿右胸伤肺致血气胸，诊断需X线检查，循着自己一派的后方送，专车直去泾县晏工煤矿医院，就地给予胸腔闭式引流，我，全程主治和护理，总算救回一命。

又一次是在我们院的扫派伤员，右股动脉子弹伤，患肢全无血供，苍白、灰冷，要是在6小时内手术修补，完全可以保肢。为争取这一时限，我奔走呼号，找派头头和院领导，终因种种原因而误时，高位截肢致残，可惜可悲。

还有一次是批派后方一家属难产，无处就医，乡里乡亲的，一个县城几十年相处，大都是熟人甚至过从，找了我，没办法，从院里悄悄地取出消毒包和器械，就在患家堂前大桌上作了剖腹产，救了母子。

武斗激烈时，医生和病人都不敢住在病房里（人群中总有敌对一派），自然散伙停诊。遇上急腹症，我只得携着病人，到处找地方开刀。一例阑尾炎带到弋江手术的，一例疝气跑到何湾开的刀。寻找一切可能的条件，为病人治病手术了。

何湾区委书记唐文秀，与我可谓至交，胃溃疡出血，无法输血，药品极为短缺，治疗条件极为简陋和不足，我给作了胃切除，术后6天，他就吵着要出院，并善意邀我一道到他乡下的家避一避，躲避风险。因为他是正宗的当权派，在造反派眼中当然是揪斗对象。他，闯过疾病关，只怕躲不过政治关。朝夕自危，只得重现当年地下游击战争年代“风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刀口没拆线就溜号了。若干年后，我们笑谈这一幕，不胜感慨。

此间，为武斗中伤员作过肺修补、肝修补、肠切除、骨、血管等手术。基本无死亡，拯救了不少生命。这不，特定的环境下，出给外科医生的课题，是十分严峻而苛刻的，40年前，就这样，逼出来我们这批“全科医生”，造就出这些“全能医生”，一切求教于书本，现贩现卖，时势造“英雄”！

重读张志新报道有感

今天在“大江晚报”的生活、往事版上看到原《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回忆文章“一份血写的报告”，揭示40年前泛滥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革命”造成的大批冤案中一个特例。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被割喉处死，成为那场“史无前例…革命”时代的祭奠！她只是有思想、有意见，是宪法所明文所允的公民权利，她没有惹着谁，也没有伤着谁，何罪之有？当时法院一位处长阅案后私下说：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何况她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再则，党员在组织会上发表自己看法，也能是犯罪？只因是震撼了龙威，罪责难逃。她69年9月18日入狱，座了7年牢，终被处死。然，事隔4年，于79年初才被平反。还是共产党的“天”，英雄和死囚，全是政局使然。但，一个人的生命不能重来、再生，要是当时判她无期、哪怕是死缓，也让人少点无尽惋惜！死前已全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哪家“法”对这样人也可量其死罪？

由此，我连想起一则身边故事，也同样荒唐无解。

我的堂二姐夫何永祈，20岁时曾任过繁昌县永固乡（现在的无为县黑沙洲）乡长，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解放军过江时，他们那一班人在被赶到泾县时，集体起义倒戈，收入革命队伍，当时的政策“英明”，这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智举。所谓革命不分前后，并且不究既往。从此他也成了革命队伍中一员，顺理成章，很快成为郎溪法院一位审判员，亲友们还为此窃喜和庆幸。然，好景不长，50年“镇反”来了，他那伪乡长历史，属历史反革命，揪回原籍批斗入狱，出来后好几十年也还是“阶下囚”，好在他留下了性命，才熬到肃清文革遗毒、落实干部政策79年。还是他，几十年没有工作，居然又成了“离休干部”，但，不知何因，落实不彻底，不伦不类，算他是退休干部，终身享受“离休干部”这一待遇。与张志新相比，他算幸运了。

这一离奇故事与前宗一样，发生在同一个党的天下，遵从的是同一部宪法，怎黑白不分、天地乱转？！那是中国长期以来“人治”的恶果，现在，我国正力主法治；但，任重道远。当求冤假错案不再重来，长治久安。　

六、我的几次工作主持

1 我的第一次主持

那是1957年秋冬，在南陵血吸虫病重灾区东塘陈村，设点治疗血吸虫病。一个组7－8个人，要组成俨然是一个完整治疗班子，日夜24小时护理值班，化验，医生。
    这完全是农舍村落，病房、治疗室、办公室、住宿，全见缝插针地安在全村各家各户，我们住在人家闲置的楼阁上，病房设在各家堂屋的地铺，有七、八头十个病房散落全村，没有电，煤油灯、马灯当道，水，也就是塘水加明矾沉淀，煮沸消毒，条件简陋到原始。
三价锑（酒石酸锑钾）20日、3日疗程，必须在严格的住院条件下进行，是医学上高难课题，对心、肝、肾均有剧毒，可诱发阿－斯氏（Adams_Stokes syndrome）综合征、肝衰、肾衰，甚至死人。且不说药水漏一滴在血管外，就会导致组织坏死。这一“工程”，对任何有经验医生来说，也可谓是“泰山”，可这个担子却落在我的身上，换句话说是由我来主持，好在初生牛犊不怕虎，叫担就担起来。而且是独人掌门。
    我虽出校一年多，是从事这一工作时，但都另有“主持”。这次不同，这么快轮到我了，二十一岁中专生就主持医疗全局，哪能不胆寒
    这不，我一天三次查房，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晚上提着小马灯，周游全村，巡视病人，除了了解病人“毒性反应”外，还要听心脏、测血压、扪肝脾……
    这样超负荷工作，又没商量，既不科学，又不安全。上级考虑增援，从县医院调来一女医生，同时还派一护士陪同，增强我们的技术力量。来者是刚从合肥医校毕业，工作才三个月新手，但，至少有个讨论、会诊的余地，当然还是以我为主。　
    就这样，三个多月下来，前后完成100例治疗任务，所幸，没发生意外和并发症，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这个年终，我因此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并给一双球鞋的物质奖励（价值七块五毛钱，也是我第一次穿上此鞋，难能可得）。我还有一个副收获，协助我工作的这位，由于朝夕与共，专业相同，经历类似，年龄相仿，水到渠成，她，后来就成了我的夫人。
    我这首次“主持”，事业、家庭双丰收。也“主持”了我的一生。

2 我的第二次主持

1965年7月底，我被派带10人去接管弋江医院，改制挂牌，县医院分院。而且配置给我的人力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科人员齐备，然，内、外、妇诸学科领头人，是我一人独揽，那时我的医技水平，虽不是什么主治、主任的，常见的外科手术大多可独自操刀了。但毕竟是初出茅庐，还没到“而立”之年，临床经验不算厚实。一个月下来，那30床位的病区，加床住上35个病人，开展了胃、胆、阑尾切除和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内引流术以及剖腹产、子宫切除等，轰动一时，名震一方。我的外科生涯，初露锋芒。这一段工作历时2月余。

3 我的第三次主持

接下来还是遵“6.26”指示，继续下农村到烟墩乡巡回医疗。7个人，我是副队长，队长是位年过半百的内科医生，体质不佳，在岗很少，实际是我主持全盘。这是1965年最后100天，光大小手术600余例，其中开腹手术是121例次，手术遍及普外、妇科、骨科、五官等，胃、胆、肠、子宫、切除，胆肠内引流，阴式全子宫摘除，膀胱阴道瘘修补……疝、痔、眼球摘除、不全流产急诊清宫等手术，也常到农舍家中去做，重现当年“白求恩”风采，是我的外科一次特别展示。
    与此同时，全乡6个大队卫生员分批脱产培训一遍，创建卫生村一个，为这个村镇建了两口水井，改变此地世代饮用“泥水”的历史。
    对于我，忙，是属当然，三个多月工作，昼夜不分。我没离岗一天，离家也就几十里地，1小时车程，百日竟未回家一次，虽然家中有老、有小。而且收入不增分文，这种对工作投入精神，是现今不可思量的例外。
    为此，得到地、县表彰和奖励，并在褒奖会上展览了我们所用的“全部手术器械”，并由我作了专题报告，发了专文通告，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奇迹。

4 我的第四次主持

1 966年伊始，我被派往何湾创建战备医院，虽然不是调动，这次是全家老小也搬过去了，后来由于文革的“无政府”，一呆，一年半，这期间，我有两个业绩。
    开始就得知，至少一年，于是我按部就班，拿现在术语讲，既搞软件又搞硬件建设。虽然我不是院长（另有一个老革命在任此职），但还是全心投入，毕竟是我的人生“而立”之年，总想有所成就和造诣。
    本来，这也是白手起家，一无房舍，二无医疗器械，三无人力资源。于是，在公社党委支持下，拆了一所祠堂，亲自扛木、搬砖、填土，全部搬来建了一幢房屋，9大间内走廊，对开共18间房，这就有了病房，有了手术室（手术室中央水泥地上印有1966字样，至今仍在）。自己动手，烧蒸馏水，自制大输液制剂，调配口服药水，自给自足，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技术人才，除了我们夫妇主持外科、妇科，还有一位高年资“摘帽右派”内科医师及几位低年资医师，运转得很像样的一个区级医院。在这交通闭塞偏僻山乡，尤其可  贵。凡是县医院可收治的病人，基本我们均能保证同样疗效，其综合水平在本县应名列第二。本人的到来，就带来了当时县医院的技术水平。
   对本人还有第二个收获，那就是正值文革风暴，我客居稍避风雨，在那疯狂的时代，这里蛰居，确也是难得的避风港，少了一次同室操戈。

5 我的第五次主持

67年暑后，文革武斗高潮，我来县医院任大外科负责人，集全县病人、伤员，整日整夜，忙于手术，几乎有台必上，这是一项严谨科学又责任重大的救死扶伤工作，所以也是我看书最多的、技术水平提高最快时期，奠定了我外科事业日后攀登高锋的基垫。主治、副主任、乃至主任医师，同代人中，我是风顺的，此时的付出，也是种瓜得瓜。从这里起，我工作一直处于前沿，与时俱进，近代科学飞跃，诊治手段日臻完善，几十年变革，非往日同语，远远突破了前人手术范围和领域。
从南陵县医院到85年来芜湖长航医院直至退休10年后的今天，一直管着服务医院的外科临床工作，也就是一直没有离过手术台，总还是自得其乐。

6 我的第六次主持

　　还有一次主持值得留下一笔，76年7月28日那场旷世唐山大地震与我有一渊缘，8月2日，我就被召参加我市三人医疗队赴震区救援。当晚北京来电：伤员南下，各地准备，就地接纳医治。
　　于是，我被安在繁昌峨桥治疗点，带25人医疗队，当地再配25人后勤，接收100位伤员。我是队长，通管全盘，还有三个副队长和二位指导员（可谓一个强悍的领导班子），人员挑选也都是“精英”，直接受市县领导，一切为伤员的开支由国家包下来，是当时国家的头等政治任务。
　　我带几位医生到南京车站，上卫生专列检查、接收伤员，车至峨桥，大队人马在迎候，担架抬入“病房”，来的大多已无生命危险，主要是骨伤、筋伤，好在我还算得上是骨科医生，此时，从行政安排转而重点临床医疗，几个月下来，逐一使之恢复，并派医生全程护送回原籍。
　　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是对这场震惊世界、付出24万人生命、罕见的自然大灾害的丁点贡献。
　　这一年，中国多灾多难，国家主要领导人，继周、朱作古之后，就在这全国闹地震的国难当口，9月9日，毛――中国一号人物，也溘然去世，给全国人民撒下了阴云，中国前景如何？人们茫然！
　　我当时身在客地，担负这一重任，管理100个伤员和50个工作人员，本地也在闹地震，工作人员自己和家人安危和牵挂，加上国家的“家长”们相继辞世，可以想见，人们心头，抑郁、无望！
　　我发挥全身解素，以身作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又交了一份完满答卷。

七

随母探父－追忆父亲从军

　　上世纪40年代，抗日烽火正烈。我们家乡主要抗日部队是国民党川军（军人全来自四川，地方百姓管叫“垂子”），那是1941－1942年，父亲投笔从戎，在一个师部当文书。家乡沦陷，父随军后撤至青阳、贵池一带，音讯不通。于是，母亲带着5岁的我，带上干粮，徒步探望父亲（好像根本没有车辆交通）。一妇一幼，长途跋涉，入夜投宿农家，也常能得到厚待。国难当头，人人都不料明天，同病相怜，中华一家人！但，其艰辛可想而知，我家与外婆家才30里，从小我就怕走外婆家，何况这一、二百里啊（要是如今，不过2小时车程！）。我总努力自己走，极少要妈妈背驮，但脚底起血泡，还是有被背着的时候。妈妈是三寸金莲小脚，更是步步为艰，走了几天，也难记清。
    记得走了3、4天后，快到青阳了，路边歇脚。一庙里出来一中年尼姑，为我俩送来热茶和面条、鸡蛋，好一片善举，至今，难以忘情。
   千辛万苦，终于在快到东至县时，找到在部队的父亲。父亲同仁们也都热心关怀，不几天，父请假送我们返回。又是如何，记不大清了，但，总比去时好多了，不是特殊，记忆就不深，这是常理。有了父亲这个“靠山”在身旁，至少不用我母子操心了，但，也少不了“徒步”。
    可这也多了一个“麻烦”，这是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的“旅行”，我们妇幼，无人“过问”，现在有了一个中年父亲在，哪能“轻便”通行？果然，在繁昌－横山途中，被日军扣住，查他“良民证”（这是日占区发给百姓的身份证），恰此时父亲机敏地将自己身上的军人证甩向路边，压在一个石下。如果被发现了，无疑投入监牢，我们能有何法？
    记不得是如何运动的，是通过亲戚找了“维持会”（日占区汉奸们的组织，帮助日军管理政局）里的人，“运动”一下，果然，关了不到一周，还就放出来了，逃过一死。
    父亲丢了“证件”，自然回不了他的抗日部队，只得重操旧业，再教蒙馆。

我的大学

我没有上过小学，是半工半读“家教”完成的。我也无缘上正宗大学，但在自办的“大学校园”里完成了理科专科和医科的本科甚至研究生学业。
    56年春我医校毕业伊始，投入“送瘟神”行列，搞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游弋于乡间田野。工作无法引发专业兴趣，除了应付之外，并没不去深研医学。加之我原本理科基础较好而又颇感兴趣，故而自设理科专科班课程，买来全套数学、物理学等大学一、二年级课本，一题不拉地演习，无论酷暑、寒冬，挑灯夜战，总过午夜，二、三年下来，作业本一大摞，还真的未遇过不去的坎。这，也算过了理科大专。
    59年，我被上调卫生局当干事，受上司器重，我的母校（皖南医学院）首办大专班，招调干生，后来知道我被选中，但擦肩而过，被他人抢走。
    60年我被调进医院搞放射科临床，再一年，又进外科当医生，这才引发对医学临床浓厚兴趣。尤其是外科，立竿见影，通过手术更可准确了解病情，又易见证疗效。但需深厚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于是我再自定任务、自办医学专科、本科乃及研究生班。卧薪尝胆、悬梁剌股，以常人倍加的功夫，矢志不辍，日夜兼程。
    买来全套医学院课本，什么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生化、寄生虫学、微生物学、组织胚胎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学等等（至今还存于家中一大摞，常读常新。），按部就班，一丝不苟，重蹈出校初那股咬劲，硬啃骨头。我61年进临床，63年我就做了主治医师工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74年才升为“医师”，这才被认定为大学本科水平。我持之以恒，再研究专著、名著，似乎进入“研究生”攻读阶段。文革后学术活动恢复初期，开始写论文、出专著， 82年第一批晋升为主治医师，以及后来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直占领这一领域的前沿，超越自我。时至今日，退休后10年，我仍未中断我的学业，专业杂志从未间断，跟随知识翻新，做一个“学业后”，当然，这与我一直工作未断有关。
    我上学的缺失，在自我规划中，作了弥补，终致完满、完善，不比别人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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