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大院》12: 风雨几春秋续篇二

名杰《风雨春秋》之四

回忆文革40周年

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后,让全国人民“朦”了,国家发生了什么?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铺天盖地充斥全国城乡各个角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神”,连篇累牍,兴师动众,刹时暴风骤雨,如火如荼。

直到“炮打司令部_我的一张大字报”出笼后,事主之“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打倒中国“赫鲁晓夫”。然高层内幕有谁知晓?一言九鼎之“红太阳”把全国人民带入一场政治游戏泥潭之中,随之而来的“文斗”、“武斗”硝烟弥彻中华大地,煞有介事地陷入一场没有“敌军”的“人民战争”,真的是运动群众了。

此时正值“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被派往何湾创建一所“战备医院”。按当时反动“血统论”理念,对于我这样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料定是整肃对象。然,我逃出人声鼎沸的县医院,在这难得的世外桃源,躲过一劫。

我对这场莫名的“运动”和后来演变成全国性武斗格杀,没有兴趣和热情。也因为出身不“硬”,有点“明哲保身”。自己又处于事业初期,所以我,不“抓革命”,只“促生产”,埋头看书、开刀,日夜兼程,既治病又治伤,练就手术本领。

说说当时“运动”之深度、广度,我的三个孩子是4、6、8岁,我下乡,他们没有幼儿园上,老大、老二就一把掳进一年级。不久,停学闹革命,这些娃娃们没事干,也跟着大人“革命”了,老大扬新也领着他们小伙伴,成立” “匕首“小分队”革命组织“,被推任为“司令”。全社会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人来管他们,老师、家长也不敢干预“革命”。居然,他们有自己的队旗、袖章、公章和办公室(记得那时上二年级的扬新为此独自去县城刻章、做旗、串联、取经,住在他同学、好友杨国民家。),也上街搞“四大”,还造他们校长的反,真的像模像样,光荣地自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要让江山万年红、代代红“。荒诞的岁月,造就奇事、怪才,这9岁的娃娃,也能独闯江山闹革命,超过了当年我11岁那次“鸡毛信”。

67年,弟弟妹妹趁着哥哥这司令权威,也挤了进去。帮人家贴大字报,他俩拎浆糊桶;人家造反,他俩听得也起劲。仨兄妹带上红袖章,英姿飒爽的风采,40年啦,依然让人难忘当年的那场政治游戏。

“革命”闹了一年多,时至1967年夏,全社会瘫痪了。医院里的一派“扫黑线”,外出“革命大串连”,守家的另一派“批联部”,不能支撑开诊,尤其是外科。该派头头们就令当局将我从的乡下调回,(原本我下乡一年,后来革命乱了没人管,至此我已离院一年半了,然我正好“蛰居”安稳。)主持外科病房工作。

武斗,就有“人为”伤员,让我有用武之地,为此,受到“敌对”双方的重用和保护。我“安分守己”,钻研业务,提高技术,成为名震一方“一把刀”、生命的守护神。多救了不少病弱,减少不少无辜因“革命”的牺牲者,真的功德无量,于公于私,两利双赢。

我仍然坚守“不革命、只生产”的自定准则和底线,不是我胆小怕事。当时,压根就没有悟出“斗争”有何价值?牺牲更不值得。发疯似的全国大宣传,也没能让我心服!但也只能消极怠慢,不敢顶撞,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高压,螳臂当车,不啻是自取灭亡。

那时光,人像疯了一样,昏天黑地。挂牌、游街、戴高帽、搞喷气式,除了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还有共产党的各级大小当权派,都是打击对象。多如牛毛的“革命”组织,“无法无天”,都声称“悍卫毛泽东思想”,后来大致都发展成对立的两派。各立据点,抢枪抢炮,真枪实弹。就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武斗中就死了10个人,都是青年学生和工人,恒古没有结案,不了了之。这,何止是“触及灵魂”,更泯灭其躯体,真的攸关黎民百姓身家性命。然而人们的“热情”是空前绝后,火药味极浓,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前赴后继,死而后已。而我却“无动于衷”,虽然我也被卷进“批联部”一派,但连派会我也极少参加。更何况文斗、武斗,好友们戏称我是“逍遥派”。

1967年夏秋之交,武斗正酣,“工事、战壕”遍布,俨然是一场“人民战争”。处处是战场,枪声、炮声,弹痕累累,造反派可随意抓人、关人甚至杀人,一抹“红色恐怖”。武斗跟文斗不同,语言罪,文字狱,虽可无端,但还只是批呀、斗呀。而武斗那怕是一人也可向你下手,让你瞬遭不测,人身安全,全无保障,比战乱更可怕。知情人之间内讧,外加冷枪流弹,让人人害怕。我虽素来与人为善,人缘不错,但也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一天傍晚时分,“批”派一个“便衣女战士”从我家后门直冲我内室,从鞋底里抠出一张纸条,是该派浦司令的手令,让我火速赶去大本营“救人”。当然是“天命”了(一则天命不可违抗,二则救人不得迟疑,再则保己也无二选),立马出家,可我家是“扫”派阵地,敌对双方,哪能包容此举,(就是正式战场上,还容“红十字”救人。)所以我的这一出诊,也是一次冒险。好在一出门,就有“便衣”一队护卫,以防堵截,火速抵达目的地。

一位中学生红卫兵战士受伤,子弹穿右胸伤肺致血气胸,诊断需X线检查,循着自己一派的后方送,专车直去泾县晏工煤矿医院,就地给予胸腔闭式引流,我,全程主治和护理,总算救回一命。

又一次是在我们院的扫派伤员,右股动脉子弹伤,患肢全无血供,苍白、灰冷,要是在6小时内手术修补,完全可以保肢。为争取这一时限,我奔走呼号,找派头头和院领导,终因种种原因而误时,高位截肢致残,可惜可悲。

还有一次是批派后方一家属难产,无处就医,乡里乡亲的,一个县城几十年相处,大都是熟人甚至过从,找了我,没办法,从院里悄悄地取出消毒包和器械,就在患家堂前大桌上作了剖腹产,救了母子。

武斗激烈时,医生和病人都不敢住在病房里(人群中总有敌对一派),自然散伙停诊。遇上急腹症,我只得携着病人,到处找地方开刀。一例阑尾炎带到弋江手术的,一例疝气跑到何湾开的刀。寻找一切可能的条件,为病人治病手术了。

何湾区委书记唐文秀,与我可谓至交,胃溃疡出血,无法输血,药品极为短缺,治疗条件极为简陋和不足,我给作了胃切除,术后6天,他就吵着要出院,并善意邀我一道到他乡下的家避一避,躲避风险。因为他是正宗的当权派,在造反派眼中当然是揪斗对象。他,闯过疾病关,只怕躲不过政治关。朝夕自危,只得重现当年地下游击战争年代“风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刀口没拆线就溜号了。若干年后,我们笑谈这一幕,不胜感慨。

此间,为武斗中伤员作过肺修补、肝修补、肠切除、骨、血管等手术。基本无死亡,拯救了不少生命。这不,特定的环境下,出给外科医生的课题,是十分严峻而苛刻的,40年前,就这样,逼出来我们这批“全科医生”,造就出这些“全能医生”,一切求教于书本,现贩现卖,时势造“英雄”!

重读张志新报道有感

今天在“大江晚报”的生活、往事版上看到原《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回忆文章“一份血写的报告”,揭示40年前泛滥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革命”造成的大批冤案中一个特例。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被割喉处死,成为那场“史无前例…革命”时代的祭奠!她只是有思想、有意见,是宪法所明文所允的公民权利,她没有惹着谁,也没有伤着谁,何罪之有?当时法院一位处长阅案后私下说: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何况她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再则,党员在组织会上发表自己看法,也能是犯罪?只因是震撼了龙威,罪责难逃。她69年9月18日入狱,座了7年牢,终被处死。然,事隔4年,于79年初才被平反。还是共产党的“天”,英雄和死囚,全是政局使然。但,一个人的生命不能重来、再生,要是当时判她无期、哪怕是死缓,也让人少点无尽惋惜!死前已全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哪家“法”对这样人也可量其死罪?

由此,我连想起一则身边故事,也同样荒唐无解。

我的堂二姐夫何永祈,20岁时曾任过繁昌县永固乡(现在的无为县黑沙洲)乡长,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解放军过江时,他们那一班人在被赶到泾县时,集体起义倒戈,收入革命队伍,当时的政策“英明”,这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智举。所谓革命不分前后,并且不究既往。从此他也成了革命队伍中一员,顺理成章,很快成为郎溪法院一位审判员,亲友们还为此窃喜和庆幸。然,好景不长,50年“镇反”来了,他那伪乡长历史,属历史反革命,揪回原籍批斗入狱,出来后好几十年也还是“阶下囚”,好在他留下了性命,才熬到肃清文革遗毒、落实干部政策79年。还是他,几十年没有工作,居然又成了“离休干部”,但,不知何因,落实不彻底,不伦不类,算他是退休干部,终身享受“离休干部”这一待遇。与张志新相比,他算幸运了。

这一离奇故事与前宗一样,发生在同一个党的天下,遵从的是同一部宪法,怎黑白不分、天地乱转?!那是中国长期以来“人治”的恶果,现在,我国正力主法治;但,任重道远。当求冤假错案不再重来,长治久安。 

六、我的几次工作主持

1   我的第一次主持

    那是1957年秋冬,在南陵血吸虫病重灾区东塘陈村,设点治疗血吸虫病。一个组7-8个人,要组成俨然是一个完整治疗班子,日夜24小时护理值班,化验,医生。
    这完全是农舍村落,病房、治疗室、办公室、住宿,全见缝插针地安在全村各家各户,我们住在人家闲置的楼阁上,病房设在各家堂屋的地铺,有七、八头十个病房散落全村,没有电,煤油灯、马灯当道,水,也就是塘水加明矾沉淀,煮沸消毒,条件简陋到原始。
三价锑(酒石酸锑钾)20日、3日疗程,必须在严格的住院条件下进行,是医学上高难课题,对心、肝、肾均有剧毒,可诱发阿-斯氏(Adams_Stokes  syndrome)综合征、肝衰、肾衰,甚至死人。且不说药水漏一滴在血管外,就会导致组织坏死。这一“工程”,对任何有经验医生来说,也可谓是“泰山”,可这个担子却落在我的身上,换句话说是由我来主持,好在初生牛犊不怕虎,叫担就担起来。而且是独人掌门。
    我虽出校一年多,是从事这一工作时,但都另有“主持”。这次不同,这么快轮到我了,二十一岁中专生就主持医疗全局,哪能不胆寒
    这不,我一天三次查房,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晚上提着小马灯,周游全村,巡视病人,除了了解病人“毒性反应”外,还要听心脏、测血压、扪肝脾……
    这样超负荷工作,又没商量,既不科学,又不安全。上级考虑增援,从县医院调来一女医生,同时还派一护士陪同,增强我们的技术力量。来者是刚从合肥医校毕业,工作才三个月新手,但,至少有个讨论、会诊的余地,当然还是以我为主。 
    就这样,三个多月下来,前后完成100例治疗任务,所幸,没发生意外和并发症,交了一个满分的答卷。这个年终,我因此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并给一双球鞋的物质奖励(价值七块五毛钱,也是我第一次穿上此鞋,难能可得)。我还有一个副收获,协助我工作的这位,由于朝夕与共,专业相同,经历类似,年龄相仿,水到渠成,她,后来就成了我的夫人。
    我这首次“主持”,事业、家庭双丰收。也“主持”了我的一生。

2      我的第二次主持

    1965年7月底,我被派带10人去接管弋江医院,改制挂牌,县医院分院。而且配置给我的人力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科人员齐备,然,内、外、妇诸学科领头人,是我一人独揽,那时我的医技水平,虽不是什么主治、主任的,常见的外科手术大多可独自操刀了。但毕竟是初出茅庐,还没到“而立”之年,临床经验不算厚实。一个月下来,那30床位的病区,加床住上35个病人,开展了胃、胆、阑尾切除和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内引流术以及剖腹产、子宫切除等,轰动一时,名震一方。我的外科生涯,初露锋芒。这一段工作历时2月余。

3      我的第三次主持

    接下来还是遵“6.26”指示,继续下农村到烟墩乡巡回医疗。7个人,我是副队长,队长是位年过半百的内科医生,体质不佳,在岗很少,实际是我主持全盘。这是1965年最后100天,光大小手术600余例,其中开腹手术是121例次,手术遍及普外、妇科、骨科、五官等,胃、胆、肠、子宫、切除,胆肠内引流,阴式全子宫摘除,膀胱阴道瘘修补……疝、痔、眼球摘除、不全流产急诊清宫等手术,也常到农舍家中去做,重现当年“白求恩”风采,是我的外科一次特别展示。
    与此同时,全乡6个大队卫生员分批脱产培训一遍,创建卫生村一个,为这个村镇建了两口水井,改变此地世代饮用“泥水”的历史。
    对于我,忙,是属当然,三个多月工作,昼夜不分。我没离岗一天,离家也就几十里地,1小时车程,百日竟未回家一次,虽然家中有老、有小。而且收入不增分文,这种对工作投入精神,是现今不可思量的例外。
    为此,得到地、县表彰和奖励,并在褒奖会上展览了我们所用的“全部手术器械”,并由我作了专题报告,发了专文通告,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奇迹。

4      我的第四次主持

    1 966年伊始,我被派往何湾创建战备医院,虽然不是调动,这次是全家老小也搬过去了,后来由于文革的“无政府”,一呆,一年半,这期间,我有两个业绩。
    开始就得知,至少一年,于是我按部就班,拿现在术语讲,既搞软件又搞硬件建设。虽然我不是院长(另有一个老革命在任此职),但还是全心投入,毕竟是我的人生“而立”之年,总想有所成就和造诣。
    本来,这也是白手起家,一无房舍,二无医疗器械,三无人力资源。于是,在公社党委支持下,拆了一所祠堂,亲自扛木、搬砖、填土,全部搬来建了一幢房屋,9大间内走廊,对开共18间房,这就有了病房,有了手术室(手术室中央水泥地上印有1966字样,至今仍在)。自己动手,烧蒸馏水,自制大输液制剂,调配口服药水,自给自足,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技术人才,除了我们夫妇主持外科、妇科,还有一位高年资“摘帽右派”内科医师及几位低年资医师,运转得很像样的一个区级医院。在这交通闭塞偏僻山乡,尤其可  贵。凡是县医院可收治的病人,基本我们均能保证同样疗效,其综合水平在本县应名列第二。本人的到来,就带来了当时县医院的技术水平。
   对本人还有第二个收获,那就是正值文革风暴,我客居稍避风雨,在那疯狂的时代,这里蛰居,确也是难得的避风港,少了一次同室操戈。

5         我的第五次主持

    67年暑后,文革武斗高潮,我来县医院任大外科负责人,集全县病人、伤员,整日整夜,忙于手术,几乎有台必上,这是一项严谨科学又责任重大的救死扶伤工作,所以也是我看书最多的、技术水平提高最快时期,奠定了我外科事业日后攀登高锋的基垫。主治、副主任、乃至主任医师,同代人中,我是风顺的,此时的付出,也是种瓜得瓜。从这里起,我工作一直处于前沿,与时俱进,近代科学飞跃,诊治手段日臻完善,几十年变革,非往日同语,远远突破了前人手术范围和领域。
   从南陵县医院到85年来芜湖长航医院直至退休10年后的今天,一直管着服务医院的外科临床工作,也就是一直没有离过手术台,总还是自得其乐。

6   我的第六次主持

  还有一次主持值得留下一笔,76年7月28日那场旷世唐山大地震与我有一渊缘,8月2日,我就被召参加我市三人医疗队赴震区救援。当晚北京来电:伤员南下,各地准备,就地接纳医治。
  于是,我被安在繁昌峨桥治疗点,带25人医疗队,当地再配25人后勤,接收100位伤员。我是队长,通管全盘,还有三个副队长和二位指导员(可谓一个强悍的领导班子),人员挑选也都是“精英”,直接受市县领导,一切为伤员的开支由国家包下来,是当时国家的头等政治任务。
  我带几位医生到南京车站,上卫生专列检查、接收伤员,车至峨桥,大队人马在迎候,担架抬入“病房”,来的大多已无生命危险,主要是骨伤、筋伤,好在我还算得上是骨科医生,此时,从行政安排转而重点临床医疗,几个月下来,逐一使之恢复,并派医生全程护送回原籍。
  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是对这场震惊世界、付出24万人生命、罕见的自然大灾害的丁点贡献。
  这一年,中国多灾多难,国家主要领导人,继周、朱作古之后,就在这全国闹地震的国难当口,9月9日,毛――中国一号人物,也溘然去世,给全国人民撒下了阴云,中国前景如何?人们茫然!
  我当时身在客地,担负这一重任,管理100个伤员和50个工作人员,本地也在闹地震,工作人员自己和家人安危和牵挂,加上国家的“家长”们相继辞世,可以想见,人们心头,抑郁、无望!
  我发挥全身解素,以身作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又交了一份完满答卷。

随母探父-追忆父亲从军

  上世纪40年代,抗日烽火正烈。我们家乡主要抗日部队是国民党川军(军人全来自四川,地方百姓管叫“垂子”),那是1941-1942年,父亲投笔从戎,在一个师部当文书。家乡沦陷,父随军后撤至青阳、贵池一带,音讯不通。于是,母亲带着5岁的我,带上干粮,徒步探望父亲(好像根本没有车辆交通)。一妇一幼,长途跋涉,入夜投宿农家,也常能得到厚待。国难当头,人人都不料明天,同病相怜,中华一家人!但,其艰辛可想而知,我家与外婆家才30里,从小我就怕走外婆家,何况这一、二百里啊(要是如今,不过2小时车程!)。我总努力自己走,极少要妈妈背驮,但脚底起血泡,还是有被背着的时候。妈妈是三寸金莲小脚,更是步步为艰,走了几天,也难记清。
    记得走了3、4天后,快到青阳了,路边歇脚。一庙里出来一中年尼姑,为我俩送来热茶和面条、鸡蛋,好一片善举,至今,难以忘情。
   千辛万苦,终于在快到东至县时,找到在部队的父亲。父亲同仁们也都热心关怀,不几天,父请假送我们返回。又是如何,记不大清了,但,总比去时好多了,不是特殊,记忆就不深,这是常理。有了父亲这个“靠山”在身旁,至少不用我母子操心了,但,也少不了“徒步”。
    可这也多了一个“麻烦”,这是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的“旅行”,我们妇幼,无人“过问”,现在有了一个中年父亲在,哪能“轻便”通行?果然,在繁昌-横山途中,被日军扣住,查他“良民证”(这是日占区发给百姓的身份证),恰此时父亲机敏地将自己身上的军人证甩向路边,压在一个石下。如果被发现了,无疑投入监牢,我们能有何法?
    记不得是如何运动的,是通过亲戚找了“维持会”(日占区汉奸们的组织,帮助日军管理政局)里的人,“运动”一下,果然,关了不到一周,还就放出来了,逃过一死。
    父亲丢了“证件”,自然回不了他的抗日部队,只得重操旧业,再教蒙馆。

我的大学

我没有上过小学,是半工半读“家教”完成的。我也无缘上正宗大学,但在自办的“大学校园”里完成了理科专科和医科的本科甚至研究生学业。
    56年春我医校毕业伊始,投入“送瘟神”行列,搞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游弋于乡间田野。工作无法引发专业兴趣,除了应付之外,并没不去深研医学。加之我原本理科基础较好而又颇感兴趣,故而自设理科专科班课程,买来全套数学、物理学等大学一、二年级课本,一题不拉地演习,无论酷暑、寒冬,挑灯夜战,总过午夜,二、三年下来,作业本一大摞,还真的未遇过不去的坎。这,也算过了理科大专。
    59年,我被上调卫生局当干事,受上司器重,我的母校(皖南医学院)首办大专班,招调干生,后来知道我被选中,但擦肩而过,被他人抢走。
    60年我被调进医院搞放射科临床,再一年,又进外科当医生,这才引发对医学临床浓厚兴趣。尤其是外科,立竿见影,通过手术更可准确了解病情,又易见证疗效。但需深厚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于是我再自定任务、自办医学专科、本科乃及研究生班。卧薪尝胆、悬梁剌股,以常人倍加的功夫,矢志不辍,日夜兼程。
    买来全套医学院课本,什么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生化、寄生虫学、微生物学、组织胚胎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学等等(至今还存于家中一大摞,常读常新。),按部就班,一丝不苟,重蹈出校初那股咬劲,硬啃骨头。我61年进临床,63年我就做了主治医师工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74年才升为“医师”,这才被认定为大学本科水平。我持之以恒,再研究专著、名著,似乎进入“研究生”攻读阶段。文革后学术活动恢复初期,开始写论文、出专著,  82年第一批晋升为主治医师,以及后来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直占领这一领域的前沿,超越自我。时至今日,退休后10年,我仍未中断我的学业,专业杂志从未间断,跟随知识翻新,做一个“学业后”,当然,这与我一直工作未断有关。
    我上学的缺失,在自我规划中,作了弥补,终致完满、完善,不比别人稍逊。

 

《李家大院》电子版






《李家大院》6: 业务自传和工作报告
附:【立委父母医学论文目录】
《李家大院》7: 我的外科生涯—-院外集锦
《李家大院》8: 晚霞在燃烧
《李家大院》9: 风雨几春秋
《李家大院》10: 扬缜 – 我的父亲及家族
《李家大院》11: 风雨几春秋续篇一
《李家大院》12: 风雨几春秋续篇二
《李家大院》13: 名勤诗词选
《李家大院》14: 我与127医院
《李家大院》15: 生死历险记
《李家大院》16: 又是栀子花开时
《李家大院》17: 又是一次高考来临
《李家大院》18: 甜 – 坦尼亚的精彩人生
《李家大院》19: 近年聚会讲话
《李家大院》20: 李门家风
《李家大院》21: 应繁诗词选
《李家大院》22: 耀桂传略

发布者

liweinlp

立委博士,计算语言学家,多语言多领域自然语言处理(NLP)资深架构师。Trend 首席科学家,聚焦医疗领域病友社区的媒体挖掘。前弘玑首席科学家,聚焦RPA+AI的NLP低代码多领域落地,设计NLP核心引擎雕龙,落地多领域场景,包括金融、电力、航空、水利、客服等。前讯飞AI研究院副院长,研发支持对话的多语言平台,前京东主任科学家, 主攻深度解析和知识图谱及其应用。Netbase前首席科学家,期间指挥研发了18种语言的理解和应用系统。特别是汉语和英语,具有世界一流的解析(parsing)精度,并且做到鲁棒、线速,scale up to 大数据,语义落地到数据挖掘和问答产品。Cymfony前研发副总,曾荣获第一届问答系统第一名(TREC-8 QA Track),并赢得17个小企业创新研究的信息抽取项目(PI for 17 SBIRs)。立委NLP工作的应用方向包括大数据舆情挖掘、客户情报、信息抽取、知识图谱、问答系统、智能助理、语义搜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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