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大院》10: 扬缜 - 我的父亲及家族

扬缜 - 我的父亲及家族

（注：扬缜为名杰侄儿）

父亲李名实，生于1926年4月11日(农历)，因急性心肌梗塞于2001年12月22日去世，享年75岁。

父亲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动荡的时期，本来殷实富足的家，到了二十年代前后，开始走下坡。先是送二位爷爷去日本留学，后来日寇占领时局动荡，家道中落，最后只剩几亩薄地，仅能勉强维持一家五口人的基本生计。

我的爷爷兄弟三人，分别是李应文、李应期。李应会。大爷爷家一子二女，我爷爷家二子一女，小爷爷家三子一女，到了父亲这一辈就将他们的兄弟姐妹连在一起称呼。大爷爷，小爷爷上世纪初去了日本，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文学与法律。我爷爷民国磕山崇实学校高级毕业生，在家一边教书，一边管理家中事务。在花光了家中的积蓄之后，秉承曾祖之意，变卖田地，置换银元，再从南京汇往日本，供兄弟俩上学。所以，原先还算股实的家庭，就这样逐步衰落到仅以维生的局面。然而，在精神与文化知识上，他们却收获颇丰。这种以经济贫穷换来知识富有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大爷爷，小爷爷学成归来，在省会安庆创办第八师范学校和省立成城中学，并在那里教授国文。国内战乱越演越烈后，他们才回家乡合力提高家办“崇实学校”。父亲一边劳作，一边旁听，父亲的文化知识是在大爷爷开办的学校里旁听获得的。

我爷爷管理家中事务是个能手，他的“伟大”，是把祖上的田地变卖了，仅剩了几亩薄地，养家糊口，导致了我们家在新时代的土地改革中，仅有两三亩田地。因为办学教书，所以雇人耕种，如此，在土改时就没有划成敌对阶级的地主、富农成分，仅划为“小土地出租”成分，这么一个一般人听不懂的阶级成分。后来我在“红宝书”中找出了这么一段话:“要团结中农与小土地出租者”，这句话让我们一家在红色恐怖年代，从心理上缓松家庭出身这一政治高压之苦。爷爷的另一个“伟大”是以他的牺牲与奉献，托举了长兄与幼弟出国留学。视知识为上，视金钱为下的思想，给我们李家后人树立了榜样。而这在当时是常人所费解的，是与世俗相悖的。所以，故乡对爷爷的评价是为人敦厚，与人为善，诚恳待人，但是个“败家子”。可正是这样的举措，这样的“败家子"，使我们一家在1949年后，在新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未能因家庭成分而受到冲击，避免了可能的诸多灾难。每念及此，我们都很感谢爷爷的“壮举”。“知识改变命运”也成为我们继承的家风。这些超前思维是一笔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后辈，让我们受益良多。

少年的父亲饱受了日寇的侵占之苦，整日“跑反”，躲避日军抓丁。侵略者的枪声，划破了山村的宁静。一次，父亲与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听说鬼子又下乡了，便飞奔逃去。父亲身材高大，腿长跑得快，而在后面的小伙子却被日本人的枪声撂倒了。这些日军在我们家乡作威作恶的故事，在我孩提时就听父亲讲了很多，使我对日本侵格者的罪行永远难忘。

父亲与大伯父李怀北(名朴)、三叔李若非（名勤）、四叔名毅、五叔名俊（十五岁因骨髓炎病故）年龄上各自相差一岁，都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小叔名杰与我父亲，两亲兄弟则相差十岁。我的大伯父，中文英文都很棒，并写得一手秀丽的蝇头小楷。以大伯父为首，几位兄弟追求进步，早早参加革命。作为热血青年，父亲也曾以“何求”为化名，参加抗日，从事中共党的地下交通员工作。1944年，大伯父、三叔，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北上抗日。父亲也跨过长江，到无为新四军根据地去，当了根据地的小学校长，四叔也在根据地小学任小学教书先生。但因父亲生了恶疮，死里逃生，不能随军北撤，只得与四叔一起返回家乡从教。

解放后，父亲一真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在多所小学当过校长，曾在安徽省含山县运漕的教师进修班学习过。1959年后，父亲调入中学主讲地理与语文。他手不释卷，不断自我学习提高。每年暑假，都回到家乡繁昌县新港镇小磕山，不失时机地求教于大爷爷应文先生。大爷爷讲起古典文学，津津乐道，尤其是《古文观上》，烂熟于心。讲解字、词、句、典故，信于拈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父亲一边听，一边作笔记，以此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直到1965年大爷爷去世前，从未间断。我至今都记得大爷爷讲《曹刿论战》时的神态。地理这门课，父亲请教了一位舅爷爷牧运远，据说他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学问很好。

父亲身高1.8米，气质儒雅，长相英俊。他水性极好，在河里生龙活虎。承载爷爷遗传，酷好文艺和音乐，口琴、箫、笛子演奏都是高手，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学而成，自我摸索、自我领悟。他有一支十分心爱的洞箫。夏日的夜晚，天空星光灿烂，全家人在室外的竹床上乘凉。父亲总会拿出洞箫管，一首首吹得娓娓动听。那如泣如诉的名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至今不能忘怀的记忆。父亲歌也唱得非常好，极富磁性，有很强的感染力。

父亲经历了新时代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斗争、三年的饥荒大跃进、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在那“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特殊岁月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父亲慢慢地变得沉默寡言，畏首畏尾。据说，1958年，父亲任小学校长时，一位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给父亲栽赃，要给父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但是，另一位领导挺身而出，历数父亲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的事实。终于，正气压倒邪气，使父亲躲过了这一劫难，也使我们家避免了一场横祸。但至此以后，父亲更加畏缩不前，沉默寡言。他常常告诚我们，要"谨慎言，慢开口"，生怕祸从口出。因为在那个非常的年代，因言获罪，因文获罪已经司空见惯了。父亲见到领导一贯能躲就躲，尽可能敬而远之，如遇鬼神一般，这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无法理解的。文革以后，我才慢慢地理解父亲的忧郁、父亲的恐慌、父亲的悲伤。这是加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那个时代的政治高压，使他们不得不苟且偷生，唯恐灾难突然降临到自己身上。

1958年，正是全民大炼钢铁，赶超英美的疯狂时代。父亲作为校长事必躬亲，白天教学，夜晚上高炉边炼钢铁。早年的钩虫病，也时常折磨着父亲。这样无尽的劳作，无效的劳动，终于累垮了父亲的身体，直到父亲吐血累倒在炼钢炉旁。后来诊断为浸润型肺结核并支气管扩张，从此父亲饱受病痛折磨。紧接着三年的饥荒降临到安徽三千万人民的头上，我们一家自然无法幸免。我们家吃过树皮磨成的粉，吃过已经收获过的山芋地里的漏收的变质山芋。城镇居民月供27斤大米，一大半配搭的往往是发了霉的山芋干。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需要休养生息的父亲，因得不到正常的营养而多次发病，多次住院，全家始终处于穷因潦倒而又担忧惊恐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以微薄的收入要养活爷爷、叔叔和小姑妈，一家五口人在艰难中生存，同时还要供叔权上学读书。

我的叔叔名杰先生，因家境贫寒，只念了中专卫校。但是，他以坚韧不拨的毅力，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医学领域崭露头角。他涉猎广泛，医文并茂。在医学领城，他涉及大外科技术，包括普外科，骨科、妇产料、放射科、麻醉科、胸外科，泌尿外科，脑外科等。在撰写论文上，他语言严谨，文字流畅。一位只有中专卫校学历的医者，凭借不懈的奋斗与追求，杰出的大外科技能与医德，不仅获得了百姓的赞誉，而且成为外科正主任医师、国家交通部医疗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的高级评委。至今叔叔仍以八十七岁高龄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他带出的学生，在医疗界不同岗位上，都做出了优秀的成绩。他培育的子女，承接了书香门第的家风，刻苦奋发，成人成才。叔叔是传承家族高尚品德，良好学风的典范。他乐于助人，积极向上，与时俱进。同龄人中，叔叔是罕见的佼佼者，无论外语、汽车驾驶、计算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运用自如。叔叔对我们全家的贡献，除了精神上的支撑，物质上尽力的资助外，就是在文革中把我们老家的房子卖掉了。这是一座具有明清风格的民居建筑，它用的木材，据说来自长江上游江西的深山老林，从长江中放木排运输过来的。二进二层结构的徽派建筑，有前堂和后堂，中间有三个天井，两边是厢房，这样大院各房间的采光比较充足。院内有大小门楼，门房坐落两边，主房门窗雕龙画凤，大梁木刻精致传神，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大门口石条台阶，两边是一对石鼓和石狮，门口有六棵柿子树，右边是一棵高大的柏枝。花果满园，从前院到后院有七个大花坛，四季花开。爷爷辈兄弟三家分别住在一楼的侧房内，楼上为"崇实学校”的教室与学生宿舍。这么一座建筑面积约几千平方的房子，在那个非正常时代是十分惹眼遭嫉的。路过的不少人议论，房主肯定是地主。这种声音常常让全家胆战心惊，家中早就有拆卖房屋，因势而行的想法，但苦于不易卖出。文革中期，叔叔的同学这时正好是当地官员，谈及此事，很快搞定，拆房卖砖木给当地学校，砖木卖了大约不到2000元。就这样，一座明清风格的民居建筑（李家大院）就这么消失掉了。但当时全家却如释重负，我们整个家族都感谢叔叔的伟大举措。如果留下这些房屋，我们总难免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今天的人也许很难理解那个特殊年代对于“有产者”的高压和歧视。

我的奶奶，据父辈说是个非常勤劳刻苦的人。她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和睦邻里。虽出生殷实之家，她却亲手耕作，不辞劳苦，后因疾病而早逝。爷爷与小姑妈在三年大跃进灾难中饿死于家乡。1959年初夏，我8岁，刚刚上学。住在老家的二姑妈李虞生，派儿子何惠民来告，爷爷早上去世了。父亲在住院，叔叔在外地工作。母亲搀着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在乡间小路上，走得很快，一路疾跑到了老家。这时，几位皮包骨头的乡亲已将家中的楼板卸下，做成棺木，爷爷已经入殓。因村中死人过半，乡亲们已经无力抬棺，只能一步一步捱至村边的土丘旁。我与母亲面对墓穴中的棺木，泪如雨下。二姑妈让我跪在坟前，提起衣裳，乡亲铲起一铲土，让我兜起土洒向墓穴。按照家乡习俗，乡亲们垒起了一座坟墓，爷爷就这样被草草地安葬了。母亲与我因没有能见上爷爷最后一面，而遗憾终身。爷爷是活活被饿死的。临死前，他的炉灶边还剩有半斤左右面粉，那是他舍不得吃而留下来度日的救命粮啊!及至1960年，我们老家的房屋上的楼板已所剩无几，全部都做了棺木，后来据说，房屋楼板已无法寻觅了，只能用芦席包裹下葬了。这是上世纪发生在我的故乡，我所亲身经历的悲惨世界，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一新时代的人祸灾难。

父亲爱生如子。在近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教过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接受他精神支撑，学习辅导，前途策划的学生们都深有感触，是先生在他们人生的关键时刻，为他们指点迷津，拨正航向。孙述宝同学家境贫寒，几度退学，父亲多次步行到述宝家，晓之以理，劝导家长，克服一切困难，送述宝上学。述宝刻苦奋发，终于考上了大学，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父亲去世的2001年，他专程从上海返回故乡，悼念这位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骆正好家境贫寒，几度退学，但求学心切的他，非常矛盾。在父亲与其家长分析利害，判断得失后，终于克服一切困难，考上了大学，还读了硕士、博土，现在全国重点大学任教。孙述敖同学，是父亲手把手辅导使他走上了语文教师的岗位。现在，每当回忆起先生对他的扶助、培育，他都饱含热泪。接受父亲资助、培养的同学很多，在那个非常艰难困苦的新时代，师生情感是那样的真挚和无私。

父亲在县城一中退休后，正值改革开放时期。粮票逐步取消了，文学作品逐步放开了，投机倒把也不提了。人们开始有了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憧憬未来的自由。搞活经济，让百姓走向富裕，让国家走向富强，已成为国人的共识。父亲开始了有序的晚年生活，旅游、写作、养生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们的收入仍然不高，父亲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跟随他的学生亲友的货车去周边地区游玩。一辈子教中文、地理的父亲，世界在他的心中，中国在他的心中。遗憾的是客观的政治环境、经济因素让他无法远行，无法饱览祖国的无限风光，无法涉足世界的古迹名山，这是他的终身遗憾。父亲的写作主要在文史资料的回忆与收集整理中，县城的文史资料选辑中留下了他不少珍贵的文章，记录了一篇又一篇历史史实。如《李冲打鬼子》等等。父亲的养生主要在饮食起居上，他常说:“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必须细嚼慢咽，切忌狼吞虎咽”。他的太极拳是不合格的，不上谱的，但是，他自我解嘲说，重在疏通经脉，活动筋骨。他的睡眠十分有规律，中午睡1小时左右，晚上9点多上床，清晨6点左右起床。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受各种鼓噪与杂音的干扰。他始终争取专业上自我提高，把工作做好，把学生教好，这是他一生的向往和追求。

六十年代末，父亲就梦想有一部“机器脚踏车”，这是父亲的命名。父亲曾托人向学机械的合肥工业大学毕业的表哥余敦德询问，答复是这种车还没有造出来。直到九十年代末，父亲已七十多岁，这种交通工具才造出来。这就是现在越造越好的电动车。可惜，父亲没有能使用上梦想中的电动车。这是父亲的又一个终身遗憾。

父亲敦厚朴实，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乐于助人，爱生如子，一生节俭，他常说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他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从爷爷到父亲，构成了我们家一代又一代良好的家规，家风。他满腔热忱地希望我们子女成人成才，报效国家，“处处留心皆学问”是他的口头禅，这些话一直以来让我们铭记在心。如今，我事业有成，以自己较为丰富的中医理论知识，四十多年来在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服务于百姓，并取得了国内外患者的赞誉。我每学年为皖南医学院五年制本科生讲授《中医学》，与学生谈中医理论，中医临床，讲人生，讲哲理，讲理想，讲抱负，受到学生的欢迎。在临床、教学、科研、著作、论文上也做出了应有的成绩；在文学创作上已写出了五十余万字的材料。我们家早就有了汽车，房子也是越住越大，饥饿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子欲孝而亲不在”。我们的奋斗带来的劳动果实，父亲再也不能分享了。但是，父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良好的家风，将让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二舅俞伯楷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上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大字，这是对父亲一生真实的写照。我们将永远铭记父亲给于我们的谆谆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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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缜学术著作及学术论文

高等西医院校教材《简明针灸学》编委 1989.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高等西医院校教材《针灸学)副主编 1996.9天津科技出版
高等西医院校教材《针灸学》编委 1999.12 天津科技出版社
《中医肾脏病学》李扬缜等合著 1990.10河南科技出版
《心痛与心悸》郑勇、黄丽萍、李扬缜合著1995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铎》周楣声、李扬缜等合著 1998.2 安徽科技出版社
《灸治疗法》蔡圣朝、李扬缜合著 2004.6 安徽科技出版社
《医论与医案》李扬缜著 2022年8月待出版+

学术论文总计60 余篇，大部分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