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按：老哥的记忆力比我强多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我本来已经很模糊了。但那次比赛吃五香鸡蛋，因为后果严重，实在太难受了，印象蛮深，现在想来还后怕。其后一个多月见到食品就想吐，不知道当年怎么会那样逞能不要命。大批判上台演讲慷慨激昂（批林批孔，后来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来了鼻涕的丑事，也是因为太露面也太难堪，记忆深刻。当年不懂五讲四美，也没有卫生纸的条件，几千人的台上众目睽睽难以遮蔽，也是无奈。看老哥写自己，虽然不乏谬赞，但也有暴露开裆裤年代的“小”来。更多的往事是好玩，好像在看电影蒙太奇，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晃半个世纪了，我们天各一方，但牵挂的总是手足亲情。
我的弟弟叫立委，从小性格内向少语，天性宽仁敦厚，身体瘦弱多病，独往独来，与世无争。他性格柔中带刚，肤白个小，很有意志力，十分倔强执着，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和恒心。
他穿戴邋遢，不修边幅，小时常常流着鼻涕，跟在我的身后。下河捉鱼摸虾，田野捕抓蛐蛐，上树套取知了，农家偷瓜摘莲，他一样不拉下，像一个泡泡糖一样粘着我，甩都甩不掉。
一旦兴奋起来，他个性十分张扬，眉飞色舞，开怀大笑，毫无顾忌。
弟弟小我两岁，但和我同班。
一九六六年九月，文革风起，我八岁，刚念小学二年级。父母是双职工，很忙，外婆因出身问题被赶回农村，家里没人带孩子。于是要我带着六岁弟弟和四岁妹妹一起上学，弟弟和我在一班，妹妹去了一年级，算是上学了。
没想到，他们两虽是各自班级最小学生，但很快就跟上班级课程进度，并都成为学习尖子。
到小学三年级，我当班长时，弟弟已成为班级学习委员了。
弟弟有股不服偷的劲头，记得有一年，我俩去乡下舅舅家。正逢过年时节，大家都很放松，舅舅们款待我们远道回老家来过年的外甥，食品丰盛，有我们的最爱，五香茶叶蛋。弟弟突发奇想，硬要与我比赛，看谁吃东西更多。并用极夸张方式挑战，说一定会赢我。我当然不服气，欣然应允。先是我俩各吃四个油炸饺子，然后我剥一个五香鸡蛋塞到嘴里，他也立即拿一个狼吞虎咽。当我拿第十个鸡蛋时，肚子撑得快受不了，他却毫无畏惧把第十个鸡蛋迅速塞进嘴里，虽然满脸涨红，身体挺直，但没有服输的念头。最后，在拿第十五个鸡蛋时，我就实在无法吞咽了。看他那无比坚强、有点扭曲的脸，真受不了他那为达目的不要命的劲头，我缴械投降，称臣认输。结果是，我们两人那两天都胃胀呕吐，没有食欲，痛疼难捱。真是自找苦吃，自找罪受。
小时候下河游泳也是如此，他总是独行侠一样顺河而下，不游三四里不上岸。这那是我们下河玩水嬉闹的游法？他却不以为然。下河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在水中嬉闹有什么意义？泡在水里失去了游泳的初衷。他就是那么自我，那么固执，那么有主见。
弟弟学习很刻苦，一直是班级第一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朝那一年半时期，风光一时。
他干什么都很专注，尽可能做到圆满。
小学时，他自学绘画。每天临模，忙得不亦乐乎。忘我，执着，一头扎进去就不分昼夜，无师自通，画得有模有样，于是我家墙上，就有了他绘制的各种姿态的领袖像。
初中时，他跟着广播电台，自学英语。每天摇头晃脑，念念有词，那劲头比古代赶考的秀才还迂腐呆萌，最后拿出几篇他自译的英文小说，展示他的成果。
高中时，大家都不学习，他却把父亲年轻时自学的微积分教材拿出来啃读。躲进的小楼成一统，不闻不问窗外事，认真钻研起来，到高中毕业时，他已学完了那本微积分自学教材并做完书中所有作业题。
弟弟虽不喜夸夸其谈，但却是演讲高手，这点让我既惊诧佩服又有点不服气。当年学校各种批判会，都有我身影。当我在主席台上唾沫星四贱，卖力演讲时，下面却是交头接耳，吵杂声不断，无人听讲，效果奇差。每当那不多的几次，我弟弟上主席台演讲时，不论什么枯燥话题，下面都鸦雀无声。他那抑扬顿挫的演讲，丰富夸张的手势，极富有激情和韵味，超级有气场。没想到吧，我们这些平时乱成一锅粥，整天批判师道尊严的中学生，竟被他的发言深深吸引。甚至在台上，鼻炎严重的他，有时突然停顿，旁若无人的当众擤鼻涕，也成一大特色，一道风景线。演讲一结束，总会得到自发的雷鸣般的掌声。弱小的他一上主席台，生龙活虎，完全变了样。
弟弟文笔比我好许多，从小如此。语文作文常常被当范文供同学们学习。记得初中时候他写了一篇学农作文，名叫《采茶》，被老师选寄到省报登载，轰动学校。写诗，写散文，写批判文章，他甚至开始创作小说。尤其是大批判文章，也被他写的妙趣横生。给我印象较深，是高中一篇《狼狗、刘邓》的大批判杂文。他的文章文字灵巧，情感细腻，佳句频出，结构精美，有当作家的天赋。
中学时，我也写文章，特点就两字，空洞。文章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苍白无力。按现在话说，充满正能量，但缺乏人性情怀，没有什么文字的优美。
那个年代，我能吹嘘的也就是在《新安徽画报》上，刊出我一张大幅照片，那是记者为表彰我校批林批孔运动成绩，安排我摆拍的，和我本人实际上没半毛钱关系。
弟弟弱小，却斗志昂扬，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我们作为安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很多人已失去激情，在生产队干活，大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七七年三月我们同时下乡，他下放在山村，我下放在水乡，分隔两处，他还是暗地和我较劲着。我从三月到九月一直在田地里干活，没回家，不串门，那怕酷暑高温劳累的双抢时节，我也没一天休息。他听说后，也不回家，咬着牙，病弱的身体硬挺着，一天都没息工，直到双抢结束，瘫倒在地，累的起不了身才回家休息几天。他身体从小病弱，这么拼命干啥？后来知道，除了要强比拼，他在村里还“艳遇”三个小芳姐妹，至始至终陪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哈。
估计全年级二百多下放知青，只有我们两个傻冒，还在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呢。
不过他给留下最清晰的事，倒不是这些。而是一件小事，一件永生难忘的小事。
那是我俩小时睡在一张床上的情景，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每到冬天，寒风四漏的小屋里，我的脚都被冻的无法入睡。弟弟提出把我脚放到他胸前，贴着皮肤取暖。我不同意，怕他孱弱的身体，经不起冰冷的刺激。但他坚持，很勇敢很坚定。我只得退一步，说把脚放在隔着衣服的胸口上。但他不干，非让我把脚抻进他内衣下，直贴胸前皮肤。那寒冻的脚和温暖胸一接触，弟弟打了一颤抖，我赶紧缩腿，但弟弟用双手压住我的脚，不让我离开，很快我的脚暖和了，而他胸前一片冰凉。
自此，我们经常互为对方用胸捂脚，互持互助，度过那严寒的冬天。
七七年十二月份，我俩一起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他选择考理工科，我选择考文科。
他的目标是清华、中科大理论物理专业，我的目标是北大、复旦国际政治专业。
当年他数、理、化、语都比我好，而我呢？历、地二门课比他好，全国各省地理特点，全世界各国首都和元首我基本倒背如流。那本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伪中国历史，更是刻在我脑海里。安徽七七年高考，文科、理工科，数学、政治、语文三张卷子是完全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最后一张卷子。理工科考物理化学卷，文科考地理历史卷。
因长辈的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我的选择遭父母强力反对，最后我只得弃文改考理工了。
我们信心都很足，弟弟更是志在必得，有点得意忘形。他为了显摆，还特地加试了英语（那年文理都不要求考英语，只有报英语专业人才必须考）。
考语文时，只有一篇作文。
进考场三十几分钟，弟弟就兴高采烈交卷了。监考老师还认为他考不下去，退考了。而实际上是，他认为考题太容易，不须花那久时间，作文一挥而就。
狂妄吧，只考了三十几分钟，够狂妄的。
结果他语文作文跑题了，考了个超低分，这让他悔恨五年多。
他数理化考分都比我高，加试的英语笔试也九十多分，口试优。进清华的实力，毁在自大粗心上。
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各省试卷不同，录取程序也欠规范。弟弟考的是理工科，因为报考志愿过高，被压档。最后被一所初办师范学院找到档案，英语系招不到人，于是把理工加试英语压档的他纳入囊中。于是他从理工跳到文科，进了英语专业。
当年文科，那份史地卷，考后，我找来一看，不复习也可考八十五分以上。而理化，我天昏地暗复习几个月，仍然只考了34分。
阴错阳差，他学了文科，我学了理工科。
七八年二月，录取通知发放。当年我们一个年级四个班，七七年十二月份那次考试，只有三个考上大学本科，我家占两个，轰动小县城。
不过我们家却是低气压，没有丝毫兴奋欢庆的氛围。我从文科改考理科，能考上南京的重点大学，家里那是相当的满意。而我弟弟呢，父母、老师、同学、邻居都寄于厚望，指望小山城出个状元。他的失败，让全家都高兴不起来。父母更担心弟弟接受不了这现实，那几天老守着他。弟弟更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饭都不吃，极为悲伤。估计丢面子是他悲愤的最主要原因，虚荣心、好胜心极强的他，感到无脸见人。
他内心实在不愿去地方师范念书，栽在他擅长的语文上，他心不甘呀。语文，他平时比我好很多，现在分却比我低不少，他决定八月再考，只差半年时间。
这一决定遭我父母极力反对，他下放在农村，生活异常艰苦，有这么个机会能跳出农村，父母不愿放弃。放弃入学资格，可能不让再考，他们怕政策有变，他们有这方面教训。学校虽不咋地，也是个本科，他们连哄带压，逼着他去学校报到。
那年，一九七八年三月，早春，我二十，他十八。
至此，我俩各奔东西，天各一方。
补：
想想，我们弟兄俩蛮有意思的，相差两岁，却阴差阳错成了同一年级，还同时下乡，同时考上大学。文科人被迫考理科，理科人意外进文科，上帝有时确实有点乱点鸳鸯谱。
后来，我们俩考研，目的就是为回本位，弟弟回归理科，我返回文科，在北京相聚。只可惜我英语差4分，没达目的。我考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宏观经济），他考机器翻译。虽然专业英语和公共外语法语他尚能应付，但一个文科人考离散数学，计算机原理是很吃苦的。我考文科没吃苦，就是英语无法搞上去，虽记忆力不错，但语言细胞太差，只能失败而归。
我弟弟上那个差大学是我父亲亲自押送去学校，怕他半路返回。不过到学校后，就释怀多了。因为他们班绝大多数同班同学都是高分被压档，被这所学校扫进来的。八一年、八二年、八三年三次考研，他们班三十来人有二十几都考到各名校，比我当年所在班级比例大多了，真正是差则思变。
他的大学班主任是王炳南的前夫人，她坐共产党牢（叛国罪）二十几年，金陵女子大学高材生，国民党海军高干之女，投奔延安，与王光美同室，解放初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老革命。学校从劳改农场把她请来，她人非常好，水平高，只是性格怪，对我弟弟非常赏识，我们一家主要是我父亲和她一直保持非常紧密联系，直到两年前九十多岁在北京去世前仍联系不断。她平反后回新华社，后离休。
我弟弟考研的那个专业，考试课程设置太诡异，文科人要考数学、计算机原理，这是很难跨越的。理科人要考专业英语、公共外语法语，那也是十分艰难的。几乎招不到人。所以他这专业只招了三届，招了两人就停了，考的人都过不了线，我老弟两次考试两次过线，第一次阴差阳错没录取，第二次因邮递员原因也差点失去。
过几年后，这专业重新开招，去掉了专业英语这门课的考试，才有人报。
外一篇:
同学眼中的立委：
师弟轶事
作者：师姐
（1）——入学
俺师弟立委太有才了，在俺们那一届研究生同学中大概是创造了奇闻轶事最多的高手。想当年，师弟在跟穆家大闺女热恋时，我稍稍向这个未来的弟妹抖搂了一点点师弟的“料”（尚不是“猛料”），便使得弟妹好感大增，至今坚定地尊我为“师姐”。如今报点猛料，作为敲门砖，以博得众老友鲜花，想必不难。
话说师弟入学，惊天动地。这个鬼才，小学、中学就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想必所学不会太多。恢复高考后考入本省一个不太知名的大学英语系，想必与数学、计算机也不沾边。不承想大学毕业后居然奋勇投考中国语言学最高科研机构的机器翻译专业研究生，而且一举跨上了复试线。机器翻译专业对外语、数学和计算机的要求极高，基于上述原因，语言所的头头脑脑并不看好，主张录取和反对录取的意见相持不下。为了可取可弃，进退两便，语言所的大头儿委派正好出差南方的人事处要人绕道安徽，全权掌握取弃之生杀大权。其结果是——弃。
后来据这位要人描述的故事是：小维蓬头垢面（大概是头发太长，而且根根竖立），睡眼惺忪（其实是眼小，被冤枉了），歪斜着肩膀（生就如此，并非有意）出现在这位要人面前，对并不可笑的一句话居然弯腰放声“哈哈”大笑，旁若无人。这位要人是个老太太，大概用的是相女婿的标准——“邋邋遢遢，嘻嘻哈哈，哪像个老师！（立委当时是中学老师）”
好少年，士可杀不可辱。当即洋洋洒洒一篇万言书寄至语言所，慷慨陈词，从上到下痛骂一番。谁知转过年来，他依旧报考机器翻译研究生。语言所的头头脑脑被这位少年骂得记忆犹新，可敬那年头语言所的人不仅识宝爱才，而且雅量了得，毅然发出了赴京复试通知书——这意味着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录取可能了。如果有不录取的考虑因素，就不让考生来京复试（比如，前一年派人到安徽考察立委），免得增加考生负担。
那年，我们一共三人接到来京复试通知。（注：当年语言所那一年仅通知三位研究生复试，机器翻译专业师兄和立委，语言学的我）我和大师兄一大早就坐在了语言所的办公室里，接下来笔试、面试、接受教育……直到我们离京，立委也不曾露面。但是关于立委万言书痛骂语言所的故事我们都很知晓了……我心想，这位未曾谋面的师弟大概没戏了。
可敬语言所招生的刘老师工作认真负责，那年头打长途电话还是很困难的。她怎么费尽周折找着小维，小维又是怎么在父亲的陪同下来京复试，这些故事看看小维的博克就知道了（仅仅是邮局弄丢了复试通知书，差点改变了一个人命运）。 开学的时候，我安顿好后去看望大师兄。敲开门，一个弱小的少年站在彪悍的师兄身后——蓬头垢面、睡眼惺忪、肩膀歪斜——不用介绍，那就是小师弟。嗬，人事处的老太太白描手段了得，太有才了！
（2）——混饭
话说师弟立委勤奋好学，用功无度，以致起居无序，三餐不定。
大师兄常抱怨：不知道这家伙到底啥时候睡觉！
大师兄是一个非常认真、极度规律的人，年岁又大师弟许多，想必是饱尝小师弟起居无序之苦。俺住女生宿舍，自然没有师兄那般的苦，但也没少受师弟混饭之骚扰。
想当年，北京尚是一片计划经济景象。食堂、饭馆都是国营的，过了饭点是绝对不营业的。我记得午饭时间是十一点半到两点，晚饭是四点半到七点。这是街上饭馆的营业时间，学校食堂比这时间还短，食堂师傅是绝对的过时不候。更何况那时候我们自己学校没有校舍，寄人篱下，吃的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食堂。在这种饮食条件下，小立委起居无序，自然三餐难保。不过，尽管吃饭不正点，但也饿不着他，妙招便是到师姐那里混饭吃。
女生宿舍一般总会有点零食存货，小维觅食自然不会落空。为了维护师姐的“权威”，我也乐得常备些方便面和饼干，那时的方便面才两角钱一包，对我来说小意思。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师弟会啥时候来混饭。有时候一个星期来几次，有时候几个月不来一次。有时候上午十点多他提溜着一个很大的搪瓷碗，来敲我宿舍的门，这八成是起晚了，没吃早饭。女生们便会说：这个小安庆（同学们都叫他“小安庆”）真逗，还不熬一熬，等吃午饭算了。有时候，下午两点多，敲门来了，这八成是到所里上课，回来晚了，没赶上饭点。这时候女生们便会小抱怨一番，因为我们正在午睡呢。有时候，晚上七八点来了，这就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又没吃上饭。小安庆的女生缘挺好，来混饭的次数多了，女生们都说他“真逗”，拿他当小弟弟看待，就连年龄最小的那个北大才女（比立委还小4岁）也一口一个“那小孩儿又来了”。
研三的时候，论文写完了，等待导师审阅，有点无所事事，我偷偷整了个电炉。方便面不用干吃或开水泡了，可以水煮并卧上一个鸡蛋。一天晚上，我和后来成为LG的外系的一个男生躲在宿舍里用电炉做“大餐”（同屋的女生回南京了），立委又敲门来了。我本想不吭气，让他敲两声以为屋里没人就走。不承想，他执著地敲了好几次，我只好开门。我是做贼心虚，忐忑不安。一怕偷用电炉之事暴露，这是学校纪律是不允许的；二怕与那男生的来往被外人察觉，因为我们当时尚处暧昧之中。师弟倒大方坦荡，浑然不觉。不知他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竟然兴高采烈地坐下来，美美受用我们准备了半天的“大餐”，席间还不断欣然评点菜肴之美。我心里那个咬牙啊……混饭混到这个田地也是最高境界了吧？！
（3）——疯狂世界语
记不得确切的时间了，大约是研一的下学期。某日，师弟踌躇满志，拉开学习世界语的帷幕，宣称要用世界语作为机器翻译媒介语，打造最规范、最科学、最合理的机器翻译系统。好师弟，言必信，行必果。此后便天天一大早出现在宿舍的走廊尽头高声朗读世界语。刚开始，同学们还好奇、赞许、包容。研究生中会英语的自不必说，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至于塞尔维亚语、乌尔都语也会者有之。独独这世界语大概是师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然而，很快同学们便受不了了。原来师弟学习世界语尽情投入，旁若无人，几近疯狂。不论是清晨蒙蒙天亮，还是正午赤日炎炎，他只要拿起世界语便放声诵读，抑扬顿挫，全然不顾还有多少同学尚在睡梦之中。多少年后，北京出了个“疯狂英语”李扬，不论其怎么宣传“疯狂”业绩，我皆不以为然。李扬那个“疯狂”比起我师弟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若要考证“疯狂外语学习法”的发明人，肯定是我师弟第一，李扬顶多第二。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话说师弟每日在走廊尽头狂喊世界语，周邻的同学多次“抗议”无效，只得跑来找我：“管管你那个师弟，我们实在受不了了。”“你师弟学的是什么语啊？我们一句也听不懂，简直让人受不了。”刚开始，我笑笑，并不打算管事。当师姐的再有威信也不能干涉师弟的勤奋学习啊，那年头可是以勤奋好学为美的，何况师弟不论如何“喊叫”，并不影响楼上的女生宿舍。渐渐地，听得次数多了，我也感到师弟的勤奋好学确实有点“疯狂”。一个周日的下午，一位男生到楼上的女生宿舍有事，走廊里正好碰见我，好似看到救星一般，他忙说：“快去看看你那个师弟，把＊＊气坏了，正在宿舍里大骂呢。”我走下楼梯，听见师弟那朗朗的读书声，再往前走……“神经病！咣——”师弟隔壁宿舍紧关着的门里伴随着高声的喊叫，传出了一声摔东西的声音。不用说，肯定是师弟的高声诵读打搅了那人周末长长的午休。据说，那同学长日失眠，昼夜颠倒。师弟打扰了人家的午休，可见问题煞是严重。见我到来，师弟把我请进了他的宿舍，他宿舍里没人。敢情他以此推论，以为其他宿舍也没人呢。我问：“＊＊是不是骂你呢？”“什么？”他一脸的迷惘。得，他浑然不觉呢，我也别再多事，懵懂自有懵懂的好处。我只是委婉地提醒他，以后别在走廊里高声朗读。他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不知道他是明白了还是没明白。
疯狂的学习带来疯狂的收获。师弟学习世界语进步神速，硕果累累。大约半年后便能流利地使用世界语，不仅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给黄华做了翻译，还在世界语圈子里成为小小的名人，并由此谱写了许许多多的love story。他的毕业论文设计真是用世界语做媒介，构架了一个完美的机器翻译系统，再后来参加北欧的国际机器翻译大会，导师大概还是沾了师弟的光。在机器翻译界，用世界语做媒介构架翻译体系，不知道师弟是不是唯一的。但是，他那学习世界语，热爱世界语的疯狂劲头肯定是唯一的。
（注：师姐是立委的研究生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