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革命思想灌输是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也就是说每天我们都在被洗脑，从小开始，老少皆洗。
作为中小学生的我成了虔诚的革命信徒。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对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充满热情，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性质坚信不疑，对党塑造的各类各色英雄人物极度崇拜，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更是疯狂热爱和执着迷信。
文革十年间，我从几岁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但那段时间的思想教育，给我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待人处世的方式，都留下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至今挥之不去。它严重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正确思维，压缩了我们本应具有的宽阔视野。
怀旧和偏执、颓废和贪婪，要不美化过去苦难生活，要不仇视现存社会制度，我们很难走出这无形设定的怪圈，思想或多或少被过去那个时代所绑架，思维无法跟上现今时代，骨子里缺乏民主、人权、平等、法治、自由和独立之思想、人文之情怀、宪政之精髓的基因、素养和底蕴。很多人不可避免成为时代落伍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遥想当年，我特革命，特左倾，特正统，特偏执。
在列宁同志倡导的“灌输”式洗脑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服从和捍卫一切以革命名义的行动和理论。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共产党，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为世界革命、为人类解放、为真理、为理想，愿抛头洒血牺牲生命。
狂热遮没了冷静，激情丢弃了思考，我们那一代人充满神圣使命感，天降大任于己，舍我其谁也。
只是我特爱读书，因为读书就免不了会思考，因为思考自然产生困惑。而这困惑，那十年让我常夜不能寐，在自责与批判中，在迷惘与无助中熬过那漫长的夜晚。
虽然常常念叨：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但这些仍无法让我在困惑中解脱，因为年轻，因为童贞，因为单纯，因为忠诚，反而陷入更深更深的困惑。
当年的困惑之一：叛徒真的可恨吗？
当年我们脑海中叛徒的定型就是蒲志高和王连举。可恶可恨，对革命不忠。一个出卖江姐，一个出卖李玉和。
由于长期宣传的巨大影响，我们从小就对叛徒深恶痛绝的。不坚定，没骨气，缺乏为理想献身精神。助纣为虐，用同志鲜血铺就自己生活之路，苟且偷生，千夫所指。
况且中国传统也是赞美坚贞不屈的，正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但是到高中，在年龄的增长中，我开始怀疑了：人的意志真的有那坚强吗？人在酷刑面前真的能挺住吗？当叛徒的人难道就一定会改变他自己的信仰吗？违背自己意志的叛变难道真的不可原谅吗？
看到文革中大量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在牢中不堪压力，大肆交待揭发检举自己的朋友、战友和领导的反革命行为。我就更坚信：绝大部分叛徒是行刑逼供所致，是人性固有的弱点所致，不是信念信仰的改变。
再回头想起我高中喜欢并经常阅读的小说《水浒传》，我的这种念头更强烈了。小说中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梁山泊好汉时迁经不起拷打，叛变招出生辰冈案主谋，但梁山泊的英雄并没怪罪他，他后来仍是水泊大家庭中一员。
我佩服梁山泊英雄的胸襟，而我们现在还不如当年农民起义领袖，这是进步吗？后来我又得知衡阳保卫战的抗日英雄方觉先军长，为保护全城百姓和伤兵员安全，在弹尽粮绝时有条件投降，而当时方军长仍受到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甚至包括日军敌方的敬重。日军战史称：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是方先觉创造了中国军人抗击的奇迹，他虽降犹荣，名垂青史。
曾听说，给人打迷幻针或心理暗示也可能让人产生幻觉而自觉招供，那算不算叛徒呢？我确信，酷刑一定会让人开口，而且叫他怎么说就会怎么说。人可能不怕死，但人的精神承受肉体伤害能力不是无限的。有了这一想法，我开始有点同情起叛徒了，这让我心中十分害怕，这在当年是真正的大逆不道呀。
当年的困惑之二：雷锋真的存在吗？
学雷锋运动从我小学到中学贯彻始终，雷锋是我们心目中大英雄。
雷锋爱憎分明，对敌人严冬般残酷，对同志春天般热情。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姓名，干工作兢兢业业。做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党安排，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就这样走进我的心中。
当年雷锋故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雷锋日记被我们当成圣经，反复阅读。
我们刻意模仿，写雷锋式日记，做好人好事，成为雷锋式战士是我们向往的目标。
但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并不因为大学雷锋，就有多少好转。整人，告密、走后门随处可见，打砸抢仍很猖獗，权力腐败越演越烈，党内斗争惊险残酷，人性良知泯灭尽丧，整个国家离普世文明准则越来越远。
我相信任何朝代的当权者以及它的善良百姓们，都不会反感普通人的做好事行为，这是对各方都是有益无害的，尤其对统治者有利。所以后来，我开始怀疑雷锋是人为塑造出来的，目的是净化社会环境，巩固统治基础。
我在想，如果雷锋他搀扶的大娘是个地主婆，他是残酷还是热情呢？他的日记不记载每天个人的生活情况，却大量抒发革命情怀，那日记不是失去它本来效用吗？做好事不留名，怎么后来都知道了呢？他成了做好事的代名词，这是怎回事？做一颗螺丝钉，那党强调的人的主动性怎么发挥，这社会能进步吗？
现在看来，雷锋就是党的一个工具，一种培养听话顺民的标杆，可当时我就是怎么也想不通，常常自相矛盾，痛苦的不能自拔。
当年的困惑之三：社会发展有固定规律吗？
中学期间有一门课，叫《社会发展史》，是属于政治课范畴。
讲的社会发展有其自然规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制度更替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旧的制度就不适应了，只能被新制度取代。即所谓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对这门课当时我有三点不能理解：
一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和尚未是资本主义的中国产生？虽然御用理论家们用尽口舌，解释这一特例情况发生的原因，但我还是疑惑，这逆规律而动的制度是否是早产儿，有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他所阐述的规律呢？规律可改变那还叫规律吗？
二是不能理解，既然社会发展是永恒不停的，那共产主义以后社会是什么呢？一个如此完美的社会制度也要死亡吗？也会被取代吗？人类真会达到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思想极大提高按需分配的大同社会吗？那人与人有什么区别呢？这些想得我头疼。
三是我十分明显感到，欧洲的奴隶社会和中国奴隶社会，在体制上很不一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尤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它们能统划为那几类形态吗？是否为了证明理论正确性，硬是骡驴马不分呢？我不解，因而对这一门课产生思想上抵制，又不敢与别人辩解，闷在心里，压抑的很。
当年的困惑之四：贫下中农就一定先进吗？
中小学时，我们一直受这样的教育，那就是说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阶级，具有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而农民是小生产者，毛主席也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可是后来为了大力宣传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毛主席创造性地创造了中国农民的一个类似无产阶级的先进群体——贫下中农，并号召广大学生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让我很是矛盾，一方面我全身投入下乡学农活动，并积极报名去农村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思想改造。另一方我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不去接受最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
农村是苦，但经过近二十的集体生活的贫下中农还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吗，和其他家庭出生的农民有何区别？
如果说苦难，奴隶最让人辛酸，是不是更应接受奴隶阶级再教育，这不是倒退吗？弄不明白，理更乱思更痛。
上山下乡运动让多少家庭受尽苦难，虽然不少城市青少年因此感受到当年中国最本质最真实的底层生活，但理论上讲这很是荒谬的，也是毛主席时代最大的失政。
虽然现今明白这是毛主席为缓解城市青年失业压力的美丽说词，但这理论上的矛盾困惑我近十年之久。
当年的困惑之五：为什么要划分成分？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这是当年党的一个所谓政策。
但有成分论怎可能不唯成分呢？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而文革十年也确实如此，家庭成分成为个人上学、农村上调、提干、参军甚至恋爱婚姻一条重要参考值。在讲成分最严重的文革前期，我有一个朋友王某和一个邻居甘某，都是才子，绝顶聪明，但因成分不好，（一个是黄埔军校子弟，一个是伪军医子弟）小学毕业竟不让升初中念书，毁了他们一生。另一邻居潘某，一个演大春的英俊男生，因成分问题，被深爱他的女友父母（当地主要领导）活活拆散。
这种以成分论英雄的血统论，在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是主流社会形态。
年轻的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当年党的领袖大多家庭出身不好，为什么他们要推行成分论？在旧社会，他们都能起来革命，为什么解放后，这些反动阶级子弟反而打入另类，不让他们革命呢？难道反动阶级能培养他们子弟作为革命者，而无产阶级掌权后，反而无法培养这群出身反动阶级的子弟吗？
当年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底层，排斥反动阶级子弟成为一种时尚，真正实现了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是贼这一奇特境界。
后来我还知道，当年划分成分，在农村以解放前三年为基准，有土地者且雇佣农民者为地主，即使大地主如果三年前破产了，他也可以划为贫农。而一直贫穷苦干，想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存血汗钱，在三年前购置土地的中国勤奋农民，大都被划为地主富农，我外公外婆就是如此。
解放后十几年了，失去土地也远超过三年了，已经是无产的公社社员了，但他们却仍是地主富农，其子女受到社会极不公正待遇，这不是在制造敌人吗？这个推理逻辑也困扰我好多年，无法释疑。
当年的困惑之六：为什么有历史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是文革和文革前的新中国特有的一个名词。特指中国的某一群人，他们在解放前当过敌军连长以上干部，地方上当过保长村长以上干部的人，那怕他们后来退隐或者参加革命，这些人均可纳入历史反革命范畴。属于四类分子，是受打击的对象。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为何要弄个历史反革命这一新的概念？我不太明白。
至于解放前如果是三青团员、国民党员以及在敌军当兵、在反动机关尤其是强力部门工作的人甚至包括被敌人俘虏的我军官兵，虽不算历史反革命，但归属于历史上有疑点的问题人物，不论其人品如何，都是被控制、被监视、被批斗、被羞辱的对象，重用是不可能，有时连基本生活权利都被剥夺。
不过当时我似乎对这种无情清算失败者的行为，反感并不大。不解的也是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对本质问题当时尚未深入思考。
当时主要困惑的是那些在敌伪工厂工作的工人，为什么还是工人阶级，还是最先进分子？他们为敌人生产枪弹，生产被衣，直接间接帮助敌人，为何不是历史反革命？为何不受追究？同样是为了生存，当伪警察、伪职员，就大逆不道了吗？就要遭到历史清算，这不是标准不一致吗？只要阶级好，帮助敌人也可忽略，阶级不好，为了生存也不可原谅。对标准的因人而异而产生疑问，对于我后来对人、爱、仁、人性和人文的思考有着启蒙的意义。
其实那个时代，还有许多许多困惑。
文革中后期，有两个英雄人物很特出，一个叫黄帅，一个叫张铁生，都是我初中期间发生的所谓敢于反潮流的革命闯将。一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一个是交白卷的下放知青，都发生在教育战线上。至此中国教育界迅速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把当年好不容易恢复的近二年的学习氛围彻底摧毁了。仅此这点就让我特别不满，因为回潮时期我在班级成绩名列前茅，常被表扬，上光荣榜，很是骄傲，自己的成就感大大的满足了。而他们让我这些光环随之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怎能让我对他们有好感。其实当年我特别崇拜共产党塑造的英雄的，不论是董存端、黄继光，还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都是我心目中大英雄。而现在这两位英雄，我毫无敬仰之意，黄帅是个小孩，未成年人，能懂什么？我一个初中生对妹妹级的黄帅崇拜不起来，但并不憎恨。而对张铁生我不但不太喜欢，甚至有点厌恶。七五年邓小平在台上时还写过反张铁生的大字报，以泄心头不满。当年我已经可以用路线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了，认为这个典型是党内一小撮坏人乱国乱党的工具而已，这样分析心理也平衡不少。虽不敢怀疑徽宗，但可以咒骂秦桧，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了用武之地了，困惑缓解不少。
忆苦思甜是当年推行的一种政治思想教育方法之一，刚开始行之有效，但物极必反，后来效果越来越差。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成了一个形式一种负担。当年忆苦饭之难吃，用猪狗食喻之再恰当不过了。这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自我摧残。这种自残式的教育方法流行了一年多，害苦了许多虔诚的革命青年，我也不例外。虽然我当时很革命，但就是咽不下那个忆苦饭，即使反复自我批评，也不能让我大口大口吞下这玩意儿。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但榜样的力量不是无穷的，我仍是厌恶那红军都吃不到的饭，这让我心里产生严重的负担，分裂的人格让我苦恼万分。至于贫下中农忆苦报告，常常忆苦忆走了形，不是忆解放前地主欺压农民的苦难，而是回忆起解放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生活，让主持人十分尴尬，让我们很难接受。但贫农老大爷老大娘们十分坚持，不停说他们一生中最苦的就是在五九年至六一年，还常与主持人扛上了，很坚定，弄得主持人下不了台。我就多次见过这样的场面，安徽省那三年是重灾区，饿死人最多，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现象。虽然当时我心理能平衡，以为是严重自然灾害所致，但仍留有阴影，对党与政府的领导责任，对人定胜天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存有疑问，也使我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当然也带给我内心无尽的烦恼。
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是当年一项基本政治素质，是不容质疑的，我是一个最忠的革命青年。 我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之事。至于万岁、万寿无疆是否与唯物主义理论相冲突，一点也没去考虑。我们喊着共产党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那是发自内心的，是很真诚的。即使文革后期，我对许多政策产生怀疑，但对共产党，对毛主席那仍是十分的忠诚。毛主席仍是我心中的神，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当时我也有一个小困惑，那就是，全中国人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是自觉自愿的，是真心的，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即使这样，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总不能要求别人热爱自己赞美自己吧，那成什么呢？当年党的文件都要求人民热爱他们，不热爱就是反革命，这不是对觉悟了的无产阶级战士不信任吗？这不是不相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吗？这样行为不是给我们的敌人提供话题，让他们有打击我们的口舌吗？想想怎么有这么蠢的幕僚，制定出这些傻政策，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政之无则加勉成为一句空话，这不是害党害毛主席吗。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揭发谁，只有闷在肚里，让它发酵残害自己了。
今天看来，这些困惑都不是问题，可是在当年，却困扰我整个中小学的生活，给我留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不停地思索，不停地否定。苦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书，以寻找我的答案，解开我长久的心结。可是书读得越多，心中困惑越重，越是难以解脱。
这种痛苦今天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那是一个革命青年者对现实、对信仰、对制度的一种朦胧的怀疑，是心灵深处的一场战争，是否定自我、否定过去，是不可承受之重。
每个年代青年，都有自己独有困惑，当年的我们应可归属于革命的困惑了。
革命的困惑摧残了一代革命青年人。
外一篇：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4年底，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75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的通知》，揭开运动的序幕。此后毛泽东指示，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姚文元、张春桥各自撰写了一篇文章，在全国掀起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学习理论的热潮。
人人都是理论家，个个都是哲学家，挥笔写文，放眼世界，真理在握，义正辞严，我也不例外。
这篇高一时期的作文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性（中学作文）
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越来越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这也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毛主席的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对于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说：“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毛主席又说：“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毛主席还深刻地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第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毛主席这一系列重要指示，都闪烁着一个一贯的光辉的思想：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是长期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于新的老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斗它一百年，斗它一千年。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说，核心点在于生产力，即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本质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依附于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社会的向前发展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在阶级关系上的突出的阶级矛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生产力。
我们来看看社会发展史和生产力发展史，以便了解社会主义以前各社会的存在时间。人类社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三百万前，从猿到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手足分工，在此后人和动物最根本区别是思维、语言和工具，由此产生了劳动。劳动使人类完全脱离了动物，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史。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是在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度过的，而阶级社会的产生仅仅只有几千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科学地划分了五种基本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后者代替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前进，是历史的必然。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后者一般总比前者存在的时间要短，也就是说，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短，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短，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会比封建社会短。漫长的原始社会就不用说了，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几个文明古国，像埃及就曾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奴隶社会，而古罗马有记载的奴隶社会历史也有一千多年。封建社会，英国、法国等西欧封建国家经历了八个多世纪。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有一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极其漫长的，约有二千多年。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就短了，从最早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算起到如今不过几百年，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垂死、腐朽、没落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可见，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各社会更替显示出一种很明显趋势，那就是周期越来越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要联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社会向前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正比的。生产力发展了，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上层建筑也将随着发生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随生产力水平而发展的过程。生产力发展愈快，新旧社会的更替就快，各社会存在的时间也越短。纵观生产力的发展史，生产力发展绝不是像人们想象那样一、二、三、四，一步一步，老牛走路式的发展着。生产力发展不是线型发展，而是指数发展，是跳跃式的，加速度越来越高，速度愈来愈快。看，在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生产力发展就非常非常缓慢。而奴隶社会，随着金属、牛的使用，生产力比原始社会快多了。封建社会就更快了，资本主义就不用提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新科学、新技术、新工艺加速发展，一百年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进的、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生产力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短短的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就把解放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苏联变修以前，生产飞跃发展也证明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惊人快速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就是这样，越来越快，这样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发展也会越来越快，社会更替的周期也就越来越短了。
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知道，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其中包括人（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工具（机器）以及科学技术（工具的改进，机器的改良的依赖）这几个方面。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工具和科技是重要因素。马克思教导我们：“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都是历史上的革命阶级，他们一个比一个进步、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随着前者不断进步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我们还不能忘了革命（生产关系变革、阶级暴动）对生产力巨大反作用力，它是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革命阶级进步了，革命经验丰富了，阶级矛盾也激化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就更加剧烈、更加频繁、更加彻底了。有了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集中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反作用力，生产力怎能不飞跃着向前发展呢？
综上所述：社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快，社会制度更替的周期是越来越短。当然这样也可能会引起一个错觉，即：资本主义不过几百年，那取而代之而来的社会主义这个桥梁社会将会更短，不会超过几百年呢？确实，曾有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不足，曾天真的认为，把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看得简单化了。机会主义者和国内外修正主义头子也利用过这一点大做文章，刘少奇不是大刮过“共产风”吗？赫鲁晓夫不也鼓吹过“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吗？ 为了从理论上更加清楚了解这个问题，更加有力地批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谬论，下面我们来进一步讨论。
二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冲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已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资本主义灭亡后，社会该怎么向前发展呢？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后，“不应该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从前者变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步阶段，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革命导师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着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但他毕竟还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旧社会的痕迹。”这些痕迹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三大差别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传统文化的存在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的存在等等。正像毛主席说得那样：“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仍然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差不多”使得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不完全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显得特别艰巨，比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要困难的多。她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腐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还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雄厚物质基础，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我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给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任务简单而又准确地说出来了。这就是必须同一切旧的经济基础（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上）和一切旧的上层建筑（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上）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个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所以说“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前面已经说了，社会主义时期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它必须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切条件和任务。这个过渡时期决定了它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又有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如旧的文化艺术、宗教迷信、传统观念（在中国就有束缚人们手脚的孔孟之道）等。资产阶级在这时只是被击溃，远远没有被消灭。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和巨大。反抗或抵消这种反作用力，非得有充足的时间不可。这就决定社会主义时期不可能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短，那么无足轻重。
大家知道，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固然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却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所以，旧的上层建筑对新的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旧的生产关系对新发展的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固然是有的，但不像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那么突出和巨大。以前的这种社会更替，后者早就在前者母体内孕育、产生和发展。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早就在封建社会中产生了，它经过艰难曲折（主要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压制）发展壮大以后，不可避免地要爆发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也就由此确立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制度。而社会主义则不然，它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只有经过暴力革命，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才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当然就艰难的多，曲折的多，这就是社会主义之所以长期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历史上以奴隶社会剥削制度代替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制度，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时的情况相仿佛的先例。从理论上讲，数百万年形成的旧的传统观念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力，数百万年的公有制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时，会显示得十分巨大。所以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就像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一样，得经过异常的艰难曲折，得有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伟大导师恩格斯给我们指出了这点：原始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开始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注意，恩格斯这里说的几千年实质上就是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也就是从产生原始公社解体的信号（财产差别）到真的形成解体的时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段话深刻地告诉我们：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足以产生私有制即有了财产上的差别，但由于如上所述的强大反作用力，使得一时还不能进入奴隶社会，原始公社制一下也不可能解体，它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关系，直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逐步冲破旧生产关系为止。我国解放前的东北鄂伦族就是例子，它们那儿还保持着衰微的原始公社残余：土地归氏族公有，男女之间保持自然分工（男子出外狩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猎获的动物平均分配，唯有生产工具归各自家庭所有。千万不要小瞧这一点，这是生长私有制的重要因素）。这个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顽固地保持到今天，没有及时被奴隶制代替，不能不说这是如上面说的巨大反作用力在起作用。
同样，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必须经过长期艰难的斗争。这里必须指出一点，由于各国的内部矛盾和具体条件不同，各国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人类最理想美好的共产主义在一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有一个解放全人类的艰巨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也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克服顽固的传统习惯势力。列宁说得好：“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靠的势力。”彻底根除这种习惯势力，包括传统观念，传统所有制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伟大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时期究竟有多长呢？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要准确无误、一点也不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到来的快慢跟生产力发展的快慢，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传播程度，跟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以及党的坚强领导程度都息息相关。社会前进中的曲折的多寡（不要忘了，过渡时期还有变修的危险存在）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广度和深度也有极大关系。正确的结论必须得在革命发展过程不断跟进完善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用马列主义观点认真分析了过渡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大大发展了马列主义，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洞察力和英明的预见性，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千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无产阶级不要坚决地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起码要经历几千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深入，将越来越证明毛主席这一科学预言。
三
自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以来，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这样一条真理：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有多少革命先烈在敌人屠刀面前大义凛然，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慷慨就义。方志敏、刘胡兰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刻苦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一生，这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着“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啊！
今天，展望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前程，我们革命战士更是豪情满怀，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我们必须像海燕一样迎着斗争的风浪勇猛前进！和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作长期的、艰苦的、激烈的斗争。任何逃避现实，逃避斗争，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和和平平跨入共产主义都是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决不能理解成像苏联科学幻想小说《人造小太阳》中的主人公亚历山大罗维奇一觉睡了一个半世纪，在昏沉的睡梦中进入共产主义那样神秘、轻快而又容易！那当然只是一个神妙的幻想。我们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同时我们也是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既要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又要脚踏实地的大干社会主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杜绝一切不切实际的急于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幻想。我们要积极保护和培育共产主义幼芽，发展和壮大共产主义因素，以最大的气力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极力缩小三大差别，在整个过渡时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条件。
马列主义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即“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一万年后矛盾仍然看得见的原因，只不过那时没有阶级矛盾罢了。没有矛盾和斗争社会就不能发展，人类就不能进步。
我们必须在理论上真正弄懂“社会主义是长期的”这条真理，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以后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有充分的认识，特别是“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像刘少奇、林彪那样的党内走资派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必须学会识破他们，同他们作最坚决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长期的，但长期绝不等于无期。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从来也没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那种悲观论调、不敢前进、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没有根据和极端错误的。一个革命者，要是被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艰巨、复杂所吓倒，退缩不前，不敢斗争，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必然要被历史甩在后边。全体无产阶级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坚定信心，英勇奋战，革命一辈子，前进一辈子，为尽可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
我们满怀信心地看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旧世界被打得落花流水。资本主义世界百孔千疮、矛盾重重。，世界上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了目前世界上不可抗挋的历史潮流，世界走向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伟大时代。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巩固、更加繁荣、更加壮大、更加朝气蓬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批批共产主义战士也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国家成为世界革命希望，反帝反修的强大后盾，全球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
面对一派大好形势，我们相信：有毛主席为我们指引航程，有千千万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尽可能早日实现。
道路长途曲折，前途光明灿烂，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