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前天寻访旧地，遇到了插队时的那位女民兵，《朝花》里面写过的姐妹花中的二妹，如今也是子孙绕膝了。
现在才梳理清关系，原来老队长和新队长是村子里联姻的两大旺族。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三位知青入乡的老队长一共兄妹仨，妹妹是赤脚医生，就是我们的东家，当年也对我们很照顾。老队长的弟弟娶了新队长的二妹（比我岁数大，我应该叫二姐）。照片就是他们的全家福。老队长和他姐弟三家都在这个池塘边不远。池塘边还有分给我们知青的菜地。
重返旧地巧遇二姐。二姐说，维当年就是学问人，会英语，老在家听英语广播。那是我把家里的晶体管收音机，带到乡下，为了听安徽台和江苏台的英语广播讲座。文革年代不知道哪位领导批准的 很多省开办了电台的英语讲座 是当年难得的外语学习机会了。二姐告诉我，三妹小妹如今日子都还不错。三妹不远，就在镇上。小妹在外地做工。
原立委按：朋友说想写点回忆，可是老是瞎忙，就明日复明日地推下去。我的回答是： 不要等。老了有空闲，但不见得就写得出来。我插队一年，那些往事就已经连不成片，感觉将去未去，恍如隔世，想写写不出来，很别扭。分享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插队的日子，只留下零星的记忆碎片如下：
《朝华午拾: 与女民兵一道成长的日子》
我1976年高中毕业下放到皖南山区烟墩镇旁的尤村。不久赶上了“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真地把人往死里累。双抢是一年挣工分的好季节，给双份工分，有时甚至给三倍，连续20多天，天不亮起床，到半夜才回，再壮的汉子都要累趴下才能休息半天。人民公社给双倍工分这种变相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很厉害，不管多累，人都不敢懈怠，你怕累少上工，工就给别人赚去了，到年底分红，你分的稻谷、红薯和香油也相应减少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每年生产队的收成是一个定数，工分多给少给不过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方式而已。如果单纯依靠农民的社会主义干劲，双抢跟平时同等工分数，工分总量下来了，单位工分的价格提高了，就没有物质刺激出来的积极性了。谁说经济学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没有用处？
生产队照顾城里娃，工分给高些。于是给我们三个知青各开七分半工，相当于一个妇女全劳力的工分，包括早饭前上早工两个小时，否则只有六分半。那年十分工值RMB0.65元。我在妇女堆里干了半年多，年底分红，赚回了所有的口粮，外带半床红薯和四五斤香油。
妇女全劳力多是年轻的姑娘或媳妇，个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尤村的十几位风华正茂姑娘组成了一个“女民兵班”，不甘寂寞，活动有声有色，曾名噪一时。不过到我去的时候，已经式微，因为其中的骨干大都到了嫁人的年纪，近亲远媒各处张罗，集体活动不能继续。尽管如此，跟女民兵在广阔天地一道成长，在当时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的，让人沉迷和兴奋。干农活的辛苦也去了大半。
我们村村长人很精明，但脾气暴躁，又是光头，让我既怕又厌。倒是他家四个姐妹一个个如花似玉，大妹妹记不得见过，应该是外嫁了。二妹三妹都是女民兵班的主力，小妹妹刚十四五岁，皮肤白嫩，见人脸红，在社办一个作坊里做工。二妹（我叫二姐）刚嫁给本村老队长的弟弟，一个高个帅气的小伙子，感觉有些愣头青的样子。自由恋爱的，算是姑娘们中最幸运的了。刚去不久，这位二姐被照顾在场上打谷，没有下水田。我跟她一起干活，场上就两个人，总是她照顾我。从那时就落下了心猿意马的毛病，直到有一天发现她肚子越来越大，才意识到她跟其他民兵姑娘不同，原来是媳妇级的了。
后来跟三妹及一帮姑娘媳妇一道，在田里薅草（就是用耙子在水田里把杂草掀翻，不让杂草长出来），三妹总是侵犯我的领地，把她的耙子探过来帮我。没有她帮忙，我大概一半的速度也赶不上。我老指责她，“不许侵犯”，她总笑而不答，我行我素。三妹模样很好，稍微有些胖，很壮实，象个铁姑娘，但善解人意，脾气性情好得赛过薛宝钗，是我最心仪的。当时媒婆正在给她提亲，我离开村子不久，她就嫁了，听到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些农家女在我看来都是仙女。从小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却一个个风华正茂，英姿飒爽，而且不失农家女的善良朴实和冰雪聪明。我觉得当地没人配得上她们，她们自己也企图跟命运和媒人抗争，不过最后都一个个嫁走了，消没在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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