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 - 人生记忆：风雨几春秋》

人生记忆：风雨几春秋

作者：立委父

我的经历，“荒诞”传奇，今人看来，如天方夜谭。如烟往事，如水流年，斗转星移，恍如隔世，追忆沧桑，感慨万千。苦难童年，早年“成名”(64年28岁，就是显赫一方的“一把刀”)，中年挣扎在“人斗”的硝烟中。摸爬滚打，50年外科生涯，拯救病人，数以万千。95年获国家“外科主任医师”职称。晚年尽享家庭和社会双重福祉，退休后又为社会超期服务十年。迄今，退而未休，青春不减，宝刀不老，手术、开车、上网、写回忆，还有下棋对弈，乐此不疲。此间，恰逢盛世，中国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经天灾人祸，如今迎来“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人类科技和文明，亦空前“腾飞”：地球之“村”，天涯比邻，上九天揽月，日行八万里，一代人时光，越过以往千年、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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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香门第

我1936年出生于长江之滨山青水秀的皖南山村：芜湖市繁昌县磕山冲操家村李家大院。这虽是穷乡僻壤，而我们家却是书香门第、教育世家。自曾祖父李香斋（岁贡生）起，世代办学。家办私塾，名曰“崇实学校”，名噪一时，众多学子，趋之若鹜。办学以孔孟儒家学说为主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塑就儒家道德理念。国文课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大学、中庸、论语、古文观止等，同时开有数、理、化、史、地、英(日)语及音、体、美课程。男女兼收，也总有几个“千金小姐”在读（这在当时是新潮流）。家有书房、风琴、钢琴、洋鼓、洋号......琅琅读书声、欢乐鼓乐声，洋溢于院内宅外。分班（甲、乙、丙）教学，两代人同时授课。老师及其弟子们著有《李老夫子遗墨》，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昭示后人。出此人才，乃社会栋梁。学校和家庭靠“束修”维持，尚殷实，鼎盛时期, 也曾有几百亩田产。上个世纪初，这个学校兼家，在曾祖父手中建成。

故居回眸：

深宅大院，古色古香，依山面溪，坐东朝西。大门上“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经年常在。正房是前后各五大间，中间一排由三个天井和两边二个厢房组成。这样前后三排，上下两层，构成一体。楼上形成环状贯通的走马楼，左边有两间“新屋”，右边及后面是一排裙屋。前面院子，有大小院门，院内七个花台，松柏相衬，花簇绵秀，果实飘香。花有梅、菊、桂、及玫瑰、蔷薇、天竹；果有柿、桃、杏、李、枣等。所有大门均有石鼓、石狮，天井是大理石铺成。建房的砖瓦是自家建窑特制，质量堪称上乘；木材取自江西，放排顺江而下，更是一流，足见主事者之匠心。正屋楼上是教学场所和学生宿舍，楼下和“新屋”是家人生活区，脚屋是酿酒作坊和厨房、柴库。

时空转到1973年，这个“大家”除了大伯家二姐一家留守外，实、勤、毅、杰四兄弟已“四海”为家，分别在合肥、芜湖、繁城。其时文革遗毒，法制淡化，私房产权受刁民挑战。经常是人家使用，我们修缮；一合计，消除它。于是由我来办。凭借同学当政的权和法，“贱卖”之，建材移去扩建镇中学，也算既为产权正名，又做了一件公益事业，聊以慰祖。我家得款900元，给哥500，我留400，这是我们惟一的财产继承。就此，四代人的故居，完成使命而退出家史舞台。时代铸就我背负“败家子”名，是一个“大家”的终结。

百年家史：

曾祖父李香斋以上是赤贫农民，住在旧县镇下江高安圩乡，连年水灾，是中国极苦阶层，衣食住均无着。据传，曾祖父聪慧过人，他的故事传奇：少年时在野外拾粪时，偶尔靠在私塾学堂窗外听老师授课，他竟然比堂内学生背书还熟、还快，得老师赏识，免费入学。就此，改变了我家历史，成了儒家门徒，学成后职业教书、办私塾学堂。至祖父李咸升（世秀、学香，恩贡生）继承父业，执教于自家学堂，俩代单传。父辈兄弟三人，伯父李应文、叔父李应会，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父亲李应期，经理家务，只读了高小。但他们三人也都继承祖业，通力合办“崇实学校”，成为全县乃至全省著名学堂，桃李满天下，多成社稷栋粱。

实勤毅杰四兄弟相扶相持一生

我们这一代辈“名”，祖父赐名：朴、实、勤、毅、俊、杰、(英、豪)，兄长们依次递幼一岁，而我是小不点，和兄长们差10岁左右。三叔家大哥54年为国殉难（时年29岁，作为革命烈士长眠于南京雨花台）。五哥16岁时死于骨髓炎（无治疗条件）。其余弟兄相扶相持一生。这是一个大家，直到祖父仙逝（时值我出生年）后才分成三家，但都仍住在一个院宅、大门之内。这一豪门衰落于父辈中有两人自费留日，加上后来的战乱，生活逐渐陷入极度贫困。分家后，我家唯一财产是四亩田和一小片柴山（这令我家甩掉地主帽子，解放后划为“小土地出租”家庭成分)，或出租或自耕（妈妈主持，雇半个工帮忙），所收难以糊口，只是祖上遗下的“家”强过左邻右舍，但同样赤贫，衣食不保。

二、苦难童年

我的童年历经战乱、饥荒，国军、日军和新四军交叉混战，加上连年水旱灾害，人们挣扎在水火和恐怖之中，餐餐为饱腹而愁。恩母常为借一顿粮而进左邻出右舍，也常挑一点野菜充饥。隔三差五“跑反”，躲避乱军土匪，诚惶诚恐。抗日战乱时期，全家随父执教私塾，客居各地，聊保温饱。间遇“失业”，就生活无着，颠沛流离。加之父亲是“现代超前消费”的先版，借贷和负债则成为我家生活主体。父亲虽只读了高小，但他教小学，游刃有余，而且，书法公正，笛、箫、琴和歌咏均上挡次。我儿时在夏夜乘凉时，常听他吹箫和唱“苏武牧羊”，幽静而富情趣。他为人是绝对的好人，人们雅称他为“好好先生”。他执教一生，做过完小教导主任，历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体、美诸科，是一个全能的称职的教师。他亦是我小学阶段的唯一启蒙老师。

我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而是“半工半读”算完成小学阶段。1949年4月20日上午，家乡“解放”了。社会变故，家里私塾不办，父兄都去公办小学任教。我辍学在家，跟妈妈上田下地种菜园，练就一手好农活，栽秧、割稻、锄地、砍柴等样样通行，光脚走山路，不怕竹剌和石子，脚底赛过鞋底.....一妇一幼，相依为命。为挑抬重活，就雇了"半个"工，大部分轻活就我们母子俩完成。妈妈过世后，我一人在家劳动，一次我独自从大磕山砍柴68斤，赤脚挑三、四里路回家，大嫂惊异赞赏，确也不易！也曾将一桶烧熟的山芋挑到横山街叫卖，赚回几个小钱。

母亲骆一秀（1902－1950），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出身于绅士之家，中沟乡后骆村，18岁嫁来李家，门当户对。由于传统因素致其小脚、文盲。她贤淑、聪慧、勤劳、手巧，誉满娘婆两家。除缝补烧洗家务外，还独自种地、下田、兴菜园，也会纺纱织布、舂米砻稻 .....使家庭洁净温馨。为了生计，也跑过“单邦”：从芜湖批发一包棉纱，绑在身上，坐小轮回旧县街卖。一个小脚女人单身跑这小本生意，还要闯过日伪哨卡，委实不易。这种闯荡江湖的果敢和胆识，令众男人叹服。帮工在大伯家为学生烧饭，还挤空带当时七岁的我，下麦收后旷地拾残麦穗，以增收几斤小麦。她对家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万难不辞，鞠躬尽瘁。我对恩妈的情感是绝世无双，我竟然吮奶到七岁，可创“吉尼斯”记录。加上我从未离家上过小学，日夜跟随她，足见我对恩妈的依恋之情！可她却在我14岁时就离我而去，是我首次饱受天崩地塌、锥心刻骨的感伤。（1950年4月24死于大咯血，可能是肺脓疡或肺癌，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回天无术。）

我象无舵孤舟，漂向何处？家里没人领我种田，我迷茫彷徨，无人点拨。也曾见过一亲戚早我一年上中学过我家门前，因是同龄人，倒有所触动，但以为与我无缘。后来还是三妈指点迷津，故事是这样的：当时军人堂兄从南京捎信回来，让他妹妹报考繁昌中学。她除了家境比我更困难外，也因为是女的，在家受教育远比我少，所以在她决定报考时，三妈对我发话：“你也去报名考学去，你比她总更有希望些......”。就这样我与姐一道带上干粮，步行30里，到县城中学报名。然而，考学啥样、咋考我根本无知。正赶上哥哥暑期小教集训在县城，见我前来考学，他意外而惊喜，遂利用考前几个傍晚，与我一道在城外田埂上散步，为我备考，教我自然、史地、政治、语文等，果然出了成果。比如，自然题：“火的燃烧需哪三个条件？－燃料、火种、氧”；政治题：“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解放军总司令？－毛泽东、朱德。我国尚待解放两地？－西藏、台湾。”（我能考过，亦得益于家庭熏陶，我们家订有《大公报》，也常听自家几个“老师”高谈阔论时事）。三天考下来，第二天就张榜公布，全县98人考，录取50，外加备取5人，共取55人。已经辍学一年多的我，被取在28名位上（当时全县这个唯一中学是：三年级14人，二年级43人，我这一年级55人)。

三、早年轶事

卖柴买米奉养病母：

　　50年春荒（我们家乡几乎年年如此，叫“青黄不接”)，全家大麦糊度命，面临断炊绝粮，而恩妈病入膏肓，却无粒米下肚。14岁的我，1米3、4的个子，从家里挑55斤柴，到附近的镇子泥埠桥去卖。在半途草山头徐家湾时就挑不动了，于是贱卖换来一斤四两大米，回家磨成米粉，打糊给妈吃，在当时是极大的抚慰。

为妈请医：

　　50年4月，恩妈肺病后期，发热咯血，我去10里外的旧县镇请一个姓杜的诊所医生（国民党退役军医）来家出诊，他给静脉打了一针葡萄糖和肌注一针青霉素，再由我挑了40斤大麦作为医药及出诊费，并护送杜回程。返回时已经天黑下来了，弱小身躯，孤行夜路，心急母病，忐忑无耐，天地无助，身心交瘁。这次请医，对病情是杯水车薪，但却是我们家的“奢侈”之举。这之前，祖祖辈辈，生老病亡，概无从医从药先例（当然也可能有中医草药问津），一切任其自然法则，听凭上苍和命运。所以弟兄姐妹们夭折过半。我们家也是肺结
核、高血压“世家”，叔应会30英年病故于“肺病”，大伯、父、哥、三哥、姐等也“承袭”下来而罹此病，名实哥为此于70年代初在沪做过切肺手术，并大伯、父亲也都因“中风”而病故于家中。

迄求棺木：

　　恩妈病逝后，一家深陷无奈，只得“为五斗米而折腰”，我与哥哥去向在洲上教书的大伯迄求棺木，双双下跪，好在这次大伯慷慨解囊，这才完成安葬大事。

幼年三病：

　　从小就常闹头痛、肚子痛、生疮，每夏秋蚊子风行时，“摆子”就来了，冷热颤抖伴剧烈头痛，一闹就是10天半月，除了一些土法治疗如锅灰涂肚眼、黎明前跑野外躲邪外，也知道买“唐拾义”药丸内服，一服就好，这是金鸡纳霜（奎宁）。病从口入，饮食不卫生，肠道寄生虫尤其是蛔虫，常成捆屙出，所以肚子痛是常来的困扰。除了喝楝树根水之外，也会买宝塔糖吃，它里面是“山道年”药，打虫很有效。再就是冬天生疮夏天生疖，全身都有，化脓流水，内衣粘上，脱衣好像揭锅粑，这都是不卫生造成的。没有洗澡条件，一周难得进一次澡堂，那澡堂也是染病源头。这三病就是疟疾、蛔虫病、和脓疱疮，如今几乎与小孩无缘。另一次是10岁时，我得了麻疹，高热声嘶，一周多饮食不进，压根就没有就医的概念，恩妈给菩萨许愿，求其保佑，听天由命，终于死里逃生。

“鸡毛信”：

　　这是1946年夏我们家的一个“革命”故事。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鼎盛时期，我的四个长兄在抗日期间，或直接或间接都已参加了共产党在皖南的新四军。除三哥已随大军北上，二哥、四哥因为是在红区教书，未能走成，赋闲在家。而大哥在大军北撤时，他的脚底被剌伤化脓，不得已滞留在家（国统区）。时至翌年夏，他决意追赶部队。一个晚上，几个在家的哥哥，聚在门前长坝桥头，共商出走事宜。我虽比他们年幼10岁，他们的这种政治机密并不瞒我，并决定第二天让我来送“鸡毛信”，当时我10岁，不惹人注意。我将他们给我的“信”藏在鞋袜缝里，午后出发，先走15里地，在横山桥西郊父亲的学校，等待黄昏（父也不知内情，除了“保密”外，也怕他阻止子侄们的这一“冒险”），再前进15里去三山的一个乡公所。只身行进，天黑下来了，莫名的害怕，全身冷汗......当到三山街头之前，路在两山夹缝中走，昏沉沉，空荡荡，四周空无一人。壮着胆子往前赶，追上一个扛布的中年男子，默默地紧跟他壮胆。但在就要进街之前，他突然岔向北边山头去......我顿感紧张，怕是“拐子”（人贩），于是，我蹬下躲起来，等他走远了，我再孤身前进。终于上街了，找到在此打工的哥哥，此时是晚饭后了。他给我用猪油、酱油泡锅巴，外加一个咸鸭蛋，吃饱了。他陪我向街东郊去“散步”，我把“信”掏出，然后找了一个远房表亲，在三山乡公所私下盖到公章，取到“通行证”。这份“密件”，我第二天回家交给大哥，这才完成了他北上归队夙愿，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行前他为了筹措盘缠，卖了“青棵田”，扮成大后方凯旋归来“接收大员”，富贵高雅（这之前他特地在旧县街学了三个月英语，可以对话），好蒙混“关卡”......一直到解放后重逢时，他告诉我们：当年的这一天衣无缝的设计，虽然途中也被关审几天，但终因“无缝”而如愿。我当年的“鸡毛信”，功不可殁。

四、求学生活

那是建国初期，人们普遍贫困，然我是贫中之最。父失业在家，哥小教收入微薄，难支他那三口小家。母已病逝，小妹才五岁，生活无着，被迫去当“童养媳”，全家衣食难保。我在校拿乙等助学金（至少不是孤儿），每月五元。当时生活费是六元，我每月得交一元伙食费，就这，也成了大难题。衣、被也是不济，一床薄被五斤，没有被面，又垫又盖，冬天通宵不暖（那年月也特冷！）。三年中没有袜子，也未有雨鞋，空荡荡的一件旧棉袄过冬。衣服补补纳纳又一年。一年一双布鞋是月娥嫂给手缝的，管了春秋冬夏、教室、操场，理发去天主堂请神父义务行善可省得八分钱。在学校吃的倒比家里好，精神上更是富有和充实，感到青春向上，前途有望。到了三年级，军人大哥从姐处得知我的窘境，从南京邮寄一套棉衣料来，再由姐为我操办做成外袄，还把衣里子腾下来加做外套，这才有了一个学生样，享受了基本温饱。最后一个学期，我那一元伙食费无着，还好，又一“老革命”三哥伸出援手，每月让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的三嫂送来二元。这不，还有一元理发、洗澡、笔墨等零花钱哩！就
这样，完成了初中学业，哥嫂恩重泰山！上一年级时，有一个插曲：50年，抗美援朝兴起，国家号召学生参干参军，同村同学操世卓等五位选中上南京军校，令众人羡慕。我的家境自然使我更加向往，一体检：1米41的个子，40多公斤体重，远不合格，望洋兴叹。

53年夏我终于以全班第四名成绩初中毕业，接下来如何抉择？虽然这时就可工作去，但求知欲令我欲罢不能。尽管养家已是燃眉之急，然父兄却支持升学。本想争得大伯的支援，我与哥哥去洲上“请教”大伯，也许出于“自我”考虑，被拒，空手而归。拆卖家里那“新屋”（分家后我家的厨房和堂屋），给我置了一床新被，又买了一只箱子，开始了升学之路。报考医校，无需学费，还给伙食吃。哥哥和一个旁叔说：医生好，任何年月任何时局都派上用场。这一真知灼见锁定了我一生职业，直至今日我无怨无悔，虽然“医生”的辛苦和风险是众行业之首。于是报卫校（林校、银行学校摆在二、三志愿），一考就中，卫校医土专业，二年半制。

来芜考学也很传奇、浪漫，我是一个人从家步行来的（70里），这也是首次来芜湖。中间站在三山小洲四嫂娘家宿夜。亲娘老人家厚待了我，翌晨给我蛋炒饭。再走，到了中沟，还有40里，实在走不动了。江边一个船夫吆喝：二角钱到芜湖，我毅然上了小木船（当时从旧县乘小轮来就是五角钱，硬是不舍得），一船头十号人，漂漂荡荡到芜湖河南江岸下船。哎呀！芜湖真大！这“河南”（如今的马塘）比繁昌县城是大多了。走啊，走啊，爬上一个高坡，来到了中山桥，见到那硕大的中山路，嗬！天外有天，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霓红灯闪烁......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外面的世界真奇妙！我一个初中毕业生，没有坐过汽车，没有见过电灯（三年初中晚自习是靠汽油灯，宿舍用马灯），考试中出现什么“停车惯性”、电灯泡上W、V等考题，我无此经历和感悟，硬是想不出来而丢分！井底之蛙，孤陋寡闻。下了中山桥，径直去位于桥头下二街的省银行学校，找上一届同乡同学胡清纯，一切听他的。我拿从家带来的席被，晚上从江边工校被蛟子赶到金马门商校顶楼。漂啊荡啊，根本没有面临升学大考感觉，胡里胡涂，好象没有想及可否录取？也许缘自我的原本成绩，无忧无戒。我的考场在市五中，就是鸡毛山一初中，考八门：语、政、英、数、理、化、史、地，历时三天。全省统考统取，按分按志愿。考后无人操心，也无从过问，那时社会风气基本没有后来盛行的“人为”因素掺和，大家心态怡然地静等命运的驶向。

回程是大队人马，全班男女同学一道，仍然步行，沿着公路嘻戏前进。70华里走了10多个小时，各自回家待“命”。全县就我们一个毕业班42人（就是当时一年一度全县人才苗子），除五人落榜外，都升学了。我顺利地进入“芜湖卫校医士班”，中专不交学费还包吃，也发点零用钱，加上带了新被子，日子好过多了。所以大都假期也不回家，学习是认真的，无忧无虑。学期中间哥偶然也给我寄点钱，一次由平信里夹寄五角钱，不知是否“非法”，竟丢了。他来芜看我，二毛五一客冰琪淋，五毛钱一碗蟹面，一顶护耳帽，尽显手足情。三哥探亲过芜也看我，在他住的新芜路一家旅社里，用八毛钱一斤饼干招待我，“奢侈”享受，还首次偕他头生女合影。

54年暑，芜湖百年不遇大水，从北门到江边一片汪洋，宛如一口大池塘。我们留校防汛，全校师生总出动，坐船到小官山“挖山不止”（真的挖了半边山），装袋送江边堵水。杯水车薪也救急，闹了整个暑期，手上尽是血泡，也晒脱一层皮。但食堂全天有稀饭，中午一角钱面饼，倒也乐在其中，总为社会做了一件公益事，乐得其所。

五、艰难创业

55年下半年马钢医院实习，我终于成为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医生”。一纸中专毕业证书，我成了我们家、我们这一代中最高学历拥有者（战乱、贫穷使弟兄们都无缘升学）。56年3月11日加入北京医疗队赴宁国县宁墩血防组，开展全国性血防运动。工作伊始，活力澎勃。血吸虫病人的治疗是医学上一个“大”课题，好在有队长许永昶（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大夫，南京医学院上届毕业生）在上，三位医生（另一是我的同学章寄生）、四个护士、一位化验员组成八人医疗队，在农舍独开病房，三个月治疗上百病人。三价锑剂（3日、20日疗程），对全身、对局部都是剧毒，在任何大医院，也需要审慎、严谨；我初出茅庐，胆战心惊。静脉注射技术是大家第一个公共课，漏一点就会坏死，病人又都是地铺，打针者也得俯趴下操作，难度更加一层。一二周下来，我居然鹤立鸡群，小孩和妇女的静脉注射大都由我来进行，出道初捷。

接着，还是在毛主席的“送瘟神”号召下，我们被统分到南陵县一行九人全去血防站。由于灾后断了公路，遂绕道宣城、泾县，我领队。累了，又没有蚊帐，一觉醒来，蚊子咬遍全身，密集红疹像“麻疹”一样，可怕！几天后我一人被分去这个县最偏远的何湾血防组，要走70里山路，是一个古老祠堂，七、八个人，也是锑剂治疗。这样的工作条件，对于“初生牛犊”也是太刻薄了。

头半年月薪29元，要分出一半供养父妹，不作任何个人添置，本来也居无定所，维持学生式温饱就行。第七个月起就改为42元，一下去就是17年不动。男子汉要顶户养家呀，62年后就是六口之家了，63年才升至46元（加耀桂43元是89元），就这样直至支撑两个儿子读完大学，持续人生中“上养老下养小”全程，清贫一生。

流动全县或乡野查螺、粪检，或借农舍作病房收治病人，搞血防三年。第一年下来，我得了全县唯一的“一等先进工作者”，表彰我独立治疗100个病人无事故，这在当时的确也不易。那期间，工作单调，又在乡间，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毫不浪费地用在自学数、理、化上（原本我对此有兴趣，也盲目地为可能的未来升造做准备），每每过午夜。灯油，我毫不吝啬，是每月除伙食费之外主要开支。夏天防蚊，我穿长褂裤把全身封闭起来，或将两腿放进凉水桶里降温，挑灯夜战，如火如荼。这样，我做完了大学二年级的所有数理作业一大跺，还都能做得对。有滋有味，自赏自慰，自鸣得意。三年的“单调无聊”生活，我过得充实自信。

59年我被卫生局长看中，借调到县血防办公室，和卫生局合伙办公。干一行成一行，那一年内“两办”所有文字材料都出自我手，什么简报、总结、指示、报告、通知等，受到局长的青睐和器重。也从此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那已是四口之家了。

六、悲惨世界

6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风调雨顺，广种不收，饿蜉遍野，此情此景，空前绝后。我们家竟有三人就此殉荒（两边父及小妹）。那是“三面红旗”在作祟，浮夸、吹牛、蛮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业上“深耕密植”，工业上全民办钢铁，漫山遍野小高炉，砸锅炼铁，劳民伤财，国贫民荒。目睹一幕：地耕深两米（一人深），撒种无隙甚至迭加，出苗像头毛，所收不及所种，“揠苗助长”，无出其右。

一切吃的都极为匮乏，难求饱腹，为了度命和生存，只得将每月国家配给成人的22斤半“粮”，以数学的方式，分到每人每餐，无论大人小孩，都按自己的定量，用碗从食堂打来，尽锅不尽肚，吃完了事。只有一岁多的儿子例外，他每月配粮8斤，但他要一日三顿稀饭，一顿一碗（油炒盐拌进去就有味了），也要半斤，这样每月要15斤，只得从大人那里“平调”补齐，才得以保命。

荒唐的“大跃进”，要求“一天等于20年”，“大干快上”，没日没夜，天天加班到夜12点后。耀桂也是下了医生班，丢下老小在家，也要去砸矿石（全民办钢铁），精疲力竭！再有，那空空的肚子如何抵挡得住？她常常在屋后菜地里摘几片菜叶来家熬点汤（有盐无油），给我骗骗肚子，她自己却不舍得吃。我们有时利用职务之便，找找当官的使点权，批张条子，才买些“米糠”，炒熟，拌进“一吹三尺浪”的稀饭里，也真管用，好了不少。

60年春，我在县血防办公室工作，一次与管农业的县长、区长几个人，去池州开省血防会议10天。那时外面一片荒，吃的、穿的、用的“全荒”，“省会”内部却米饭、富强面、猪肉包供应，外加每天配购半斤饼干、半斤酒、一包烟，十天下来，我增了5斤体重。烟酒我没要，拿回五斤饼干，一片也不少，儿子独享。

60年，我被选中去学X光，开创这一新科目，来到芜湖地区医院放射科进修半年。那还是全社会饥荒延续期，满目凄凉，“吃”成了人们不厌其烦的话题，所有的人都是“祥林嫂”。“基本生存”这第一需求不能满足，哪顾第二、第三......社会停滞了，人们呆板了，成天处在“无奈”的求生状态下。光天化日的大街上就有从你咀上抢吃的，是当时特有的风景线。大环境下的我，当然不能幸免，我也曾为找一块大麦饼而拿着碗跑满街。政府号召“瓜菜代”，草根树皮也成了人们青睐的对象。一次耀桂抱着喂奶的老二来看我，从家里带来一斤多米，从地上找点树叉，拈几块砖头支个小灶烧一锅饭，算是一家人难得的聚餐。

人苦极了也想办法，61年我以医生这一特有身份，找县园艺场头批张条，买了一猪崽，又找粮局头批条买些糠，和徐师傅合伙饲养，五个月下来，长到100斤。一天晚上在他家宰了，二一添作五，一家一半，全部回家腌上，自产自消。从喂到宰到吃，全部在“绝密”下进行。我们俩家人的这点“优待”，就是七品官也望尘莫及。当时国家配给产妇的“标准营养”，是二斤“肉”。老二60年出生，我去食品公司买那配给的两斤肉，是浸盐透水的半边猪。半条猪呀，放在如今，绝对是不合格“食品”，焉能上餐？可见，我的这一智举，给俩家带来的何止口福，饥肠辘辘，救命清泉，民以食为天，至理名言！

59年春荒时节，父妹在家断粮断炊。无奈之下，父自己烧开水，昏倒在地，就再也没有起来，终年59岁。人的生命就这样脆弱，无病也能告终。那个时段类此事件，比比皆是，有资料说全国殉荒者达几千万。安徽是这场大跃进“人祸”的重灾区。家乡既无水、旱又无虫害，种粮的农村硬是饿死人。我们那个村子，那一春就死了好几十口。同住家里的有大伯、二姐一家，自身不保。哥在泥埠小学任教，家口带在身边，我在南陵医院工作，当时父妹主要由我赡养，几斤粮就能救老爷子命，却终成千古恨！（当时信息、交通也十分不
灵。）

说到妹妹，更是往事辛酸。妹妹名楠出生在45年，难产，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奶水不够）。五岁时痛失恩妈，一个生存弱者，是我第一个牵挂的人，我也是她唯一依恋的人。她也命大，竟然捱到60年大荒！父亲走了，她跟谁？只有我，还好，耀桂识大局，顾大情，在食不果腹的艰难时期接纳了她，把她户口移入我家，并上了南师附小。但她的生活自立和学习跟班都差一层，我对她不胜呵护、照料，她对我倚赖有加。后因我来芜湖进修，不在她身边，又处在那个特殊荒年，困难尽显，她竟盲目出走，只身来芜寻我（她心目中的唯一救星）。身无分文，一个瘦弱女孩，在那个“人抢人食”的年景，乞讨无门。140里路程，多半会饿死途中。她居然一周后来到芜湖，昏倒在车站。我得知后接回，注射葡萄糖抢救，低血糖休克（饥饿、濒死）。休养几天后，我进修客居也困难，只得乘车送回南陵家中，继续原先的生活。然家已有一老二小靠耀桂一人支撑，何况那时，工作上“少活20年干革命”，生活上糊口度命也难，如何摆平？过不久，小妹故伎重演（当然她也是无奈之举），这次再没回来了！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南、繁、芜公路往返搜寻，音讯杳无，就这样，兄妹间无别而终，永恒遗憾！小妹苦难的15年短暂人生，留给我心灵的伤痕，无法抚平。

七、名震四方

芜湖进修，我半年内完成学业，回院新建放射科。从此，正式进了县医院。还好，干的不错，30毫安小机子，胸透、拍片、胃肠造影，样样都行，为该院开创新纪元。也为我日后外科临床，提供了有益的相关知识。

干了不到一年，调外科帮忙，守门人万光前独掌门庭。那时光人才短缺，我虽是新手，却是第二位进入外科的人物，总还是先行者。仍兼职放射科，但重点转移了，这是我从医道路上艰难的起步。临床，是引人入胜的工作，它，“立竿见影”。我称心如意，如鱼得水，全身心投入。生活也安定多了，人们安居乐业，百废待兴。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坎”。正当我在外科征途上如火如荼，对临床工作悉心呵护、视若珍宝之际，出来一个“程咬金”，一个无能而昏庸的县官，分管文卫的副书记。因为歧见，出于报复心理，他已经将两位高年资医生下放到两个区医院（黄墓、何湾），是当时盛行的处罚人的手段“流放”。这还不解恨，接下来要斩草除根，殃及于我。他赤膊上阵，来医院宣布：调我去弋江院，大言不惭地说是“革命需要”。他的这一举措导致县医院伤筋动骨，不得不关闭五官科、骨科和放射科三科，同时再让外科重回孤丁看门，荒谬之极！这一棒，打在我事业的“七寸”。官逼民反，揭竿而起，与耀桂一商量，勇气上来了。揭露丑恶，抗拒不义。找管他的人去摆理（找了两个他的上司），一摊牌，果然有“包青天”，我才躲过此劫。坦平了前程，这才有后来我的外科飞跃。另外，我厚人薄己，惠人为乐，所以人缘特好，左右逢缘，助者自来，连“大院”里理发员、通讯员也为我通风报信、出谋献计，是我成功过坎的又一因素。攸攸岁月，弱肉强食，险哉!

此后，我更珍惜这一得天独厚的岗位，悉心学习临床的、书本的知识，工作忙，看书忙。很快就动手开刀，从下腹部起，两年下来，63年我在外科就跻身前茅，开始独立做上腹部手术。渐渐地手术遍及普外（胃、脾、胆、肠）、骨科、妇产科、泌尿、五官、麻醉等领域，高难度的如巨脾、脾肾静脉分流、颈清术、颈动脉瘤切除、肝切除、盆腔清扫、全胸食道切除、肺切除、纵膈肿瘤、横膈疝、脊柱结核、椎管肿瘤、腰椎间盘摘除、肾输尿管膀胱尿道手术......成为小有名气的“一把刀”。由于文革的历史延误，74年升医师，82年晋主治（全国文革后第一批，国家发给优待证，政府每逢年节上门慰问，颇受社会尊重），南陵县医院，24年临床（61年始，85年调离），让我练就过硬的外科功底，是我外科生涯的黄金时期。本市同行及前辈们都认同我的业绩。特定的环境，造就特定的人才。

65年夏被指派带领10人去弋江医院，接管挂牌，开办“县医院弋江分院”。我行政、业务一肩挑，那30病床的医院，一、二周下来，就住上35病人。并作了胃、胆、肠、子宫、膀胱以及阑尾、疝、痔等手术，在当地发生“轰动”效应。是我“三十而立”的第一展示。两个月后离开，接上“百日巡回医疗”下一驿站。

那是1965年冬季，下乡烟墩，巡回医疗100天。这时我还是外科新手，就像一个新车手一样，嗜爱、沉溺，加之肩负的使命是送医于民，我几乎成了工作狂。仅手术，就有610多例，其中开腹的121例。我一天做过17例，一个下午作三例阴式全子宫切除。再有就是胃、胆、肠、乃及牙科、眼科、五官科和骨科等，而且效果均好，难有类此，近乎神话。我这个队长带着七人医疗队，还要培训七批卫生员，建一个卫生村。为改进饮水，亲自动手，带领大家挖了两口水井，让这里的人们告别了世代吃用泥塘水，可谓德政工程。这样狂热的工作精神和取得的优异成绩，受到地区表彰。

60、70年代，我的外科事业，如日中天。虽还不是什么主任、主治的，但权威、名气，已雷贯一方。工作再忙，手术再多，那一月46元半的工薪，雷打不动，只够用来养家糊口。医技来自前人总结，“老师”就是医书。做医生的我想出绝招，卖血买书，自鸣得意。

行医数十年，出诊多少次，手术几多台，救了多少人，数也不清，记也不完。早在60、70年代，医疗条件特别简陋，遇上急出诊，单枪匹马，就地手术，只得“因陋就简”：地上洒上水，台顶拉上布，点上汽油灯，加把手电筒，“戏”就唱起来了。那是在执行毛主席 “6.26” 指示，医疗面向农村，在当时既时髦又光荣，以自己技术换来病人康复，精神上也很满足。随手拈几个花絮，追溯当年情景。

68年出诊何湾作肝修补救回了一个“王一千”：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从牛背上坠下悬崖，肝中央破裂，需要开胸修补，要血、要麻醉机，这是必须的“苛刻”条件。无奈，让救护车返城取，70里羊肠山路又遇大雾，往返得四、五个小时，腹内在大出血，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我急中生智，首创腹血回输（肝血回输当时医学上尚极少论及，因有胆汁污染，10年后，文献认可了）。那一夜，我立病人身旁，“车水战术”，从腹内抽出来，过滤后再静脉输
入，共回输1700毫升，赢得了时间。手术，就在汽油灯下，完成了开胸肝修补，初战告捷。然当术后第11天拟出院时，并发胆道大出血，阵发性腹痛伴休克，再转回县院，三天保守观察，再二次进腹作肝固有动脉结扎，终愈。救回这命，花了1000元经费，故戏称“王一千”。这，在那个时代，那样条件，那种技术，是一奇迹。

另有一次是出诊东河乡，一位脾破裂，腹内大出血，病人不能搬动，也不可能有任何外援，只得就地就条件办。腹内血抽出来，无需抗凝（已去纤维蛋白，不凝，况且当地没有抗凝剂），就在临时“手术室”，完成了脾切除救人。我这生，这种模式，力救人命，从不推诿、退缩。

八、文革十年

巡回医疗后马不停蹄地来何湾，再创“备战医院”，工作热情依旧，如火如荼。把已学到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手术做了，房子盖了，兴旺一时，誉满一方。这是66年，赶上文革风暴，我就在那“避风港”呆着，难得一个“世外桃园”，真的也就躲过一劫，保了平安。我历经“人斗”硝烟，肃反、反右、四清、文革......接踵袭来，尤其我这非无产家庭出身，更是矛靶。一出校，就有同学被打成“右派”，成为“阶下囚”十几年。我在乡野游弋血防，躲过这一劫。文革暴风骤雨，我在何湾，“造反派”本拟对我抄家，消息走漏，我把所有“字迹”（日记、文稿），包括祖传《李老夫子遗墨》统统放进洗衣桶里，上面放上湿衣，趁晚黑捎到塘边，将其和泥揉成团，扔入池塘，“消尸灭迹”，终于逃过文字狱。我于社会，无争无求，却也如履薄冰，所幸大智若愚，终成“漏网之鱼”。

1967年夏秋，著名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武斗割据，无端格杀，交通中断，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县医院“扫黑线”造反派也去全国大串联，关门停诊，守“家”的另一派“批联部”就让卫生局将我从何湾医院调回主持外科开诊。社会俨然成了战场，战就有死伤，死者已矣，伤者要救，我，一个“名”外科大夫，遂成了两派网拢要员，是两派都保护的少有的人物。格斗乱伤，子弹、炸药更是不长眼的，管你医学上什么科、什么系，所以脑
外、胸外、普外、骨科、血管外科、妇产科......都得涉足。子弹穿肺的，穿肝的，穿血管的......无法转院，也不得会诊，生死在我。当然是认真的，救死扶伤是天职，唯一老师是书本，多次“破冰之旅”，练就“多面手”，取得好疗效，令声誉雀起，是外科征途中坚实的一步。记得武斗正酣时，出诊在人家大桌上作一剖腹产，也救了两命。

68年我任外科负责人，过劳和透支尤为明显。除了白天上班外，晚上睡前总要去病房看一下，班外急诊是家常便饭。就是那一年冬天，一连17个晚上10点以后起来急诊并手术通宵，往往一夜要连做胃、脾、胆三台手术。直到来芜前我一直维持在55公斤体重，好在没闹出大毛病来，但耀桂却为此（亦常夜以继日地伫立在手术台上）英年早逝，付出了沉重代价！报端呼吁：中国中年知识份子共同面临健康危机！而我是幸运的例外。

76年7月28凌晨，唐山大地震（里氏7.8或8.2级），官方统计死24万，伤者多倍于此，古今中外罕见。在毛“自立更生”狭隘民族主义指导下，断然拒绝一切外援。实际上中国当时是“一穷二白”，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全国动员，“政治任务”，赈灾抗震。8月2日，我被召来芜，受命第一批赴唐山，抗震医疗。我挟着席帐衣巾，重现当年（53年）来芜考学时“风采”。全市三人，义无反顾，往震区去。这对我，似乎回到73年：援外医疗队，赴南也门。当年官方训话：无私援助第三世界，是国际主义义务，责无旁贷，荣光器重。现在是全国性政治任务，当然亦无话可说，虽然不但劳苦，而且危险。我正值中年，“名”贯市县，极易靶中，以当时的“政治”头脑，确也自认荣耀。就在出发的当晚午夜，来电：中央决定，伤员南下，医生就地待命。接下来我被委任为抗震医疗队长，重组25人医疗骨干，落点峨桥，繁昌再配25人后勤和保安，任务是接收地震伤员100人。这个队，除我外，还有副队长三人，指导员、副指导员各一人，市、县直接领导。将这个镇的学校和旅社全部腾出来，开病房和
住宿。几天后我带三人去南京车站，上卫生专列，选定我队伤员。车至峨桥站，50米一台拖拉机发动当路灯，几百民工，担架抬下来，送入“病房”，进入医疗阶段。一切吃、住、医由政府包下来。我将几位年长医生和女同胞安排进仅有的几所旅社，我及若干年轻人，都是“打游击”，那仍是“艰苦创业”年代。经过努力，园满完成任务，2、3月后伤员康复，逐一送返原籍。这旷世大地震，有我一份奉献。

九、家庭亲情

58年，头生子出生在南陵县黄塘乡古吁一间社屋里，五斤四两，早产。当时我们还真怕这“先天不足”带来后果，还好，后来生长，证明无碍。那年代，没有产前休息，我们在搞血防粪检，住在一个闲置的社屋，空荡荡的，无任何生活设施，安张铺，就是“家”。由于成天流动劳累，导致早产，届时，来不及了。我去奎湖街，找来一个接生员帮忙，好在我自己还可“把舵”。然后抬母子回黄暮血防组的“家”做月子。此前有准备，外婆已接来，安顿好，我还得“出征”上岗。产假后回县医院，开始安定。

在我和耀桂成家最初二十几年，虽然我们俩人都是响亮医生职业，而且主持外科、妇产科工作，然而每月收入就是89元（我46，耀桂43），维持三个孩子加岳母六口人生活，也仅糊口而已。直至供两个儿子同时上大学时还是如此，这时学生伙食标准是每月15元，我的46元工资也就三一三十一，每人15元（他俩在校还有点助学金）。一代人的时光过去了，他们俩还同样是我当年上学时供给饭费为标准！衣服总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改了老三穿，破了再补。老二上初中还穿妈妈的女式大襟衣。直到他在京读研还穿补丁裤和旧棉纱背心，好在培养了他们一生勤俭美德。我第一次有皮鞋是在工作10年后，第一次带手表是64年91元买的（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全额）。直到80年代孩子们都上大学了，家里才有一台黑白电视（450元）和一台五羊电风扇（135元）：这两样就是我一年多的工资收入，算是步入“现代化”了。早在63年以25元买过一台旧的多波段交流收音机，可收短波外台，暗自迷恋，常听到深夜，茅塞顿开。这段人生养家主要时段（上养老下养小），一个夫妻都是主治大夫的家
庭，竟然拮据如此！这是毛时代长期经济短缺的印证。

缅怀岳母：三个孩子都是外婆一手捧大的，时值三个小人全要大人呵护时，父母要“拼命干革命”，经济又拮据，外婆的功绩，不可磨灭。岳母徐天青是一位和霭慈祥的老辈，58年起直至73年过世，全程管了这个家，付出了全部心血。

84年4月30日，耀桂胃癌病故，是我人生一个大“坎”。人去楼空，触景生情，满目凄凉，如何应对，百无良法！三子女皆已工作、深造在外，一合计，走为上。先调女儿来芜，我经努力，85年9月调来芜湖长航医院（一个主治医生调出，要县常委、市人事局批准才行，也不易），如愿以偿，终于达到移居这一从小就仰慕的芜市，也方便了孩子们来家探亲，对全家人是件大事。再在孩子们的规劝下，闰月坦顺地走进了我家，为我分忧，为家解难，对孩子们也表达了关爱。小儿子更是聪慧懂理，重组新家，没费事劳神，顺理成章。没过一年，经原南陵书记热心帮助和疏导，闰月也顺利从南陵妇联调来长航公司。86年底公司又分给我家一套三室一厅79平米房子。公司有规定：分房对象需具五年企业工龄，而我还不到一年，又是网开一面，缘自我的工作业绩。（“一把手”出面说：“破例”责任，本人承担）。一分钱不花（也无钱可花，两个人工作近30年的家底就是2000元！）住进了红梅新村，再次安居乐业，闯过人生又一坎。

96年趁孙女出生之机，我远涉重洋，从上海直飞温哥华探望老二一家。飞行也就八小时，倒是进关办手续花了五小时，那时也没手机，内外不通，害得儿子在机场出口处目不转晴地盯着，怕我走失。随后的两个多月里，三个大人“管”一个小人。除了儿子有时开车带我出去观光，我也常独自游览，带上零钱、地图、相机、字典，上公交或空铁（Skytrain），从始至终，纵贯东南西北，各边各角，还去维多利亚岛世界植物园，饱览异域风光。

我唯一的胞兄名实，2001年12月6日上午9时不辞而别。如今信息交通便捷，一小时的车程，却未能谋面告别，痛失最后伺奉机会，终身惋惜！但也是福，走得利索，少了临终痛苦。享年75岁，终于心肌梗塞。手足分离，情伤难惴。从我四岁记事起，脑子里就一直有哥哥影子，挥弗不去。兄弟俩相扶一生，一切人生轨迹，都有哥哥点拨......我也做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嫂常说：“你哥哥要你头你都会给他”，寓意我什么都会随他意的。哥哥后来安居在一中和侄儿立足于地区医院，有我不灭功绩。和父亲一样，哥哥没有上过任何外校，没交过一元学费，也跟小学阶段的我一样“半工半读”，在自家学堂自成人才。44年18岁就在三山小洲江坝红区（当时有日、国、共三方拉锯占领，五里外三山街就是日军的，而江坝是新四军的）小学任教，后一直从事中小学教育。56年他30岁时出任平铺中心学区校长，晚近20年居然进了县最高学府－繁昌一中，任地理和语文中级老师，也有他传奇而耀眼的篇章，还留有大量文史资料和杂文。他年轻时英俊、洒脱，乐器遍涉，歌喉亦十分动听，水性特好......但病魔长期缠身，钩虫病、肺结核使他耗失10年多黄金时光，还经历各场“人斗”折腾，所幸躲过来了，过着清贫“先生”生活，但胆战心惊一生。

十、养儿育女

从我家里出来的小孩，不但没受过打骂，连委屈也不给，我从来就不信“棍棒出孝子”、打骂出人才。即便是不懂事的小孩，打骂无异于“弱肉强食”，他无力反抗，心理上种下“逆反”阴影，有害无益。我的这个观念符合西方文明国家规范（在西方，打骂孩子是犯法的），在国内却难能可贵：我们所见，包括左邻右舍，打骂孩子乃家常便饭，很多时候，大人在外生活压力大，回家拿孩子撒气。

养儿育女确实辛苦。60-70年代，暑夏特热，入夜，斗室闷燥（24平米），蚊虫成堆，上床入帐，似蒸笼、像桑拿。热、蚊逼人出室纳凉，不过午夜不能进屋。苦在做父母的，要不停地以笆蕉扇，给三个孩子驱热赶蚊，真是精疲力竭，困极了自己迷迷糊糊的，也还在做那机械动作。尽管如此，下半夜仍然人多长汗多长，痱子长满身，甚至疖子也来光顾，这样光景，令今人如何想及!

66年全家去河湾，一年级的老大，幼儿中班的老二，一起进何湾小学一年级。这是第二学期，老二一进去，茫然无措，上课云里雾里，回家作业也不会做。帮帮忙，还好一个月下来，跟上了，期终，老师居然让他升级。如此，他们弟兄俩就此同级上学。小女五岁，也因没有幼儿园，只得也上一年级，他们仨各差两岁，老大、老二上二年级，老三上一年级，一路优等生（有时叫“五好战士”，“三好学生”，“积极分子”等）。

在那宣扬“长大要当工农兵、书越读多越反动”的时代，劳动最光荣，三兄妹都去当过征粮“协助员”、马路工，这还因我在社会上有点“地位”，才能挤上。76年暑假，老大老二已“完成”中学学业，闲在家感到无聊，吵着要打工。我发挥社会“能量”，安排老二去峨岭、老大去丫山，做征粮员。大热天，闹地震，一个人在乡下生活，吃的，睡的，还有蚊子，可以想见，是一场意志磨炼。两个月下来，老大拿到40元工薪，第一次啊，也接近我的一月工资了，回城返家，走15里地到何湾上车。几个同行吃顿饭，出于义气，显得大方，“我请了”，掏出工资买单，其余的裤袋一塞，上车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也因前一晚“抗震”没睡好。好了，一下车，钱全没了，两个月全部“劳动价值”，水漂了，他是多么懊恼。我们家长倒是没有丝毫埋怨，接下来，为了散心，独自来到繁昌，先在堂兄钢铁厂里干了半天抬石小工，受不了，再到峨桥我的抗震医疗队，我是队长，无暇顾他，安抚一场，打发回家。

那个年头，无论大人小孩，前途何在，一片茫然！随波逐流，随风漂荡。正值中国文革后期，以学工、学农、学军为时尚，大学停办关门，唯一出路是下放农村，到“广阔天地”，当新式农民。老二年龄不够，可以缓一年，但也“吵”着要走，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练一颗“红心”。于是由我来谋划，找来一山一圩、一南一北两位区委书记，周密安排，一烟墩，一东塘。知青送行那天，全县集中，敲锣打鼓，披红戴绿，专车欢送。老二小，自立差，不放心，由父母护送，打扫清点，安个“新家”(三个同学一起组成新家)。第二天再去东塘看老大，他已上工了，在给队长当小工砌砖，一身泥，满身汗，苦、累，经得起。后来，他放牛、栽秧、割稻、锄地。他吃的是“派饭”，东家总当“客人”待，从春耕到秋收，干了一个农业周期，极少回家。几周后再去看老二，他全身就是一件小裤衩，光脚、赤膊，也不戴帽，晒的一身黑。他白天上工锄地，晚上听英语广播（从家里带来一个交流电收音机），单词写在胳膊上，工余时可背背，说明“心”还在读书。一天挣来的工分，难保一天伙食，吃，是三人小家自己轮值烧。盐水汤就是菜，赤脚可在山上挑水，那脚底扳可赶上当年的我。也做了一个农业周期，从不离队，是当时教育的“功劳”和“大环境”使然。

按《参考消息》透风，我敏感地意识到，高考可能到来。三秋以后，新学期开始之初，我找来两边“监护人”（区书记），一商量，决定让他俩去公社中学当“代课教师”，目的是能给一个备考的环境：他们在中学时，当时的时势，高三已经取消，两年制高中一多半在“学工”、“学农”、“学军”，文化课训练薄弱。果然，这设计是“英明”的，一边教书，一边复习，还有近水楼台的老教师在侧，大量收集高考资料，背水一战，全力以赴。一学期下来，这年春季，开始了文革10年来首次高考，不管如何，我们是有备而来。相比之下，略处优势，加之平时学习功底，结果，在积压十年的高考大军中，两人居然双双中榜。可惜，老二发挥不好，也缺乏考场经验，一场语文是一篇作文，两个任选题，他花了一半时间，成了，再做另一篇也行，可徒劳，审题、切题也欠准，结果得了50分（他的语文实力本可放心的），把总分拉下去了。加上因加试英语而“吃亏”，取在师大一个教学点，他本人和家里都为此而惘然若失。但总归俩人一道中榜，而且都是本科，他们那届四个班200人也就取了四人！我们家就是两个，成为南陵号外新闻。可老二委屈伤心，挥泪不止。内外氛围显得那么不协调，连老大取在第一志愿也不敢“得意”，怕触伤老二。我劝老二：总是本科，上学去，不耽误时间。老大如意进了南航自动控制系。他是独自上学的，有点“闯”的精神。在南京中华门下车，背着挎包，直奔学校，新生接待处派一辆车给他，去车站拉回行李。他办的利索，也是第一次独立出门啊！而老二则有点“胧”，我只有全程护送，安排到位，一看他那班30人，也都不凡，彼此彼此，由此稍安。果然他们这帮人，“低着头进来，昂着头出去”，后来事实证明了他们的誓言，大多读研或在大学任教，有的还进了“顶级”大学或研究所。老二毕业后，留校未成，一时受挫。一年后进京读研，计算语言学专业，是前沿学科，考时跨三个专业，要文科的语政、理科的数学及两门外语，当时很少人能适应。这是他人生一个“大步”！三年后他留社科院，得心顺手，如日中天。91年赶上出国末班车，取得“中英友好奖学金”，在英、加攻读学位，博士阶段以后来美艰苦创业，不到八年，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均取得骄人成就，发表论文数十篇，赢得18项美国政府研究项目，涉及经费千万美元，开创一片新天地。踩过荆棘、踏平坎坷，功到自成。

女儿高考落榜，物理竟考23分，要是添上10分，也就取了，而她高中物理竞赛曾是第三名呀。也许是压力太大，或者是逆反心理，一边高考一边床下放着小说书不松手，心不在焉。还好，81年银行招干，全县切高考录取后四人，她入围，一决策，让她去。以干部身份就职于工行。现实证明，这是不错的选择。后来她发奋，在职学了两个大专，按本科学历立足于社会。如今，是会计师，一直在银行办公室工作。这是我们家高考中唯一的一个意外，歪打正着，也走出一条路来。正好，幸亏留下她一人在我身边，晚年有个指靠，有个随叫随到的人，心里踏实多了。

小儿小学三年级转学来芜，一路顺风。94年师大附中高考状元，617+5分（市三好学生5分），科大主动上门：“任选专业，保证录取”。没费事，上了科大计算机系，5年制。上海工作一年多，去英国曼大读硕士、博士5年，游弋于世界计算机论坛，继老二之后又一个全球性科技人才。他，除了机灵聪慧，为人也温顺知理，充满亲情孝心。

十一、宝刀不老

来芜湖长航医院，对我是只得“吃老本”了，凭藉老本，应付裕如。用院长的话说：“你给我院挑大梁”。虽然也有两位年长医生，但还是我统揽了“手术台”。三个月下来，这年底被全院候选“人大代表”，本院及本公司职工、家属纷纷慕名找我手术。88年经交通部高评委评审晋副主任医师，95年经省卫生厅批升“主任医师”这一顶级职称。同时，我是本系统高、中、初三级职称评委，借此，以高评委身份，我南下广州（深圳），北上秦皇岛（锦州、山海关、北戴河、北京），以及万县（长江三峡）、桂林等地，履行“高知”职责，亦饱览祖国风光。

来芜20年，虽主要是吃老本，因为交流机会多了，博取众家之长，见多识广，获益亦丰。这段时期，科技飞进，技术、术式和器具、材料快速翻新，如吻合器、疝补片、骨科人工关节等，我们这代人大都没能跟上，然我却未掉队落伍，与时俱进。凭着“老本”和声誉，手术遍及几十家医院，或兼其顾问，给予辅导和支持，院外手术远逾院内总和。借着频频出诊，让我有机会开车过万公里，手术、开车成了我的“享受”，为此，我宁愿“劳累”，施益于病人及医院。不过，近年来，我国医疗环境不佳，医患纠纷频发，我主动“收紧”和“慎待”，然仍对真心求援或手术台上求助，还是应诊，深夜几十里外出诊，也在所不辞。台上救人，功德千秋！

我的从医征途上，不可忘却的两位老师是许竟斌和闵梅先。许是全国著名的骨科前辈，53年《外科学报》编辑，后来的骨科杂志编委。73年骨科进修班跟他一年，让我在全省骨科界成为一员，参与他们的历届学术活动，基本做遍骨科各类手术。他的艰苦创业和任劳任怨服务精神，是我永恒的榜样。闵是我普外、胸外开导老师，他的学术风范和领导艺术以及手术风采，令我闭目不忘。尤其在我调动来芜时，他出于“惜才”及同情，诚留我去他的医院，皖医二院。他当时恳切的肺腑之言和赤诚之意，我没齿难忘。他说：“听说你去长航医院？职工医院不是干事的地方（指行医、手术），你来这，现在是省院，后去前景光明。这边院部、人事局、卫生局都由我来办，你放心好了”。良师益友，心存感激!

电脑，这个现代文明精华，让我赶上了末班车。在我们这辈人中，用上它的，寥寥无几。我好在处于“电脑之家”，三个儿子及儿媳，都游弋于机算机浪涛中，并且都是有头有眼的人物。我在他们的“陶熏”下，走进这个“世界”。尤其是小儿上科大二时（计算机系），就给我配置了一台电脑，386，硬盘0.85G，从DOS用起，现在这台是奔腾，80G，Windows XP。英文我通一点，可读可写“初级”，用五笔、拼音可打中文。用它写论文、通讯、看新闻、搜索资料、打游戏、看图片和录像（CD、VCD），受益匪浅。使人生多了一个“消闲”有趣的去处，更让我与远在天涯海角的子女们随意“见面”，自乐陶陶。

最新消息：外孙中考，668+3分（满分720丢52分），进市重点学校。大孙女亦取省示范高中。小孙女在美读小学，全班第一，升四年级。孙儿辈健康成长，捷报频传，足另人欣慰。

《长江航运报》2001-2-20第四版“人物春秋”有对我的专访“晚霞在燃烧”，记述我其人其事。说我“15年前，从南陵县医院调来长航医院时，已是闻名遐迩的外科‘一把刀’，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人不老，仍执着。顶着头衔和光环，视实惠而不见，退休后一干又是5年，李名杰用手术刀挽救了一个个生命，至今宝刀不老，献余热于人民。他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

2005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