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这篇文章原稿写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徐夕之夜，那是初一寒假期间，三月份（我们那里文革时中小学全改为春季入学）我就进初二学习了。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写作时间距离小学生活时期还很近，回忆应该接近当时现况，相对客观，算是原汁原味的。虽然现今我对文章作了一定修改，但主要是文字上修饰，内容上保持原貌，以展示历史的真实。
我的幼儿园情况报告单
一九六五年我从幼儿园大班毕业，当年我七周岁。八月底，我和我的好朋友杨国民一起去南师附小看新生榜单。榜单贴在校门口墙上，我们俩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各自的名字。录取了，还在同一个班，南陵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3）班，我俩高兴地跳了起来。
九月一日我正式踏进小学校园，一年级上学期我担任小组长，是第一批少先队员，老师给我的学期评语是：学习尚好，要求进步，作业认真，对老师有礼貌，和同学友爱，值日生工作负责，爱活动，但上课时好做小动作，平时不爱说话，胆小，今后要努力学习，改正缺点，争取做个“三好”学生。
小学一年级上学期成绩单
一年级下学期，我全家下放何湾区，父母亲受命来何湾创建战地医院，我兄妹三人随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小山镇。
一九六六年春节后，我转入区中心小学，我弟弟当年六岁，没人带，就和我一起在同一教室上课。到二年级时，我又把四岁的妹妹带到学校，她上了一年级，此后弟弟妹妹居然都跟上了学习进程。
在山镇小学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主任每天早读给我们朗诵《欧阳海之歌》，老师音色很好听，声情并茂，故事也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少儿时欧阳海的悲惨经历，引起同学们巨大共鸣，激起我们这些小朋友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无比仇恨。
不久，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到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幼小的我，一个儿童，以一个天真的心灵参加了这场运动。在农村小学里，我算是很机灵、很有魄力的一个孩子，毕竟在小县城生活过的我，比我那些同学多少多一些见识，自然成了同学们的核心人物。那时我叫老师帮我写一个收条，到区里领取十元人民币活动经费，十元线在当时对我来说可是天文数字，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拥有这么一大笔巨款，像得到宝贝式的小心的放在箱子里。我立刻去找我最要好的朋友，比我高两级的孙健同学商讨下步安排。看到东来西往，到我们小镇串联的各色红卫兵，非常欣慕敬佩。我俩决定马上组织一群小伙伴，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我们给组织起了个名字叫匕首小分队，并把十元钱交给两位同学，叫他们一个管现金，一个管买回东西的发票。说干就干，我和同学一起到商店买了红布，印了袖章和队旗，我们把红卫兵袖章套在手臂上，在区医院走道上放了一张桌子，买了一盏煤油灯，在桌旁墙上贴了一张写着红卫兵匕首小分队的红纸，我任队长，孙任政委，我们就算拉起了队伍。我们的目的是想和其他红卫兵一样，到各地去串联，走遍祖国大好江山。不久，我们又跑到区，领了六元人民币。一切准备就绪，我希望和其他红卫兵一样，串连革命。其实串联不过就是一个幻想，我们那么小，就算自己想出去，家长也不会同意，也会阻止。而且我很小，能力也有限，管理更谈不上，我们组织随时都有土崩互解的危机。不过，当时我信心是充足的。听我们政委兼军师孙师兄说，串联需要红卫兵证，而证件需要公章，如果有大印，我们就能制作红卫兵证。而雕刻大印，我们小镇没这刻印行当，要刻印必须去县城，我决定独自去县城刻印公章。我召集大家协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跑去找父亲，吵着要去县城。因为我从小长在县城，熟人很多，父亲答应了我的要求。第二天，我准备去县城，临走时，我时终不放心自己的组织，我千嘱咐万嘱咐那几位领导，不要吵闹，好好管理小分队，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就等我回来再说。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人小好忘事，我一心想组织不能拆，队伍不能散，上了那货改客的车到县城，才发现忘记带钱，白跑一趟。我好朋友杨国民一家接待了我，我住在他家，吃在他家，每天去街上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县城比我们乡下热闹多了，一队队红卫兵举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雄赳赳气昂昂走在街上，县委会大门四周贴着前后覆盖的厚厚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标语，大字报揭发许多党内走资派腐朽没落的生活。党内的，军内的，政府的都有，高官更多，基层干部也不少，印象最深的是揭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腐朽生活，触目惊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太英明了，修正主义确实无处不在，确实有阎王店、帝王将相部、独立王国，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就会变修，我们就会受二茬罪，吃二遍苦。我在县城住了三天，但心系小分队的小伙伴们，想念我的小战友们，不知他们现在怎样，很是挂念，就买车票（杨国民父母替我买的）回何湾小镇。果然，我心焦的问题还是发生了。事情是发生在我走后的一天，小伙伴们吵起架来，大家抢起那点点小财物来，这人拿一个，那人拿一个，组织就这么散了。当时我很气愤，那些东西我要不回来，但我知道还剩下四元钱，我想从头再来，而且老师曾告诉我，只要有发票还可报销领钱。于是我赶紧找那位存放发票的同学，索要发票。可没想到，那位同学说，他母亲不知道是发票，被烧掉了。我当时气得都要哭了，尽管那位同学也很痛苦，要是能打过他，我还是会把他痛打一顿。因为没有发票，钱领不到还不打紧，老师说过没有发票，钱又用掉，就有贪污的嫌疑，我好是害怕。而我找到另一个我委托掌管现金的同学，想取回现金，却被告之钱被另一个比较大的红卫兵组织拿去了，他们说要和我们并在一起，这个组织背后是老师们全力支持的，我只得参加，当了个什么委员。但后来，为这十几元钱，我被班级几个年龄较大同学揪住不放，很过了一段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日子。有一阵子，这种压力使我不敢上学，老师找我要发票，同学找我要钱，可那是巨款十多元呀，在我九岁心灵里那是天大数字，我到那里去再弄到？我内心受到相当打击，又不便和家里人说，自己折磨自己，痛不欲生苦不堪言。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春，武斗开始了，县医院瘫痪，我父母又调回县医院，我随父母离开了那个小山镇，离开那让我胆颤心惊的环境。
1972年初一时我写的“我的小学生活”一文原稿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随着武斗停止，我和弟弟、妹妹再次转入南师附小，我和弟弟，好朋友杨国民同班，在三年级（2）班，并被选为班长。四年级因学制更改，念了两年（六年制改五年制），两年的四年级学习，我仍是班长，第二个四年级我还兼任学校红小兵营组织委员。四年级我参加县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侃侃而谈，畅谈国内外大事，主要针对美国黑豹党现状，谈了自己看法。让与会代表十分惊诧，参加会议的丁校长原来和我不认识，还问别人：这小将说得太好了，是那个小学的学生？后来得知就是他的学生，对我更是刮目相看，从此对我欣赏有加。四年级我开始看长篇小说，每天必看《参考消息》，《红旗》杂志也每期必读。在小学，我学习成绩被老师同学公认为最好的。虽然我小学政治活动很多，但我学习成绩仍是班级前两名，另一个是我弟弟。虽然当时各项文化课不打分数，但老师同学都公认为我是个学习尖子，我的学期评语常常有“学习成绩优异”这六个字，这连我弟弟都没享有过这么高的学习评价，一般他也就是学习成绩优秀的评语。我父亲的一个同事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看到评语后，认真对我父母分析说：一般成绩有尚可、良好，优良、优秀的评价，但很少有优异评语，这是最高级的。一句话把我父母说的心花怒放，我也倍感荣光。
我还耐心帮助一个学习较差的同学俞友龙，提高他的学习成绩。
四年级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年我们小孩不少男女界线严明，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总有人想突破，李广生，汪日辉、陈岗、张小峡、邵志华、乐巴丽，李建红等同学以办学习班名义，晚上聚在一起学习玩闹。而我总领着一部分男同学过去捣乱，说来也好笑，当时很不齿他们行为。我把大部分男同学组成五个小组，每天派一个小组去骚扰他们。记得有一次，我把五个小组联合起来共二十一人，买了鞭炮，晚上跑到住在学校后门李建红家，大闹在她家办学习班的那几个男女同学，放炮竹，呼口号，弄得附近都不得安宁。记得快离开时，我一连说了五首诗嘲弄对方（也就是顺口溜），硬生生地把他们学习班拆散了。到了五年级我升任学校红小兵营营长，红小兵纠察大队长，但班主任，教语文的刘老师不知为什么一见面对我印象不好，在我班委会选举得票最多情况下，没让我当班长，而是任什么个文体委员，很是滑稽。原文体委员王苏静任班长，我弟弟四年级起一直任学习委员。好在五年级下学期，刘老师已对我态度改变，我又兼任班长一职。还参加由刘老师创作的活报剧《我是五一六》演出，我演五一六的狗头军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戏剧演出。我没有一点艺术细胞，赶鸭子上驾，但活报剧受到不少好评，还在校外演出过多次。
在五年级下学期，团组织开始恢复，城关公社各小学被要求推荐几个优秀学生加入文革中第一批团组织，学校在政治上很关心我，丁校长亲自找我，要我写入团申请书，当时我才13岁，对团根本没什么认识，只知道它很先进，加入很光荣。给学校党支部交申请书的路上，我很怕丑，逼着我弟弟替我交的。很快学校就把入团志愿书交给我填写，党支部全票同意，报城关公社党委批准（当时团支部、团委还没建立），因年龄太小，上级党委没有批准。为了不让学校剃光头，学校也推荐一个比较大的同学，我班劳动委员，我曾经的好朋友汪一鸣。
说起汪一鸣，我们曾经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但自从我俩是学校唯一填写入团志愿书的学生后，他和另一好朋友胡炳生却因为一点小事突然和我吵嘴，还差点打起来了，而且他俩还在班煽动一部分同学一起围攻我，弄得我非常郁闷，很是不开心，直到小学毕业，我俩也再不说话了。
小学期间，我年年是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两次出席城关公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一次出席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
一九七二年二月我升入初中。
1972年2月3日初稿
2022年3月修改
外一篇：
永做毛主席的红小兵
作者：立委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六岁。整整40年了，有些记忆依然清晰如昨。
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最先是看到临街墙上把刘主席的标准像倒贴过来，打上红叉。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长幅标语在大街上，“火烧刘少奇”，“油炸刘少奇”。
接着，作为反面教材，放映了纪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片子里面的女音讲解，甜腻腻的，一口一个刘主席和雅加达，当时听起来觉得像女特务，不断被场内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淹没：“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电影上的王光美，打扮得很光鲜，符合资产阶级臭婆娘的标准定义。再后来，看到过几个批判刘少奇的活报剧，刘的形象被脸谱化，马脸，高鼻子，一副奸臣像。记得同时还有一个活报剧《火烧英国大使馆》，演的是首都红卫兵，对英帝国主义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机智果断纵火焚烧英国大使馆的光荣业绩（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给周恩来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和后遗症）。还记得，舞台上演纵火时的场面，好像是把火把往使馆内一扔，砰一声炸响，一股浓烟就冒出来，我在前排，呛得直咳嗽，也吓了一大跳。革命群众的艺术创造力所造成的舞台逼真效果，在一个六岁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前后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我们各家各户主动把涉嫌四旧的物品，比如，铜钱、手镯、装饰品，甚至小猫小狗的瓷玩具，统统缴公销毁。石桥旁的石头狮子也被红卫兵小将推倒在河沟，因为实在砸不烂，就用凿子破相。影响所及，67年初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大人没有节假，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同时取消了所有过年的庆祝和消遣活动，连四角压岁钱也自觉停止发放了。
当时有些老人一辈子的习惯改不了，仍然称火柴为“洋火”，铁钉为“洋钉”等。老称呼源于旧中国日常生活品连火柴和铁钉都无力生产，需要进口。可是到了66年，这些旧称呼会带来麻烦。我就看到过小脚老太太颤颤巍巍到小卖店要买“洋火”，营业员冷冷一句：“没有”。当老人指着柜台里面的商品，营业员就大发雷霆。
武斗开始之前，用于文斗的大辩论开始盛行，连小学生也互相辩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我太小插不上嘴，但是很愿意旁听。辩论什么大多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个题目是反复辩论过的：家庭出身和自我表现的辩证关系。正方的论点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反方强调“重在个人表现”。感觉双方都义正词严，都懂得引用毛主席语录，似乎哪一方都很有道理。后来，四五年级的孩子领头成立红小兵革命组织，叫“匕首小分队”，其中各年级都有代表。我哥哥是我们二年级的代表，革命组织发起人之一。由于这层关系，我也光荣卷入革命运动，比如给贴大字报的小将提浆糊筒之类。我印象我哥哥一伙还在我父亲的医院走廊尽头，摆了张桌子，设立了“匕首小分队”办事处。小分队的光荣事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大闹会场的事件。小分队得知晚上七点学校领导开教务会议，于是决定来个突然袭击。我有幸跟着哥哥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记得会议进行中，小分队一行冲进屋内，叫道：“你们这是开的什么黑会？”领导看是一帮孩子，哭笑不得，解释说，这是例行的校务工作会议。分队头头说：“那我们也要参加”。好像是某领导劝告说，工作会议，学生参加不方便。这一下炸了窝，小将们个个义正词严予以驳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不参加谁参加？你们背着革命小将开黑会，用心何其毒也。我们不但要参加，还要你们老实交出以前会议的所有记录。你们不敢公开会议记录，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诸如此类。记得校领导最后让步，同意小将可以派代表参加所有校务会议。我跟大家一样兴奋，充满了斗争初步胜利的豪情。不过，倒霉的是我当时患有夜盲症，回来路上，两眼一片漆黑，是由一位高年级大姐姐，牵着我手送我回家的（哥哥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留下来商量下一步的斗争策略）。这次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小将的斗志，拉开了向小学领导造反的序幕，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揭露走资派阴谋的大字报。
（注：立委是汉阳一江水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