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对我是太久远了，恍如隔世。这也是我一直想写，却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原因。虽然如此，插队的片断却不时在心中翻腾。虽然连不成篇，这些记忆残片却是刻印在脑海最深处的。上山下乡是我们这辈人的成年礼。
我是文革后最后一批插队的，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当时年龄不达标，按照政策可以留城，可是当年的情形是，留城待业常常是永久失业，不象插队，几年之后，还有上调招工或者升学（工农兵学员）的前途。另外就是，由于时代风尚的影响，留城的好像比下乡的矮人一截似的。我有一位同班好友，独子，留城以后，见面说话就没有我们下乡知青那样器宇轩昂。
尤村三兄弟
我插队的地方是比较偏远的皖南山区，叫尤村，就在镇子旁边。当时一起下到这个村子去的一共三位，陈兄是中医世家，人很老成憨实，带来了大半箱子医书。俞兄是退伍军人的子弟，有点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样子。我随身携带的是薄冰《简明英语语法》和一台晶体管中波收音机，希望还能继续电台《广播英语》的学习。我们三人从镇上一下车，就被尤村的老书记带领一伙人敲锣打鼓迎到了村里，暂时安置在一位公社赤脚医生的家里，住了两个月。后来村子利用国家发给我们三人的安家费，盖了三大间仓库一样透风凉的屋子，我们才算独立安家落户。
第一个月是挨户吃“派饭”，每天各家各户轮流转。农民大多朴实好客。我们吃饭的那天，东家往往要比平时多预备一些菜肴。可是，各家家境不同，伙食还是参差不齐，有些确实难以下咽，但又怕人笑话知青娇气，只好硬着头皮吃。最糟糕的不是伙食的质量，而是卫生状况。有一天天擦黑，推门去晚餐，手上黏黏糊糊摸了一手，回来后我们几个一合计，发现不是鼻涕就是浓痰的残迹，都恶心得要吐。
2019年三月23重返尤村，小池塘还在
后来决定哥仨自己开伙，分工合作。还记得清晨起来到河塘担水，身子骨瘦小的我与水桶不成比例，在早春的冷风中瑟瑟发抖。不过，自己开伙还是受用多了，每天干活就满心盼望早早收工去享用自己的晚餐。最常做也最美味的菜肴是咸肉炖黄豆。咸肉是父母捎来改善伙食的，每次割一小块肥肉，慢火烧化，那泛着油光的软黄豆实在太诱人了。黄豆和木炭都是队里照顾知青配给的，弄个小瓦罐盛上黄豆、肥肉和水，上工前置于炭火上，收工回来就四香飘溢。
这样的美味当然不能长久。于是自己种菜。我们图省事，挑最容易的菜，种了两大片黄瓜。黄瓜这玩意儿，一旦结起来，就不得了，瓜满为患。怎么摘怎么吃也赛不过它生长的速度。平时没事就摘了生吃，到了晚上再做黄瓜汤，或者炒黄瓜，直吃得想吐。这个后遗症不小。很久很久，我都把黄瓜当作最贱的菜，偶然生吃一点可以，从来不拿它当菜。可是斗转星移，不知流浪海外的何年何月，黄瓜忽然金贵起来。太太和女儿都爱吃。暖房子里面出来的英国黄瓜，每根两三块美元，一样成为我们家的必备。有时伙食中蔬菜量不够，怕孩子营养不平衡，就洗根黄瓜给她，她总是美滋滋地啃它，从不厌烦。
黄瓜确实不好做菜，但要是赶上了鸡蛋，炒菜也好，做汤也好，都不错。单做就不成菜，不下饭。鸡蛋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不养鸡自然没有鸡蛋，也舍不得买。后来还是村子里有人从我们知青这里借钱急用，可又没有钱还，就从鸡屁股下抠出一些鸡蛋来偿还我们，我们才有了些口福。有一天秃头队长来巡视，看见我们的黄瓜地，就狠狠剋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这帮懒虫，谁让你们种黄瓜来着，一点正经菜也不种，你吃个屁。他所谓正经菜，是指辣椒茄子一类，那样的菜只要有点菜籽油，不用鸡蛋不用肉，就可以做得让人垂涎欲滴。可是拾叨起来不容易，除了浇水，还要施肥，最好是粪兑水浇了才好长。
黄瓜吃腻了，后来没的好吃，改吃炒山芋（北方叫红薯）。这一招说来还是村里那个放牛娃教给我的。这个放牛娃很机灵，自从我们知青来了，就总找机会来套瓷。是他告诉我，山芋也一样可以做菜，就跟炒土豆丝一样做法。山芋是口粮，我们不缺，于是我们尝试切丝红炒，添上油盐，做出来比黄瓜好吃下饭多了。不过，有一条与土豆丝不同，炒菜的火候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烂成糊就不好吃了。
从放牛娃那里学会了骑牛。别看老牛笨乎乎的，走起路来却非常稳妥实在，一步一个脚印。起初我看田埂头的羊肠小道，老觉得那老牛一不小心就会折到沟渠或水田里，其实老牛从不出差错。放牛娃吆喝一声，那老牛就乖乖地倾前身，低下犄角，我在牛娃的帮助和鼓励下，蹬着牛角，翻身上了牛背，开始胆战心惊的骑牛前行。骑牛的最大感受是不舒服，那老牛的脊背咯咯吱吱的，感觉不到皮肉，满屁股都是骨头，根本不象我以前想像中的牧童骑牛之乐。
记于 200年六月25, 2009
与女民兵并肩修地球
下放不久赶上了“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真地把人往死里累。双抢是一年挣工分的好季节，给双份工分，有时甚至给三倍，连续20多天，天不亮起床，到半夜才回，再壮的汉子都要累趴下才能休息半天。人民公社给双倍工分这种变相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很厉害，不管多累，人都不敢懈怠。你怕累少上工，工就给别人赚去了，到年底分红，你分的稻谷、红薯和香油也相应减少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每年生产队的收成是一个定数，工分多给少给不过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方式而已。如果单纯依靠农民的社会主义干劲，双抢跟平时同等工分数，工分总量下来了，单位工分的价格提高了，就没有物质刺激出来的积极性了。谁说经济学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没有用处？
生产队照顾城里娃，工分给高些。于是给我们三个知青各开七分半工，相当于一个妇女全劳力的工分，包括早饭前上早工两个小时，否则只有六分半。那年十分工值RMB0.65元。我在妇女堆里干了半年多，年底分红，赚回了所有的口粮，外带半床红薯和四五斤香油。
妇女全劳力多是年轻的姑娘或媳妇，个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尤村的十几位风华正茂的姑娘组成了一个“女民兵班”，不甘寂寞，活动有声有色，曾名噪一时。不过到我去的时候，已经式微，因为其中的骨干大都到了嫁人的年纪，近亲远媒各处张罗，集体活动不能继续。尽管如此，跟女民兵在广阔天地一道成长，在当时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的，让人沉迷和兴奋。干农活的辛苦也去了大半。
我们村村长人很精明，但脾气暴躁，又是光头，让我既怕又厌。倒是他家四个姐妹一个个如花似玉，大妹妹记不得见过，应该是外嫁了。二妹三妹都是女民兵班的主力，小妹妹刚14-15岁，皮肤白嫩，见人脸红，在社办一个作坊里做工。二妹（我叫二姐）刚嫁给本村老队长的弟弟，一个高个帅气的小伙子，感觉有些愣头青的样子。自由恋爱的，算是姑娘们中最幸运的了。刚去不久，这位二妹被照顾在场上打谷，没有下水田。我跟她一起干活，场上就两个人，总是她照顾我。从那时就落下了心猿意马的毛病，直到有一天发现她肚子越来越大，才意识到她跟其他民兵姑娘不同，原来是媳妇级的了。后来跟三妹及一帮姑娘媳妇一道，在田里薅草（就是用耙子在水田里把杂草掀翻，不让杂草长出来），三妹总是侵犯我的领地，把她的耙子探过来帮我。没有她帮忙，我大概一半的速度也赶不上。我老指责她，“不许侵犯”，她总笑而不答，我行我素。三妹模样很好，稍微有些胖，很壮实，象个铁姑娘，但善解人意，脾气性情好得赛过薛宝钗，是我最心仪的。当时媒婆正在给她提亲，我离开村子不久，她就嫁了，听到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40多年后，2019年三月23日重回尤村，在村口巧遇二姐和姐夫
这些农家女在我看来都是仙女。从小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却一个个风华正茂，英姿飒爽，而且不失农家女的善良朴实和冰雪聪明。我觉得当地没人配得上她们，她们自己也企图跟命运和媒人抗争，不过最后都一个个嫁走了，消没在人海中。
老队长
敲锣打鼓把我们迎进村的老队长跟我们走得最近。事无巨细，他都爱来管，自然充当了知青监管人的角色。我们插队的时候，正是老队长大家庭最鼎盛的时期：五个孩子，三男二女，人丁兴旺。老伴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对人热情有加。大儿子山虎算我们哥们，比我略长，但长得比我还矮小一大截，似乎发育有问题，但干活并不赖，是个整劳力，担任队里的记分员。山虎小学毕业就回乡种田，作为长子，与女民兵姐姐一起，帮助父亲分担家庭重负。三个劳力，加上两个弟弟拾粪、放鸭，放学做点零工，一家人挣足了工分。这个家庭的红火兴旺，加上老队长的威信，可与家有四朵金花的光头队长一比，这两大家是村子里六七十户人家里面的显赫人家。老队长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在他家里我们感觉在自己家一样地自在。一家都是热心人，包括最小的六岁女儿，我们一来，就手舞足蹈，欢呼雀跃。家里做了好吃的，老队长就把我们叫去。大娘从不抱怨，总是笑吟吟默默在一旁伺候我们吃喝。
山虎很活跃，实诚热心，跟我们知青亲如兄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他总是随身带着他的记分簿，满本子是他的涂鸦，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那些工分记录。我见过不少字写得差的人，我自己也一手烂字，可把汉字写到他那样难看，那样奇形怪状，不可辨认，还真不容易。我离开尤村上大学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读他的信都要辨认老半天才能猜八九不离十。他每封信尾总是画点图示，两只手紧握啊，或者一颗心系上一条线，朴素地表示他对我们友谊地久天长的祝愿。
老队长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清瘦黝黑，尖小巴，身子骨健朗，谈笑如洪钟。他哪年当的队长，哪年让位给光头小队长，我们不很清楚。只知道老队长是退伍军人，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是尤村的核心。我们的到来，老队长异常兴奋。他跑前跑后，张罗安排，滴水不漏。只有一件事，我感觉有些滑稽，内心有抵触，却不敢流露：老队长雷打不动，每周要组织我们政治学习和座谈一次，一学就是一夜。每当这个时候，老队长就把家里的大小孩子统统驱离，把煤油灯点得亮亮的，一点不心疼熬油。他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特别严肃深思的样子。记得他组织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一字一板地阅读，那样子很象个教授，可从来也没见他有自己的讲解。对于马列，我只在中学迷恋过“政治经济学”，对于其他著作不是很懂。我听不明白的，他其实也不懂，毕竟他也就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当时我就好奇，他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对那些深奥难懂的马列原著那么热衷，而且总摆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我当年自觉是个小毛孩，老队长是可敬有威的长者，是我们的依靠，即便心里有疑惑，也从不敢追问。这样的学习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尤村。
老队长唱歌富有磁性，略带沧桑，很有魅力。记得在水田薅草的时节，暖洋洋的阳光，绿油油的禾苗，春风和煦。老队长一边薅草，一边张池有度地唱起歌来。听上去有点象船工号子，声音高高低低的，随着风，一波一波袭来，抑扬悠长，不绝如缕。那是怎样一种有声有色，和谐无间，引人遐想的农耕图景啊。
很多年过去，老队长的歌声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从未搞清这首歌的来历。直到去年，女儿的 iPod 新增的一首歌，一下子把我抓住了。这歌当然不是老队长的歌，可曲调内蕴与老队长的歌神似，是它复活了我心中掩埋已久的歌。每当歌声响起，老队长的面容身影，广阔天地的清风和日，单纯悠长的田家生活和劳动的场景，就在我眼前浮现。 我问女儿这是什么曲子。女儿一副我是土老冒的惊讶，这是 Akon 啊，那首红透半边天的歌曲 don’t matter 啊。这首黑人歌曲2007年一出品，很快在电台热播，连续两周居于排行榜首。我惊喜，也感到诧异，远隔千山万水，神秘古老的中国民间小调居然与带有美国非裔色彩的黑人歌曲如此契合。甚至我在 Akon 本人身上也隐约看到黑瘦干练的老队长的身影。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曾回村探望，那时老队长已经离开人世，是癌症夺走了他的生命。女儿远嫁，传回的消息是女婿赌博被抓进了局子，二儿子肝炎治疗不及时丢了性命。大娘经受这种种打击，显得衰老无语。家庭再也没有了欢声笑语，只有山虎撑着这个家，快30的人了一直未娶媳妇。谈起来，他总是苦苦一笑，说不急，先把弟妹上学供出来，自己的事可以放一放。我的心沉沉的，感伤世事无常，那么鼎盛兴旺的大家先失了顶梁柱，复遭种种不幸，如今如此零落。那记忆深处的歌声在我心中也更加增添了些许沧桑的苦涩和无奈。
补记（2019年三月23日）
往事如烟：前天寻访旧地，遇到了插队时姐妹花中的二姐，如今是子孙绕膝了。
重返旧地在村口巧遇二姐。二姐说，维当年就是学问人，会英语，老在家听英语广播。那是我把家里的晶体管收音机，带到乡下，为了听安徽台和江苏台的英语广播讲座。文革年代不知道哪位领导批准的 很多省开办了电台的英语讲座，是当年难得的外语学习机会了。二姐告诉我，三妹小妹如今日子都还不错。三妹不远，就在镇上。小妹在外地做工。
在王老师家合影（2005）
世界语朋友家庭聚会，欢迎日本女世界语者（右下）来访，王老师左下
1991 年出国前与刘倬导师和爱平大姐合影留念
妈妈20岁
全家福，1978年
爸爸陪我上京赶考（研究生），1983
全家福，1962
全家包括外婆和老姨，以及邻居至友何妈妈小卉姐在家门前合影，1969
我小时候给小妹画的临募
兄妹仨臂佩红小兵袖章摄于文革1966年12月8日 
